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是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期间所写日记、状启和沿途诗作的总称。书名中的“燕”即燕山、燕京，也就是北京。明清两代，朝鲜国每年有两三批次使团出使中国，而每一次朝觐活动，使团中都有人对行程过程进行详尽记录。2001年汉城东国大学林基中将这些行程笔记编辑整理，以《燕行录》为总称出版发行, 共一百卷。该书内容起始于明初洪武年间，止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时间跨度近五百年，而《燕行录》所收录的，主要是明永乐以后至清末，总数达数百批次。《燕行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和广泛，使臣在途中经过了什么地方，道路怎样，气候环境怎样，沿途景观如何，城市、乡村什么样子，接触了那些人物，交谈了什么内容，游览了哪些重要建筑等等，都纪录了下来，总之，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学术思想、文化艺术、城乡面貌、各地物产、居民生活的饮食、衣着、风俗等，所记内容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燕行录》的原作者，是当时朝鲜国内阁高级官员和学者，他们具有良好的素质和洞察能力，汉学水平较高，对于中国文字的运用纯熟流畅，所撰写的游记、中国纪行考察报告以及沿途的诗作，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观赏价值。那个时代的朝鲜人能够熟练书写汉字，但不讲汉语。沿途与中国人交流只能笔谈。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做到比较详细、比较准确地记述实况，实属不易。全书大部分以汉字行书或行草书写，极少部分为铅字印刷或朝鲜文字。从书法角度看，也有一定欣赏价值。
　　二、关于朝鲜国使团
　　明清两代，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每年为封典、哀礼、进贺、陈慰、陈奏、请求、饬谕、历书、交易、疆界、犯越、犯禁、军务、杂令等国事，朝鲜国都派遣使团出使中国。一般年份朝鲜派出的使团有两三批次，个别年份高达四批。明清两代，朝鲜国派往中国的使团总数达二三千批次。
　　使团成员的构成，一般由官员与仆从两个部分组成。官员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三使，包括正使、副使和书状官;从事官，包括通事(翻译)、军官、医员、写字官、画员等。仆从，包括奴子，也就是各类夫役、各种马头、左牵马、日伞奉持、驾轿扶嘱、引路、厨子、军牢、驱人等。这种状况基本上反映了朝鲜国内严格的等级制度。
　　使团中的官员均出自两班。高丽王朝朝仪时，文官位列东侧，称文班或东班;武官位列西侧，称武班或西班，合称东西两班，简称“两班”。朝鲜也有科举考试，两班官员的子弟通过科举和荫袭取得官位，同时也通过联姻关系来维持各自在两班中的地位。在古朝鲜，受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权，故此两班人员的身份几乎就是世袭罔替的。也就是说，官僚阶层是凝固的。中国式的科举奋斗故事，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在朝鲜几乎不会出现。朝贡使团中的三使又称“三房”。正使与副使一般由正三品以上的宗室或大臣担当，并且以文官为主。朝鲜在派出使节时，以“结衔”，即提高一个品阶的形式出使的情况比较普遍。像谢恩、进贺之类的使行，由于事关重大，一般差遣正一品的官员为正使。书状官一般由正四品结衔正三品或正五品结衔正四品的官员担当。由于书状官负有监察使行的责任，所以原则上由司宪府的执义、掌令、持平等官员担任。书状官外，还有由首译 1名和上通事 2名组成的大通官、 押物官(护贡官)等。使团的考察报告《朝天录》或《燕行录》等，就是由书状官或手下的写字官秉笔写就。比前面的官员低一个级别的第二类官员，即所谓的“中人”，也就是随队的翻译与医生，负责出使行程中的技术性工作，而马夫、厨子、引路的、抬轿子的、运输贡品的就是仆役了。一个使团的规模一般有几十人、百余人、二三百人，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使团规模最大，有人员 541人, 马 435匹。而一般使团只有人员250左右, 马200匹左右。
　　中国古代因为有科举传统，多少保留了一些社会流动性。而在朝鲜国，等级制度要比中国更为森严，两班士大夫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待遇，而仆役的地位很低，几乎与奴隶相差无几。行程中，官员骑马或乘轿，而仆役“徒行万里，不得乘骑”。从朝鲜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仆役决不能骑马，只有步行，就算有马也不能骑上去，只能牵着走。冬天的东北天寒地冻，但朝鲜仆役不能进入房屋内休息，只能“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露营时，使团官员支起帐篷宿营，而那些从人只能围着篝火互相倚靠，熬到天明。因冻生病甚至死亡的事情时常发生。封建时代朝鲜国的等级制度，就是这样地严酷。然而，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朝鲜使团中的少数仆役在进入中国以后，经常违法乱纪，比如到了驻地偷鸡摸狗、驻店后耍赖不给或少给店钱、走私犯私、偷窃贡品、私分路费等等，给使团带来一些不良影响。《燕行录》第三十五卷中记载：“渡鸭绿江以后两日露宿，入栅[1]始宿于站所。其站凡三十，而每站各置察院一区，所以处我国使臣也，故以朝鲜、柔远等馆名之。……察院率多颓废，故自前每多借宿私家。而无论昼夕站，一处其家，必有其价，名曰房钱。以纸扇等各种给之，而叨蹬需索，或至斗哄，亦可苦也。”可见，少数仆役的行为的确给使团招来了一些麻烦。在《燕行录》中，以棍打的方式惩罚仆役的记载多处出现。
