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高占祥

　　我有一笔人生的财富,这就是我贫苦的童年。

　　1935年11月7日,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日子,我降生在北京通县郝家府村的一间破茅草屋里。接生的婶子曾对我说：“你是家境困难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身无立锥(zhuī)之地。你妈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身子骨很弱,没有奶水,是你妈把借来的玉米面打成糊糊,一口一口喂你,你才得以活下来。你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皮包骨的苦孩子,哭声都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总是‘苦娃——苦娃——苦娃’哭个不停。”

　　由于极度营养不良,我直到三岁还没长牙。在村里同龄孩子中,数我的个头最矮,数我脸色最黄,数我的衣服最破,也数我家的茅草棚最简陋(lòu)。父亲春秋给地主打短工,冬闲时也要挑担沿街叫卖。即使这样,家里还是三天两头揭不开锅,连发了霉的混合面也难以(hú)口。有一次我两天没吃上饭,饿极了就从地主的瓜地里偷吃了一个瓜。母亲知道后劈头盖脸地训了我一顿。母亲望着我那满脸的委屈,把我拉在怀里说：“别哭了孩子,咱家穷是穷,再穷也别偷人家的东西,咱人虽穷,志可不能穷啊!做人要有骨气,要堂堂正正,一辈子不能去偷、去骗,更不能去坑人害人,不然就没人味了。”母亲的话像种子一样,播撒在我稚嫩的心田。

　　正当家里难以度日的时候,杨坨(tuó)村的杨大伯来到我家,对母亲说：“听说离咱这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个石景山钢铁厂,那日本人正在招中国的孩子当‘小苦累’,苦是苦点,可到那儿还可以吃上净面的窝窝头,就让你这个小儿子和李家那讨饭的孩子一起去吧!”母亲听完愣了一下,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孩子才九岁,怎忍心让他离家去当‘苦累’哪!”说着,妈妈呜呜地哭了起来。待妈妈稍平静一些之后,杨大伯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也不忍心让刚刚九岁的孩子去给人家当‘苦累’,可这年头,有什么法子呢?让孩子到那还能混口饭吃,总比在家挨饿强吧!你看这孩子都饿成什么样子啦,再这样下去还能活得长吗?”妈妈望着我嘴角抽动了几下,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猛地扑进母亲的怀里,哀求着说：“妈,我不去!我不去!妈,我要念书,我要念书!”霎(shà)时,屋里显得那么凄凉、阴森而窒(zhì)闷。杨大伯把我从母亲的怀里拉了过来,亲切地说：“傻孩子,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钱去念书?将来日子好了,再去念书吧。”他又劝妈妈说：“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娘,这是常情。可现在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让孩子从小就到外面闯荡闯荡,说不定对孩子将来成人会有好处呢!”妈妈在饮泣中无奈地点了点头。

　　夜,很深了,母亲还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我缝补着那件破衣服。此情此景我至今还铭刻在心。长大后,每当我读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诗句时,眼前便浮现出母亲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补衣裳的情景。

　　几天后的一天早上,母亲把我从梦中叫醒,用柴锅给我炒了一碗豆渣,熬了一大碗粥,拌了些野菜,想让我饱饱吃上一顿,可我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天大亮了。我提着一个破布袋子,跟村里的另一个苦孩子,离开了家乡。母亲一直送哇,送哇,已经离村很远很远了,她还是不肯回去。在杨大伯的再三劝说下,母亲才停住了脚步,拉着我的手：“孩子,妈妈对不起你。你到外边,可别招灾惹祸!咱穷人家的孩子谁也惹不起,遇事就忍着点??”我含着泪水点了点头,和伙伴一步一步地向车站走去,母亲的抽泣声断断续续地消失在我的身后。

　　到了石景山钢铁厂之后,我要吃“净面窝窝头”的美梦破灭了。第一顿饭刚打开笼屉(tī),我的心就凉了,那土色的窝头里,带着猪毛,还没拿就散了,真难咽。

　　天还没亮,我们就开始抬废铁、砸矿石、打焦炭,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甚至连续二十多个小时,真叫累。有时实在受不了,就跑到没人的旮旯儿(gālár)去休息一会儿。还记得有一个工人在厂内的火车轨道上睡着了,结果让火车活活地给轧死了。

　　这种事太多了,我二哥就曾躺在铁炉旁边睡着被火烧着了他的棉衣,要不是拼命在地上打滚,也就给烧死了。

　　鬼子管我们叫“苦累的干活”,确实是又苦又累,哪提得起精神干活呢!一看鬼子不在我们就磨洋工。大家通好气,只要有人一说“狗来了”,大家就“积极”一阵,洋鬼子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地一站,我们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喘。有一个小孩实在太累了,刚直腰还不到两分钟,那狗东西一脚就把小孩踢到刚出炉才凝固不久的红铁块上,小孩的手烫得吱啦吱啦地响,衣服冒起了浓烟。

　　成千上万的童工,过着惨不忍睹的悲惨生活,我编了一首童谣：

　　火车一冒烟儿,到了石景山儿；

　　鞋子掉了底儿,袜子耍了圈儿；

　　吃了花子饭儿,住了花子店儿；

　　爱吃不吃,仨月俩月不开支；

　　爱干不干,一天三顿混合面??

