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闲说高占祥
柳萌
高占祥是个高官名人，我这个退休的人谈论他，应该不会有攀附之嫌。再说我确实也有话要说。那么，我跟高占祥先生，算不算认识呢？说实在的连自己也说不太清楚。还是用事实来回答吧。
大概是20年前吧，我从流放地回到北京，刚刚融入首都文化圈。有一次山西人民出版社开会，好像是讨论一部书稿。会议开始之前，我跟老朋友王文祥，坐在一起聊天儿。文祥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认识的人自然比较多，时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不久又有一位中年人，隔着桌子跟他招手示意，文祥对我说：“那位是高占祥，真正的官员，经常写些文章，为人也很随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高占祥。后来还有几次见过高占祥，再后来又读过他的文章。仅此而已。
中国作家协会迁入新楼办公，把原来的几间办公室，让给我供职的《小说选刊》，恰好跟中国文联在一个楼里。在楼里偶尔也会碰到高占祥，只是互相间点点头，算是出于邻居的礼貌，但是从来没有说过话。他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工作，并不见得知道我的姓名。妞果这也算是交情的话，就勉强地称为点头之交吧。
我在中国文联有些朋友，从他们的谈话里知道，高占祥先生能诗文善书法，还特别喜欢摄影艺术，据说国际舞也跳得满不错，算是个比较称职的文联领导。当然他们还说过高占祥身兼一堆显赫头衔，因为我对这些毫无兴趣，就没有放在心上。他的这些诸多文艺成就，倒是让我十分地钦佩。
别看至今不曾真正认识高占祥，有件间接发生的小事情，却一直让我隐约地觉得，高占祥本质上还是个文化人，不像有些人在别处当官儿，后来被派到文艺圈里当头，仍然端架子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其实这些人根本不懂得，文人最经不住别人尊重，你敬他一分，他回你一寸，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领导人，非常了解文化人的心理，所以他们在文艺界有众多朋友。
事情是这样，一天，作协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让我参加在大三元酒家的聚会，说是除了文联，作协两家办公厅的负责人，文联领导也出席，理由是文联和作协在一个楼里办公，应该彼此之间认识一下。这样的正当理由，我不好拒绝。便让《小说选刊》副社长葛笑政陪同我一起出席这次盛宴。
在宴会上，大家热热闹闹地交杯碰盏，好不舒畅。酒过三巡，文联，作协两家办公厅头头，拿出事先拟好的协议书给我看，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顿饭并不好吃，他们想让《小说选刊》让出办公室，由文联安排我们去别处办公。这显然是让我乖乖就范。我一看就来了火，当场就翻了脸，弄得非常不愉快，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事后我也有些后悔，都是公家的事，何必为此动气伤身。再说，若是人家不告诉你，命令你照此办理，你不也还是没辙。可是我又想，《小说选刊》刚复刊那会儿，十几个人挤在两间小屋，夏天闷热冬天寒冷，谁考虑过我们的房子！而且，有的头头在经费上卡我们，使选刊失去发行最佳时期，有的头头到了选刊院里，都不肯进来看看大伙儿。这会儿好容易住上几天好房子，又要让我们换房，这简直是有意排挤和欺负。如果因为吃了这顿饭，我就轻易地答应换房，怎么面对单位的职工呢？可是，我也不想因处理不当，弄得领导间产生芥蒂，就吩咐赠刊给文联有关人，想借此表示友好。
我满以为这样做，这件事从此就算了结啦。不曾想未过几天，又生出了事情。文联具体办事人员，把我们两间库房锁换了，想以此办法强行占有。杂志社年轻人非常气愤，想把他们的门锁砸开，被我当即制止住了。又过了几天，文联办公厅副主任罗扬来找我，说是奉高部长吩咐，商量对换办公室的事。我一听就很不愉快，我说，你们把我们房子的锁换了，先占有再来说换，这有点欺负人吧。请你回去告诉高部长，论年龄我们俩一样，论资历我们俩差不多，只是他是个高官名人。如果不把锁换回来，我就派人去砸锁，事情闹大了，反正我不怕丢人，最后丢人的恐怕还是他。罗扬还兼任高占祥的秘书，对我说的这些难听话，他是否汇报了我不知道，只是这次又这么不欢而散。
