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1、说说三庙一塔那些事儿
　　2、说说通州水系那些事儿
　　3、说说漕运码头那些事儿
　　4、说说漕运仓储那些事儿
　　5、说说张家湾古镇那些事儿
　　6、说说安清漕帮那些事儿
　　7、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
　　8、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
　　9、说说老通州洋人那些事儿
　　10、说说运河民俗那些事儿
　　本期，小文继续给您带来《漕运码头那些事儿》之通州城外的民用码头
　　大王庙、南堂子胡同口、侗家胡同口、罗家口、药王庙口等地为零星货场，再南，江米店、横街、东岳庙口，则为大件或粗重货物的货场。
　　明清两代，南方的竹器、木器，包括苏式、广式硬木家具，就在这里下船进入北方市场。北京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德祥，在1993 年发表的《张说木器》中记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在通州南街回民胡同、白将军胡同、南水关一带， 一天内收购了7 个黄花梨官皮箱和紫檀镜支;在张家湾收购了黄花梨闷户橱;在西集镇沙古堆村收购了黄花梨小炕桌等。在漕运年代，通州是这些古典家具的集散口岸，因此，流散于民间的比较多。
　　在清朝晚期，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都曾经在通州设立分支机构。在东关，外国资本家曾经开设萨宝实、太昌两家洋行，主要进行石油、面粉、布匹、烟草、皮毛等的进出口业务。通过京杭大运河，把他们的商品扩散到中国的其他地区。

　　从上述记述中，读者可以看出，通州东关以南的民用码头，是以辐射北京及周边地区为主的。那么，辐射边远地区的货物集散码头在哪里呢?在通州北关。那里是漕运 年代通州商贸活动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地方。
　　通惠河口以北至浮桥运河西岸，是山货、竹货、茶篓、瓷器、茶砖的泊岸。在漕运年代，徽商、晋商、闽浙商帮等都在通州设店经营。茶商多为安徽、闽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的业务，主要是把茶叶等南方物产从产地运至通州，再由经销商转销他地。而经销商多为山西人，是瓷器、丝绸、茶叶的主要买主，再转手将茶叶、瓷器、丝绸、竹木制品等扩散到西北、蒙古、东北等边远地区。也有南方茶商在通州坐店经营的，比如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祖孙三代就曾经在通州北街开设了“森盛茶庄”。
　　直至清末，通州还有八家茶局子，专门从事收购、批发茶叶的业务。它们属于经销商。城内最大的茶局子是山西茶商开办的“玉川”、“大盛川”和“大德恒”，北关则有 “公祥”“振兴”两家茶庄。从南方运至通州的茶叶，卸船后， 运到茶局子储存销售。当时的茶叶包装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茶砖，每箱装36 片重180 斤和每箱装27 片重120 斤，两种包装;第二种是串子茶，也称大梗大叶茶，用竹篓包装，每篓重30 斤;第三种是红茶，每年销量达10 余万箱上千万斤。三种茶叶主要销往蒙古、新疆等游牧地区和东北以及俄罗斯等地，换回的皮毛、筋革和山货、土特产品等再经通州，由水路转销内地其他地区。
　　在北方，骆驼是主要的运输工具。为了把南方的土特产品运往蒙疆或东北、俄罗斯等地，每年有大批骆驼商来通州进行交易。当时，通州北关附近有骆驼店18 家，分布在牛作坊、前窑、后窑、皇木厂、马厂等地。马厂，就是现在的北京胸部肿瘤结核病医院所在地，最大的骆驼店天庆店就设在那里。天庆店设有两个店场，自养百十峰骆驼，以供客商在通州倒短租用。店内设有旅店、驼棚、货场、面铺、杂货店、花园等，接待东北、蒙古、新疆乃至俄罗斯客商。比天庆店稍逊一点的有三和、德聚、德丰、福兴、太和、通顺、乾元等店，经营各有特色。骆驼店除了接待住宿、喂养骆驼之外，还代替骆驼商办理买卖交易、揽货、报关纳税等手续，收取佣金。
　　瓷器，是中国历史上中外驰名的手工业品。在漕运时代，经大运河运到通州的瓷器，品种和数量已经多得无法说清。前面在说到张家湾码头时，已经说到在进行旧村改造时，皇木厂等村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同样，在通州城里城外，江西商帮设有多家瓷器店，从事批发和就地零售业务。 年深日久，这里形成了一条街巷叫“瓷器胡同”。