　　使团出使中国，主要有水路和陆路两条路径。水路的路线是从朝鲜出发，经庙岛群岛到登州，经莱州、昌邑县、邹平县、济南府、德州、阜城县、河间府、新城县、涿州、大井店到达北京。陆路的路线是这样的：明代初期，首都位于南京时，所经路线是从朝鲜出发，经九连城、汤站、凤凰城、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鞍山驿、海州、盖州、复州、金州, 南行至旅顺口, 渡渤海抵蓬莱，经登州、莱州、青州、淮安诸府,取道大运河南下, 再溯长江而上，到达南京。
　　明永乐朝迁都到北京以后，大部分朝鲜使团就选择了从九连城，经汤站、凤凰城、通远堡、连山关、甜水站、辽东城(今辽阳)、鞍山、牛家庄、沙岭、广宁、小凌河、沙河、山海关、抚宁、玉田、蓟州、三河、通州而到达北京的路线。明清交替之际，辽东地区因女真崛起而不能通行，朝鲜使团选择由海路到今辽宁省兴城市觉华岛，再经山海关向西，经通州到达北京的线路。在清代，有的使臣为了要到热河去参见皇帝，还要从北京出发到热河。或从朝鲜出发，经沈阳抵达热河，再由热河到北京的路线。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朴趾源《热河日記》中所记，就是这样的路线。
　　三、关于对《燕行录》的摘录
　　前面已经说过：经由“山海关、抚宁、玉田、蓟州、三河、通州”，是朝鲜国使臣进北京的必经路线。几百年来，通州地区的历史变迁，历届使臣是亲历者。他们见证了通州水道的演变，看到了潞河上舳舻蔽水的景况，见证了通州城池的兴衰，体验了黎民百姓的生活状态，比如：水旱灾害、地震为灾的情况、通州市井繁华到底怎样、夜市究竟是什么样子、民间风俗习惯有什么特点、清晚期鸦片烟为害到何种程度等等。其中有的记载，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填补了旧志与其他典籍的不足，为我们了解过去，打开了一个窗口。比如：对于“石道”，大多以为是相对于土路的“高速公路”，很是高级。但在朝鲜使臣的记载中我们看到，车行石道，颠簸震荡，很不好走。他们是尽量避开石道，走乡间小路的。再如，对于历史上通州的水灾，我们只是在旧志里见到一般的记载，而朴趾源骑在马上，手举烟竹(旱烟杆)，仍然没有触及柳树上洪水留下的痕迹。通州地处平野，当时的黎民百姓有多少人能够逃生呢!再就是关于通州夜市，旧志中没有点滴记载，而在《燕行录》的后半部分，有多处不同角度的记载。如此种种，所记资料是非常珍贵的。《燕行录》，是历年使臣亲身所历、所感、所闻的纪录。虽然，对于通州历史情况只是“走马观花”式的记录，但毕竟是他们看到了、记下了，直观性、第一手、资料性，这是它最值得重视、最有价值的地方。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通州的这些历史情况，笔者把使团经过通州城及附近地区的有关内容进行摘录整理，呈献给各位读者。本书是对《燕行录》全书一百卷内容的摘录，主要内容是明代后期至清代光绪二十年(1894)，时间跨度近300年。对于摘录这些资料，基本是按照“原汁原味”的要求作的。为了方便阅读，有以下几点需要进行说明：第一，《燕行录》是实况纪录，不是严谨的著述，因此，原文行文用字有时不很严谨。在摘录时，原文照录，未加修改。第二，使团成员是外国人，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等有的方面知识掌握很全面，有的方面则不够准确。在这方面，除了对于重大问题加脚注之外，一般问题没有加注。对于明显的缺字、错字，在括号内做了补正。第三，《燕行录》所记述的内容距离今天已经好几百年了，那时的情况和语境与今天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文字的使用与今天已有很大差别。昔日的某些词语已经消亡，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人文环境等方面也已是今非昔比，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这方面的变化和差距。第四，为方便阅读，对原文行文中几个习惯用语作简要解释：
　　胡：当时的朝鲜使臣对满、蒙等少数民族人的蔑称。如“数胡”，就是几个满族人或蒙古人。
　　数：“几个”的前缀词。这是当时朝鲜使臣的行文习惯。
　　揭：即牌匾。
　　卜、卜物：对货物的通称。
　　床：案几、小凳及马扎的通称。
　　我东、东国、东人：其中的“东”，即指朝鲜国。“东人”，即朝鲜人。
　　在阅读《燕行录》时，我们感觉时间仿佛是凝固的。几百年前后相较，使臣所记述的内容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这正是农耕经济下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今天的中国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相比之下，封建社会的中国，就像老牛拉破车，慢腾腾地跺着四方步，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我们阅读摘录，可以在与现实的对比中，得到一些领悟。当前，在打造运河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深刻地了解通州的过去，以便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为建设副中心和发展各项事业服务。本书的出版，也算是对先进文化建设的微小努力吧!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处理不当或差错之处在所难免，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20年5月
　　[1]入栅：指进入中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