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本期，小文继续给您带来《漕运码头那些事儿》之通州漕运文物
　　其中一艘的发掘情况是这样的 ：
　　1998 年11 月4 日，有关部门在潞城镇郝家府村南运河北岸疏挖导流渠时，挖出了木板，施工人员见板上附有熟 铁钉并同时出土了瓷片，于是立即报告区文物所。文物部门随即上报，区领导极为重视，指示要按照科学办法进行挖掘。随即，市文物局领导、国家文物专家亲临现场指导。经过周密准备，12 月8 日起开始发掘工作。先是在沉船周边打6 眼18 米深机井，用水泵抽水降低地下水位。15 日，按照布方展开作业面，清出船形。随后在沉船内和周边发掘出金、元、明时期瓷片，在船底部，清出了元代代表性瓷器——缸胎鸡腿瓶、丰肩平底罐和横梁木水筲等物品。 据此判断，为元末明初货船。17 日 清 理 完 毕，18 日， 将 沉船吊离出水，制定并实施了整体吊运和保护方案。
　　经测绘，该沉船位于运河北岸，距河岸约5 米，顺河向沉没。船头向上游，船体略倾斜，船底对河身，船舱倾向北岸，尾部微上翘。船底板及右侧船舷残存，未见左侧船舷及部分底板。全船残长17.5 米，残宽1.6 米，共9 舱。
　　船板由杉木、硬杂木构成，板厚8 厘米。甲板外侧设长木枋一根，以防撞击，船身主板纵向错缝拼接，板端接口为阴阳口，俗称“拍巴掌”。船头底板横拼，与其他船板 咬口拼接，两板拼接处，以铁钉固定，从上板斜向钉入下板，缝隙处以油灰腻实。
　　根据沉船现场分析，沉船位于运河转弯里手浅水处，距右侧漩涡约40 米。船头向上游，船底微倾，表明该船满载货物正驶向通州，为避开漩涡，急向北转，不料搁浅沉没。船上货物和其他生活物品，在货船即将沉没时已经运出，只留下随船沉入水底的少量物品。
　　二、铁锚
　　我们知道，运河的水是流动的。在流动的水上行船，动力主要靠风帆，逆流则主要靠人力或畜力牵挽。船只越大， 无论顺流逆流，所需要的动力也就越大。这是世人皆知的大道理。但是，无论什么船，它不能总是在航行。作为水上的交通工具，起航、到岸以及航行途中装卸货物、上下旅客，等等，需要经常停泊。有时靠岸，有时泊位拥挤需要等候，就要在河道中停泊。现在的码头，都是钢筋水泥构筑的永久性建筑物，上面有拴系缆绳的铁桩，无论多么大的船，都可以凭借缆绳的牵拉，把船与码头牢牢地固定在一起。
　　但在古代，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没有现代的建筑材料。所以，即使是皇家的专用码头，也顶多由石块垒砌而成。在通州，在长达近千年的漕运年月里，也只有石坝和黄船坞是石料垒砌的码头。而其他的漕粮码头、民用码头，好一点的是排桩，一般的只是停靠自然河岸。在码头停靠，需要固定船只;如果码头拥挤，需要临时停泊在河中，也要固定船只，用行话说叫“锚泊”;航行途中遭遇风暴，必须停船避险，则更需要固定船只。当然，古代的船一般没有现代的船大，但如何在流动的河水中停稳船只，肯定也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于是，我们的前人就发明了铁锚。
　　先说说铁锚是什么样子的。铁锚是用铁打造的。锚的大小，根据船只的大小和用途来确定。大些的船所使用的锚也要大些，小一点的船所用的锚相应的要小一些;货船满载时船体沉重，所使用的锚就要大一些、粗一些，而客船即使满载，船体较货船也轻一些，因此所使用的锚相应的要小些。铁锚主要由锚杆和锚爪组成。锚杆的顶部锻造有四个反向上翘的铁爪，每个“爪”作牛角形，根部较粗， 向末端逐渐变细、变尖。铁爪呈“十”字向外分布，当铁锚横向放置时，有两个铁爪钩向地面。如果是在河底，就能够钩住河底的泥沙，使船只稳固。锚杆的尾部铸有铁环，便于拴系缆绳，通过缆绳与铁锚，可以把船与河底连接起来，达到稳固船只的目的。这就是铁锚的作用。
　　在漕运年代，所有的运军和民用船只上的船工、舵手，常年栉风沐雨，历尽风涛，出生入死，都企望行船平安，不要遇到危险。为此，他们在行驶途中小心谨慎;在航行途中，在沿河各地，对河神、龙王顶礼膜拜，祈求安航。在张家湾，就曾经建有铁锚寺，里面供奉的不是神仙，而是一只很大的铁锚。往来船只上的船工舵手都要到那里祭 拜，祈祷安航，那里的香火也一直很盛。但是，俗话说，“行船自带三分险”，“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船只遇险的事仍然时有发生。这里面既有狂风暴雨气象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有船只自身质量不好，禁不住风浪的袭击以及强行超载、驾驶不当等人为因素。总之，在漕运年代，行船事故经常发生。
　　我们试想一下：无论满载，还是空载的船只在水上，如果遇到狂风骤雨，风浪就会推着船只顺流而下。再大的船也会像一片树叶一样，随风浪上下起伏、摇曳不定，碰撞、倾覆、船碎人亡等悲惨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而所有稳定船只、保障安全的希望，全在一根系着铁锚的缆绳之上。 在那个时候，铁锚能不能抓住河底，缆绳能不能禁得住牵拉， 就决定了船只的命运。如果缆绳一旦断裂，那后果就会十 分严重。如果铁锚抓不牢河底，形成走锚，那情景也很是可怕。在清代小说《品花宝鉴》中就描绘了南京附近江面上这么一个场景 ：“明早将要过关，忽然起了大顶风，走了锚。白浪滔天，把船倒打上去，一直打到了燕子矶方才收住。 连忙抛锚打橛，加缆守风。”一夜的走锚，江上狂风暴雨， 客船飘摇不定，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船上的人一定吓坏了。