　　通州城附近还有第四个码头，那就是位于东、北关之间的码头。土坝剥船小水潭北侧有一座桥，叫善人桥，这座桥以北至石坝以南，是杂货、竹木、板片的卸货场。场内有堆场，靠近城墙下还建有货栈，是竹木卸货的码头，也是交易的市场。这里原来是漕船停泊地，不准民船停靠，当然也不能卸载竹木板片。清咸丰(1851—1861 年)以后，大清国内忧外患，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按下葫芦起了瓢”，国运大衰、焦头烂额。战争赔款、军队粮饷应接不暇，财政捉襟见肘。不得已，清朝统治者每年都把近二百万石漕粮改折征银。这样，来通州运送漕粮的漕船数量减少了一半多，土坝、石坝之间原来的锚地空了出来，形成了商货码头。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通州的官民码头成年累月的吞吐作用，使通州在漕运年代成为漕运枢纽和京东行政、经济、商贸、文化中心城镇，经济十分繁荣，由一座县城一跃而成为闻名中外的名城。
　　当时的通州，河上千艘万艘的各类船只涌塞河道，路上南来北往的车马行人摩肩接踵，城内城外店铺林立，真可谓“挥汗成雨，连衽成帷”。对于通州的繁华，历代都有记述。比如元代文人说通州“两岸旅店丛集，居积百货，为京东第一镇”，举凡“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 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明代文人记述说，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 ;蛮海、闽广、豫章、楚、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清 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远超元、明两代，商贸活动更为活跃。
　　文人说，江南的“南货”、五岭的“广货”、川黔的“川货”、 闽广沿海进口的“洋货”源源输送至北京，“凡京师人所需 麦石，多由河南、山东及直隶之大名、天津，江南之徐州等处运来”，“每年二月开河后，(私商)粮船雁行北上，仅在通州一地贮存者，即年约五六十万石”。那么，通州的繁华程度究竟如何呢?明代名臣杨士奇在《通州二首》中写道：
　　通州临近京师，皇家的气韵笼罩着城乡，骑着“宝鞍
　　骏马”的达官贵人经常出现在通州，远自江南的船只停泊 在通州运河之上，江浙一带和四川生产的丝绸绣品在通州的商店里展示。这样的地方的确不同凡响。
　　如果说诗是艺术化了的描写，带有作者主观夸张的浪漫色彩，还不是客观的描述，那我们就看看外来生人眼中的通州盛景吧。

　　清康熙三年(1664 年)，朝鲜国以右相洪命夏为上使，任义伯为副使，率使团出使中国。他们在《甲辰燕行录》中记述道，四月“初六日戊戌，晴。行二十五里过烟郊铺， 又行二十五里，望见通州。城外上下数十里，帆樯簇立， 车马如织。及到潞河，上流以大船作浮桥，而桥上设板。木桥左右络以铁索。与竹索横亘河上，系着两边河头之树，虽水涨，无漂流之患。信马以渡，左右沿江，闾阎扑地，市廛相连，人肩相摩，车不并轨。大小商舶皆画龙，船上板屋，男女处之。或有树(木)花草者。舟中之人，大半南京商贾，故初见我国使臣行，无不下陆观之。两岸材木积置成山，皆是练木(苦楝木)，非我国成造木之比。行数里许，入北门，城内外市肆屋几鳞合，物货云堆，左右视之，目眩不可记。”人口稠密、商务繁盛的程度，已经让远来的人们目不暇接了。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他的《英使访华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通州城的范围越来越大，已经打破了城圈，发展到郊外。城墙是用砖砌的，建筑得很坚固。城墙高过城内所有的房子……工商业显得非常兴旺，确实表现出是一个为首都服务的城市。商店铺面都上着五颜六色的漆，有的甚至涂金，悬挂着很长的招牌来吸引顾客。 货品中有来自于南方的茶叶、丝织品和瓷器，有的是来自于鞑靼区的皮货。我们非常感兴趣地看到，货品中居然还有少量的英国布匹……通州这个地方商业繁盛，从停泊在河上的大量船只数目和令人惊骇的人口稠密上可以看出。” 马戛尔尼的观察比较冷静，从城里到城外，从地上到河上 ;从建筑材料、建筑样式到商店的装潢，从商品的种类到人口的聚集，从而得出了客观的结论 ：“通州这个地方，商业繁盛、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