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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工到书法家

——访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

常凤林  李林

    高占祥,这位出生于京郊普通农民家庭,解放前没念过几年书就进了工厂当童工,新中国成立后,自学成才,如今成为活跃在我国政界、文坛、艺林的佼佼者,颇有传奇色彩。在他头上,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全国文联党组书记等“官衔”外,还是作家、书法家、诗人、戏剧理论家、文艺评论家……

    从“出身”探“源头”

    占祥同志每当谈到自己的成长,常常动情地说“这与母厂的培育有关”,谈到他学习书法便说“得益于干制版的出身”。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仅16岁的占祥考入北京国营五四一厂(现为北京印钞厂)。这是以印刷人民币和其它有价证券为主的特殊企业。进厂后,他被分配到制版车间,当了一名工人。印刷厂的修版工种,是个技术性较强的岗位,它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绘画技能。虽然占祥小时候就聪明好学,喜欢写写画画,但只念了几年书,更没有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学制版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占祥自幼就有一个倔强的性格:干什么钻什么,吁一行就要搞出点名堂。他为了干好修版工作,手握毛笔,练悬腕勾线,像是着了迷,白天练,晚上练,吃饭前的一会儿功夫,也要以筷代笔,在桌上练着,直至运笔稳健自如为止。为了学习绘画,他上班时在工房里临摹,下班后回到宿舍画静物,星期天背着画夹到公园练习速写。一次冬天下了大雪,冰天雪地,出不了门,他推开窗户,打开画版,画雪景。此情此景,占祥同志今天回忆起来还颇为神往……

    在制版车间工作中,还有一件事使占祥终生难忘。一天,他接受了一个排字任务。稿子上有一句话“蔡廷锴在主席台上讲话”,由于作者写的是繁体草字,占祥在检字时,将“廷”检成“延”、“锴”检成“错”,把“讲话”捡成“购活”,一句话10个字,他排错了4个,校对人员一念稿,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这给占祥极大的刺激。他没有埋怨人家写的是草字,而自责不认识草字。有道是“知耻近乎勇”,他找来“草字歌诀”等有关草字的书籍,一个草字一个草字地研究,手摹心念,掌握其规律,果真将这件坏事变成好事,从那以后,用占祥的话说:“多草的字都没关系,只要符合标准的草字,我都能认识。”

    高占祥上班是个好工人,当领导又是个好干部,业余他先是文艺骨干,后来又成了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他出板报、画宣传画,创作诗歌,登台演出……为了提高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他在工厂的夜校学了初中、高中的课程,在北京市文化宫上了6年艺木学校……在国营五四一厂工作期间,占祥当过工人、团支部书记、团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虽然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要当书法家、更没想到当什么部长,只是为了干好本职工作而对文艺广泛涉猎,但无论是为了修版用毛笔练习勾勒线条,为排字研究草书,还是刻苦学习文化,学习文艺理论知识,这些“书”外功夫,为他以后研习书法夯实了基础。

    从“勤奋”中觅“捷径”

    据我们所知,占祥同志在“文革”前,并没有刻意地钻研过书法艺术。因而,当事隔几年之后,占祥的书法卓尔不凡,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时,人们也常常提出:占祥练书法进展如此之快,可有什么“捷径”?沿着他研习书法的轨迹,我们去寻觅其中的奥秘。

    1978年,曾从事过基层团组织和企业党组织领导工作,担任过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高占祥,凭借他的工作成就和领导才干,走上了团中央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的领导岗位。职务变了,地位高了,占祥还是那般的玩命工作、玩命学习的劲头。而且,工作更勤奋,学习、研究的领域更广泛、更深入了,如果说占祥在“文革”前练习书法只是一般的爱好,只是为了把“字”写好,那么已过不惑之年,且又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占祥,为更好地肩负起主管全国青年、学生的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工作,此时才是真正把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进行深入系统地学习研究,并登堂入室,拜小他10岁的青年书法家郭金铭为师,此事在京城一时被传为佳话。

    从占祥研习书法开始,困难、矛盾接踵而来,但他不畏艰难,吟诗言志:“墨染三池水,笔下能生花,一勤克万难,苦练出英华。”近20年来,占祥先后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工作的变动,政务的繁忙,都没有动摇过他学习书法的决心。白天没时间,业余还要开会,著书立说,参加社会活动,他就利用业余之余——午夜12点钟以后,读帖临池,完成自己规定的“定量作业”。有时兴之所至,练到天将破晓,躺一会儿,又开始了新的一天工作。就这样,他从楷书人手,一笔一画地练习,寒暑不辍,反复临颜真卿的楷书《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继而临王羲之的行草《兰亭序》、《圣教序》及历代多种碑帖和名家墨迹,并攻读30多部书法理论专著。