　　我每天干活累得死去活来,在日本鬼子和工头的鞭下苦苦挣扎,夜里想娘、想家。在饥饿和困苦的袭击下,我得了“大肚子脾”。

　　我终于被折磨倒了,不用说请医生,就连点顺口饭都没有。“人在病时倍思亲”,我心想：再也不能在这呆下去了,死也要死在妈妈身边。我骨瘦如柴,一摇三晃跑回了家,一头扑进母亲怀里。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我终于背上母亲给我缝制的书包,进了学堂,圆了我的上学梦。自从上学的那天起,母亲就嘱咐我：“咱穷人家的孩子能上学堂可不容易啊!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可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母亲那句“要好好学习,可不能让人家看不起”的话,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我的心上。我学习很用功,在小学的5年里,年年期终考试拿第一,以后又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育华中学。

　　1948年,解放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同所有的穷人一样,我尝到了翻身的幸福滋味,还担任了儿童团团长。

　　儿童团员看到解放军叔叔挎的都是步枪、手枪,心里羡慕极了。于是,许多孩子自己动手做手枪。我是儿童团团长,心想我做的手枪一定要超过所有儿童团员。为了使手枪的火力超过他人,我偷偷地从地雷区找来一个比“三八”、“七九”子弹筒还长的铜管。

　　一天午饭后,我独自在外屋聚精会神地做起手枪来。左手拿着钉子,右手拿着斧头,“当,当”使劲地砸着捡来的那个铜管,想在这个铜管上凿一个导火孔。哪知道这是个地雷管,更不知道里边装有巨大杀伤力的黄色炸药。当第三斧头砸下去的时候,“轰”地一声爆炸了。这时我的左手血肉横飞,手掌炸得像破棉絮一样,黑乎乎一片,流淌着黑红色的血；小拇指的骨头被炸飞了,指上还耷拉着一块滴着黑血的肉皮,中指的肉被炸烂了,露出了一根连着肉的青筋；裤裆被炸成了筛子,碎片迸进了大腿的肉里；纳帮鞋被炸开了花,左脚背脚上的动脉被弹片穿破,鲜血汩汩地往外流,鞋里灌满了血。吓得我在院中乱跑,满地都是带血的脚印。

　　治疗炸伤的药是苦的。医生嘱咐不得用白水冲喝,药需用白酒做引子与药面一起吞服才能见效。酒是辣的,酒少了药吞不下去,酒多了又呛(qiàng)嗓子。我跟医生说：“把苦药面放在酒里,实在难喝,能不能不用酒做药引?”医生严肃地说：“你现在怕药苦,如不吞服这样又辣又涩的苦药面,那么你的伤口就要溃烂,到那时就要把整只手锯掉,如是再继续溃烂,就要把整个胳膊锯掉,难道你没见过截肢的残废人吗?到了要锯你的手、锯你的胳膊时再后悔就晚了!我的孩子,良药苦口利于病呀!”

　　听了医生的一番金石之言,我立时醒悟。现在怕吃小苦,将来要吃大苦。我将苦药面倒在了60度的白酒里,然后一饮而尽,艰难地吞下了这苦涩的药。每日早晚各服一次,连着服用了28天。

　　这又苦又涩的药,不仅医治好了我的伤口,还磨练了我坚强的意志。

　　1951年5月,我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北京人民印钞厂。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心里充满了阳光,使我懂得了过去为什么受苦,并告诉我应该怎样做人。真是“童工当部长,想都不敢想,全靠党和人民来培养。”

　　2006年9月9日

　　作者简介：

　　高占祥,1935年11月生于北京通县。曾任团中央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席。为中国作协、中国书协、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马来西亚大学中央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

　　已出版《浇花集》、《人生宝典》、《咏荷诗五百首》、《高占祥摄影艺术作品集》、《高占祥油画作品集》、《占祥墨趣》、《和平颂》等著作70部,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大世界吉尼斯之最”、“中国文化贡献奖”、“世界桂冠诗人”、联合国“和平使者”、摄影“百年经典”等奖励和荣誉称号近三十种。

《中国校园文学》    2007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