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祥：童工出身的“杂家”部长

范林

    高占祥，1935年11月生于北京通县。历任北京人民印刷厂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河北省委副书记，国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及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

    高占祥是一位好文学、善诗歌、懂戏剧、醉书画、爱舞蹈、迷摄影的多才多艺的文人，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浇花集》、《苦耕集》、《微言集》、《微风集》、《春泥集》、《文坛百论》、《处世歌诀》、《人生宝鉴》、《咏荷诗五百首》、《人生宝典》、《领导艺术纵横谈》、《社会文化论》、《文化艺术管理论》等40余部文学作品。高占祥酷爱书法，造诣精深。摄影作品视角独特、构思精巧，令人回味。《高占祥人物摄影作品集》、《荷花魂》、《莲花韵》、《国色天香》、《金秋风韵》、《百花送馨》、《春兰幽香》、《高占祥书法集》等摄影、书法作品深受群众喜爱和行家好评。曾获得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大学颁发的“中国文化交流贡献奖”等国际、国内文学艺术方面的奖项20余种。

    当年季羡林老先生读了高占祥所著《人生宝典》，慨然叹日：“他为高官、为显宦、为诗人、为学者，为这，为那，不知道有多少‘为’；他能文、能画、能摄影、能书法、能管理、能交友，能这，能那，又不知道有多少‘能’……高占祥乃当代《畸人传》或《无双谱》中的人物。”

    学海苦航，数十年如一日，从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印刷厂排字工人，到一个涉猎门类深广，所涉皆有建树，几乎集中国文化门类之大成的文化通才，文坛巨擘，岂非匪夷所思？即使用尽诸如勤奋、顽强、刻苦之类语词，都无法确切描画。

    我要读书矢志不渝

    高占祥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庭，为了生计，9岁就远离家门到铁厂当童工。

    解放初年，他响应国家“劳动光荣”的号召，就凭着4年私塾的根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人民印刷厂招录为排字工。

    毕竟只有5年的“学识水平”，他感到当一个合格的排字工都很困难，工作中出了不少笑话，几乎铸成大错。他深深体会到了缺少文化的艰辛与无奈。全国劳模郝建秀上速成中学的报道启发了他：“我要读书！”年仅16岁的小排字工，从心底里发出的渴望是多么的强烈！可是厂党支部说这是“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对他进行了多次“帮教”，要他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检查，还批评他只一心“向上爬”。批评、检查都算了，可这“向上爬”三字却让他急了，“向上爬，向上爬有什么不好？向上爬总比向下爬要好吧？我要学文化，有什么错？”想脱产学习单位不允。他只好上业余夜校，并立下保证，再不提脱产读书的事。

    凌晨，深夜，在一盏小油灯的陪伴下，他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全部学业。同时，在工厂，他仍然忘我地工作，年年被评为先进、模范，还被提拔团委书记、厂党委副书记。

    1958年，他考入当时北京唯一的一所承认学历的业余大学——刘少奇主席担任名誉校长的红旗大学。又是利用业余时间，4年苦读，他以出色的成绩拿到了大学中文专业的毕业证书。1960年7月1日，是他新婚的大喜之日，正值大二课程考试的紧张时期。晚上，众多亲友前来庆贺洞房花烛之喜，却只见新娘一人独守洞房。新郎倌自个儿自上学去了。

    紧接着，他又在红旗大学俄语系，用3年的业余时间，拿到了这个学校的第二张大学毕业文凭。此时，他已经是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了。与此同时，还坚持上了6年的业余艺校。老舍、赵树理讲文学，侯宝林讲相声，郭小川讲诗，艺术大师们的言传身授，不仅唤起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强烈兴趣，也为后来深入各个门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白天黑夜之间，子丑二时之后”，他遨游书海，孤灯独守，尽情吮吸知识的琼浆，忘我采撷文化的菁华，在学习中前进，在学习中成长，其乐也融融。即便后来在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时候，他还和儿子一道攻日语，以父子双双获得优异成绩而被传为佳话。

    一生苦斗著作“逾”身

    高占祥在担任团中央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去给侯宝林先生祝寿，看到一幅中堂，上书“苦斗”二字，是侯先生自己所书。侯先生说：“旧社会，我凭此二字养家糊口，新社会，凭此二字多作贡献。”高占祥闻之，颇多启发，于是决计一生以此二字鞭策自己，不断奋斗。

    别看他是一个“杂家”，他却堪称干一行，爱一行，并且专一行的楷模。

    做排字工、制版工，他认真学习，精益求精，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到山区种树。通过细心观察、认真实践，他总结了有关植树造林的许多经验，写出了一篇关于绿化的论文，得到了专家认可，差一点被当时的林业部调去工作。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为自己提出了“人生五年计划”。5年精研一门学科，每年涉猎至少一个相关门类。40多年过去了，他初衷未改，持之以恒，在诗歌、摄影、杂文、戏剧、曲艺、音乐、书法、舞蹈、美术、文艺评论、文化管理等方面均有著述，且见解独到。而其所涉猎的门类几乎涵盖文化、艺术的所有学科，遍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担任团中央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到后来担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虽身居高位，而读书、写作却一日未有懈怠。他的“五年计划”依然按部就班实施。当领导，哪有时间来看书、写作呢？高占祥的回答往往就3个字：“挤时间。”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常常一熬便是两三点钟。车上，飞机上，所有他视为“空闲”的时间，都被得到充分利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他时刻用来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当年“国标”旋风席卷国内，他不仅仅只是“涉足”，而是百分之百的身体力行。有知情人士说他就是“国标”旋风的“始作俑者”1993年在“中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上，高占祥以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国际标准舞协会会长身份，领舞开场，其高雅的舞姿，娴熟的技巧，迷人的风采，连著名国际舞明星都连声惊叹：舞蹈部长！真是扎扎实实地“露了一脚”。可有谁曾知，为这“一脚”，他耗尽了多少心力，吃了多少苦头？有时为一个动作的准确到位，一连练上十天半月，脚起泡，鞋磨穿，连外出坐在车上，两只脚都在暗自比划。