    占祥不仅勤学,还擅勤问。他虽居文化部领导的高位,但从不摆架子,虚心向一切内行入学习。一次,他与一位书法家同桌就餐,便请教有关书法知识。开始,书法家出于礼貌,只是讲了几句客套话。后来他见占祥是真心实意地要探讨、求教问题,便将自己多年来研究书法的心得、体会向占祥讲了,使占祥获益匪浅。

    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中,他认为书法既要讲究法度,又要“师古而不泥古”,有自己的风格。为了创作一幅作品,他常常要连续研究、书写数十遍,乃至上百遍,有时.简直达到呕心沥血的地步。1994年初,占祥不慎摔伤了腿,打上了石膏,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他躺在病床上,读书、看报,听取工作汇报。稍有闲暇,他用手指在腹上“写”着,琢磨着书法艺术。当他能拄着拐杖可以在地上移动,就让家人取来文房四宝。一日深夜,家人和护理人员睡了。他挪到临时书案前,“金鸡独立”,挥毫尽情创作,一写就是四、五个小时。清晨,家人见地上是几幅精美的书法新作,再看占祥的腿,红肿得已难以移动,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从“博学”中求“神助”

    占祥有幅《龙腾虎跃》书法作品:“龙”字昂头舞尾,如驾祥云;“虎”字健胸张口,似在长啸。“龙”、“虎”交相辉映,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这幅作品赢得广泛赞誉,有人写诗称道:“纵笔龙腾虎长啸,似有墨仙助占祥”,也有人说,占祥运笔之时,才思敏捷,新意迭出,似有神助。

    其实,“助”占祥者,不是哪位“墨仙”,而是得益于他广博的知识,丰富的艺术修养。占祥在青年时代,就写诗歌、编剧本,组织“汽笛”工人文学诗社,编辑过《钟声报》。早在1954年,新华社和《工人日报》就报道过他运用文艺形式在车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先进事迹。之后,他从没间断过对多种艺术门类的学习与追求。在他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后,更是如饥似渴地研究各种艺术,从事创作实践。近10年,他先后出版了《浇花集》、《春泥集》、《人生宝鉴》、《领导艺术纵横谈》等十几部著作。这浩繁的爬格子工程,非但没有影响他研习书法,反而为他把多方面的艺术融于书法创作而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次,一位名叫董多福的业余篆刻爱好者,为占祥同志冶了一方“泼墨浇花”的闲章。占祥看到工人的作品,总有一种亲切感。为了鼓励职工业余文化活动的开展,他略加思索,伏案挥毫,一笔写下“多福寿”三个大字回赠。这幅作品一气呵成,不仅布局精道,笔法苍劲逸雅,而且从内容来看,既是吉祥的祝福,又将董多福的名字巧妙镶嵌其中,令在场的人拍案叫绝。

    1992年,占祥应邀为全国民族舞蹈创作研讨会题词。他是中国国际标准舞协会的会长、中国戏曲学会顾问,对舞蹈、戏曲均颇有研究,在书“求民魂索舞韵”6个大字时,他将对舞蹈的动律、音乐的节奏的深刻理解,凝聚笔端,使这幅作品字字游丝引带,似6位伴乐而舞的仙女,潇洒飘逸。再细品味,此幅作品还可读“索民韵求舞魂”、“求索民舞魂韵”……真可谓是书法、辞意俱佳,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占祥同志博览群书,对艺术融会贯通,他为创作《百乐图》、《百鸟图》、《百龙图》、《百虎图》等书法作品,他翻阅历朝历代的字帖,一个字一个字的临摹,并做详细的笔记,然后,在夜深入静时,分门别类,将这些资料摊满一地,反复比较,运用美学、古文字学的理论进行再度创作,使之规范、赋予其艺术生命。因而他笔下的“虎”、“龙”、“鸟”、“乐”等百字图,不是各种字体的简单汇集,而是凝聚着许多心血的精心之作。难怪一位日本友人看了占祥的书法作品,感叹道:“一位中国高级政府官员,下这么大功夫研究书法,造诣如此之深,不可思议。”

    占祥同志研习书法成功了!1993年以来,他先后出版了2本书法集,他的书法选集被收藏在美国总统博物馆,他的作品多次在海内外展出,名声鹊起;1994年,他的作品100幅在香港拍卖,一举成功,他将拍卖所得之款,全部献给香港博爱医院,用于资助敬老院。香港的一位朋友深有感触地说:“你是内地向香港慈善事业行善的第一人。”从占祥成功的背后,看到了他刻苦勤奋好学的劲头,锐意创新的精神。占祥成为书法家是如此,他成为其他的“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时代潮》 199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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