　　自元代到清末近八百年，每年自春至秋，千樯万艘往来于运河通州段。前面所说的情况，在运河通州段上也时有发生。举一个例子：明宣德三年(1428 年)六月，直隶大名府滑县在奏折中说 ：“运官粮七千六百石至通州，已输仓者五千余石，余皆在舟，忽风雨暴至，舟覆，并操舟者七人皆溺死。”滑县的船停泊在通州码头卸粮，也一定是下了锚的，突然遭遇大风雨，依然还会出险。可见，“行船自带三分险”的说法，是水运生活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通州区文物部门共收集到船用铁锚22 件。这些铁锚，年代有远有近，个头有大有小，形制大同小异。有的铁锚的锚杆、锚爪上，牢固地黏附着蚌壳、瓷片、小卵石等杂物，锈蚀较为严重，可见，这只铁锚沉睡在河底已经太久了，年代最远的可推至元代。有的铁锚，锚杆、锚爪完整无缺，全身上下锈蚀程度较浅，推断为清代或民国时期的。在出土的铁锚中，体量最大的锚杆长170 厘米，重150 余斤。最小的锚杆长度只有 30 厘米。这种小锚称“飞锚”，它不是用来稳固船只的，而是在两船靠近时，为了方便靠拢，将飞锚抛到对面船上钩住，借以使两船在水上停靠稳当的。
　　在所有铁锚中间，有的锚杆呈八角椎体形，有的则呈圆柱形;有的锚杆尾部套铸圆环，有的铁锚带有3 米余长的锚链，有的锚爪残缺，有的锚杆断裂。其中一只锚，两只锚爪残缺;在 2004 年冬季出土的另一只铁锚，锚杆残断，尾部无存，锚身残高只有42 厘米。据此推断，这只铁锚所在的船，此前就曾经遇到过较大的险情;而后一只铁 锚，锚杆断裂，残锚留在河底，那所系的船是否安全就很难说了。
　　据文物部门考证，现存的铁锚大多数属于民用船。有的铁锚是大型漕船或货船所用，有的则是中小型船只所用。这些船锚留在河道淤泥中的现象说明，当年航行在运河上的船只，存在一定的风险，同时也说明，船工或运军，他们的境遇与命运，也时时存在着难以预见的危险。
　　三、张家湾盐引批验所的石权
　　在通州区文物部门保存的文物中，有七枚石权。这些石权大小不一，制作年代不一，形状也各有特点。其中，出土于张家湾皇木厂村的三枚石权最具代表性。
　　通州的张家湾是一座古镇，在元明清三代，是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直到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北运河改道东移，形成现在的河道走向以后，才失去了漕运码头的作用， 但依然是货运和客运码头。在明代，皇木厂附近的位置一直是朝廷设置的盐引批验所，俗称“盐厂”。张家湾的盐厂 分上盐厂和下盐厂，三枚石权都是在下盐厂发现的。最大的一枚，由花岗岩雕制，呈长方体形状，边长47.5 厘米，重三四百斤。权体正面微凸，中心纵刻“昌延店”三个大字，但字迹已有些模糊。第二枚为石灰岩白石雕制，长方体， 长62 厘米，宽40 厘米，厚28 厘米，正立面纵刻“德隆号” 三个楷书大字，右上角横刻“上口”两个楷书字，其下纵刻“张家湾”三个楷书字，字迹漫漶。第三枚，与第一枚石质相同，形体相似，边长 37 厘米，石权的铭文已全部剥蚀。
　　石权与秤砣不同，秤砣一般为金属制作，最大的也就一百多斤。而石权最大的竟有三四百斤之重，两个壮汉想要搬动也比较困难。它们的使用方法也有不同。秤砣一般是在秤杆上移动，找到平衡点，即标示出所称物品的重量。而石权是利用等臂杠杆原理直接称重的。杠杆支点的两端臂长相等，一端是需要称重的物品，另一端是石权。杠杆 平衡后，所称物品即等于石权的重量。它们的适用范围，秤砣适用于零售店铺出售零散商品，多少随意，而石权适合批发业务中标包的大宗商品的称量。

　　张家湾的盐引批验所是干什么的呢?是批发食盐的。这个批验所在明代称“盐仓检校批验所”，到了清代，改称为“盐引批验所”。盐业是中国历代政府十分重视的特殊行业，历来实行专营官卖制度，垄断性极强，所收取的盐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所以，历代对于盐业的管理也极为重视。
　　明清两代，今北京地区所销售的食盐，称“长芦盐”。这个盐场在今河北省、天津市渤海沿岸，它的范围，北起 山海关，南至黄骅县，是我国最大的盐场。年产量一般在 18 万引左右。它的内部也分为若干个“产区 ”。长芦盐供 应的范围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规定地域。供应今北京地区的食盐，来自天津附近沿海，称“天津坨盐”。 自元代起，朝廷在长芦盐场设河间盐运司，明初改名长芦都转运使司，以运司驻在长芦镇(今沧州市辖)而得名。清康熙以后，运司移驻天津，而“长芦”之名仍然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