    “墨染三池水，笔下能生花。一勤敌万难，苦练出英华。”这应当不仅仅是对高占祥书法的写照，面对任何他所做的、他想做的事情，他都是这么一种态度——苦斗！一生的苦斗、苦练、苦耕，他不断地收获丰硕而甜美的果实，不断地走近大成的境界。

    他创作的诗歌、散文、杂文、歌词、书法、摄影、文艺评论……所涉数十门类，凡著述40余部，近500万字！

    杂文《当说必说》收入了高中语文课本；

    杂文集《人生宝鉴》、《人生宝典》不断再版，在港澳台亦深受欢迎；

    摄影诗集《清莲颂——咏荷诗五百首》获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他的书画作品早已成为收藏之珍品、馈赠之瑰宝：

    理论著作《文化管理学论纲》为开创新学科“文化管理学”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北京大学据此专门设立了“文化管理系”，并给高占祥颁发了“中国文化贡献奖”；

    摄影作品两次在中日摄影比赛中获得优秀奖，曾获得“中日文化交流贡献奖”、“中美文化交流奖”

    正是这些艺术成就，让高占祥的挚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感慨：“前两年我问占祥，你还会干什么；现在我想问，你还有什么不会干的。”

    锐意探索敢于创新

    高占祥被文化界人士称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于步人雷区的人”。

    “五讲四美”是高占祥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的首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大为振奋，为“四化”争作贡献之风，维护社会公德之风，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始恢复和兴起。但仍有不少青年人无理想、无追求、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严重；一些人不遵守公共秩序，不维护社会公德。甚至有些青少年违法犯罪，虽然是少数人，但问题还相当严重。

    党中央发出了58号文件，团中央和教育部号召广泛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开展和社会风尚的改善。为了使这样一个活动深入全国各地，变成青少年的自觉行为，高占祥分析青少年心理和年龄特征，结合当时青少年思想实际，并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将教育活动的内容浓缩成“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道德、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样的提法既生动、形象，又具体、可行，符合青少年的成长需求，很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并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随后，“五讲四美”活动很快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不仅得到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关心与支持，还受到了日本、罗马尼亚等国家友人的高度赞扬。

    1986年2月，他就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上任伊始，便提出了“文化行政机关要实行政府职能转变”的主张，文化行政机关要由直接办文化转为间接管文化；提出了文艺批评应当以“浇花”为主，文化管理适宜“微调”，文化领域要从“战场”向“市场”转变，从斗争哲学转变到建设哲学上来等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

    在高占祥众多的思想、理论创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给“文化力”立论的专著《文化力》。

    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高占祥的这部21章、洋洋30余万字的新著。该书深刻挖掘了文化力的丰富内涵，全面阐述了文化力在国家崛起、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处处散发着创新思想的气息，彰显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学术价值。

    《文化力》出版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主流媒体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国学大师文怀沙，著名作家、学者苏叔阳等都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文化事业方面，高占祥创造了许多的“第一”，恐怕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他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开拓“文化市场”的观念和思路，主张“以文补文，多业助文”以拓展文化发展渠道；

    第一个提出发展农村“文化户”，建设农村四级文化网的设想；

    第一个提出专业文化与群众文化“双并举”协调发展的方针；

    第一个提出支持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应该注重人才培养、设施建设、对外交流“三个优先”的原则，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一个提出设立群星奖、梅兰芳奖、新苗奖、金菊奖等诸多文化艺术奖项；

    第一个研究发现京剧创始人是程长庚，评剧创始人是成兆才；

    第一个倡议并主持“纪念徽班进京200年”大型活动，不仅促进了京剧艺术的繁荣，对振兴我国戏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提出全国文化事业建设要搞好“三大工程”，即创建文化先进县、蒲公英计划、建设万里边疆文化长廊；

    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管理学框架构想”，发起并成立了“中国文化管理学会”；

    第一个带头跳国际标准舞并支持创办中国国际标准舞学院，被推任为中国国际标准舞协会会长、学院名誉院长；

    致力慈善募资助学

    2001年，高占祥从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的职位上退休。现在，除了继续从事创作活动外，他还有项主要的工作——做慈善，帮助那些贫困地区和大山里的孩子完成学业。

    他参与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朝霞工程和山花工程。朝霞工程，是帮助西部2000名上学有困难的孩子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山花工程，是支持井冈山、沂蒙山等10座大山里1000名孩子上学。

    高占祥说他离岗之后，既不是大官也不是大亨，搞慈善的号召力只能靠作品。作品有了知名度和影响力，他开展公益活动才更得心应手。离岗这几年，他送出的书画作品保守估计是1000幅，送出的书近2万册。

    送作品募捐这一招，也有失灵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人向高占祥要80套书、10幅书法作品。并回家乡帮高占祥找10个企业家给孩子们捐钱。结果书法作品寄出去之后，对方的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

    高占祥已经把自己今后10年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山花工程的那10座大山里。他要把山花工程一期期办下去，搞大山的图片展览，让城里人记住还有那么多曾经为革命牺牲的老区人的后代在受穷。

    除了两大工程，高占祥还有一个心愿，毕生要成就100个有才人。这100个人是他自己要资助和成就的孩子。

    这就是高占祥，一个在苦斗中不懈探索和创新的当代“畸人”；一个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心忧其民的“杂家”。

 《开心老年》 2010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