事后我也有点担心，心想这下可坏了，我这么不客气地甩话，高占祥给作协头头奏一本，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起码也得不点名地批评。
不曾想罗扬再来找我时，他首先代表高占祥道歉，并且表示：一、对换锁的人已经进行了批评，而且把锁拆掉了，二、换不换房，尊重《小说选刊》意见，如果愿意换的话，文联在保障选刊足够用房同时，负责全部按高标准装修，再补贴些钱给安装空调。
听后我就想，高占祥这个高官，倒底是平民出身，而且是个文化人，不像有的官员那样，听到一点硬话失敬话，就是不给你小鞋穿，反正也不会让你好过。后来我把情况告诉职工，大家还是不想换，这件事也就没有办成。然而这件小事却让人觉得，高占祥这位高级干部，在对待普通人时，还是非常平和亲近的，难怪文联的职工佩服他。
高占祥是一位作家，写过不少随笔杂文。可能是知道我也写点文章吧，在举办他的作品研讨会时，特意给我发来一张请柬。一拿到请柬我就有点犯难了。我说了我跟他不算熟人，何况刚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就想借故礼貌地推辞掉，可是又觉得不甚妥当，就征求评论家阎纲的意见。阎纲是高占祥的老朋友，他说：“你还是去吧，占祥这个人不错，人家请你不去不好．再说咱们也可见见面，这样的机会也难得”。于是我也就硬着头皮去了。
到了会场我发现，参加的人并不多，场面比一般研讨会还清静。文学界只有魏巍、管桦、阎纲、吴泰昌、周明、王恩宇、张虎、李凤祥、白金、陈满平等，这些人都是高占祥的老朋友。既没有什么大的官员，又没有什么时髦评论家，就连新闻记者都很少，而且高占祥也未亲自出席。大家发言都很随便自由，有的讲述跟高占祥的多年友情，有的认真客观评价他的作品，这种情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当前，所谓的作品研讨会，通常跟作者身份和经费挂沟，你是个写作的官员来人就多，你掏的钱多规模也就大，其作品当然也会被吹得令人跟晕。高占祥的这个研讨会却平平常常。
尤其是诗人王恩字的发言，听完后让我非常感动。他跟高占祥相识于工人写作组，40多年来高占祥步步高升，却始终如一地不忘这段情意。有时半夜三更打电话，跟王恩宇谈诗论文，其情其景依旧如当年。类似这样的事情，张虎、陈满平、白金等，这些当年一起写作的人，也都在会上讲述了不少。这跟有些作家攀高枝后，马上就忘记往日朋友，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完全无法同日而语。这使我进一步了解了高占祥。
退休以后闲散时间多了，偶尔也听广播看电视。前几天无意间收听到，高占祥在电台一个节目里，跟听众交谈人生体会，都谈了些什么内容，我没有从头听全，其中的一件小事，却让我产生了想法。
有位陌生听众想跟高占祥交朋友，问怎么跟他具体联系，高占祥当时二话没说，立即说出自己的电话号码，以及他办公的地点房间号，并且欢迎大家随时找他。我一听就愣住了。马上想到另外一位领导，跟他的地位完全一样，在任上都不把家中电话号码向本单位的干部职工公布，职工有事到办公室找他，还常常被秘书在门外挡驾，从客观上就跟群众隔绝了，怎么能相信他会了解民情，又怎么能相信他会做好工作呢？而这个单位过去一直有个好传统，领导家中的电话号码公开，干部职工有事随时可以破门而入。因此让我再一次地意识到，高占祥到底是高占祥，仍然不失平民本色文人心。
我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中，用了一个“冷”字，一个“闲”宇，没有更多的深刻意思。“冷”字是表示，时至今日仍然跟高占祥没有交往，退休后连点头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说是冷眼相看这位文化高官；“闲”字是表示，不了解他更多情况就不好正经地说，只能随便用几件琐碎小事情闲谈。要说写此文还有点目的的话，就是希望文化人当了官儿，不管是大官还是小官，不妨学学高占祥的为人，不忘记往日朋友，不忘记文人身份，不忘记平民出身，不忘记少点官场恶习。不然有一天从高位上走下来，连步子恐怕都不会迈了，岂不是自己不自在。
《三月风》 2001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