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本期，小文继续给您带来《漕运码头那些事儿》之通州漕运文物
　　“老千”也是验粮密符之一，含义是骗子。旧社会以偷、扒、骗等欺诈手段猎取他人钱财者为“老千”。因钱、潜与千谐音，故隐称“千行”。老千儿是大骗子手，这些人与官府勾结为害一方。老千儿是社会渣滓，但创符人公然打出老千旗号，不以为耻，反以此为符号，其逞强梁，立字号“闯通州坝”的无赖形象暴露无遗。旧社会有钱就能买通官府， 建立势力范围，独霸一方。由此符可见，贼人、骗子横行乡里，欺侮、压榨劳苦大众的病态社会。
　　下面介绍一下什么是“军粮经纪”。
　　其实，虽然称为“军粮经纪”，但并不是军人，与军人 的身份也不相干。
　　在明代，通惠河上每闸设经纪66 名，共330 名。到了清代中期，石坝设经纪100 名，称呼改为“军粮经纪”，另设白粮经纪 25 名。这里所说的“白粮”，是专 供宫廷、皇亲贵族消费的漕粮，因此也被称为“上供玉食”。 明中叶以后直至崇祯年间，每年征收白粮一般在20 万石左右。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初期，江、浙二省共征白粮 38.4万石，乾隆二年(1737 年)改征 14 万石，道光九年(1829 年)增加至16 万石。一般的漕粮每年额定征收400 万石，与白粮同时征收，但白粮不是由运军运送，而是由当地农民雇船专送的，这在当时叫作“专征专送”。
　　军粮经济是干什么的呢?在漕运年代，漕船抵达通州的土坝、石坝以后，需要将漕粮卸船，再转运到京、通二仓。谁来转运呢?不是运军，也不是官府的衙役，而是由在坐粮厅注册备案的军粮经纪负责。经纪不是官吏，是介乎于仓场与运军之间的中介，是属于商业性的社会职业。主要职责是负责代替运军验粮、转运和交仓。也就是负责漕粮由卸船后到入仓前的转运环节。漕粮的转运包括验收、过斛、 装车装船、运输、卸车卸船、转运入仓等环节，其中也是有偷盗、使水掺假、以次换好等营私舞弊的机会和可能的。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也经常发生。之所以每名经纪都要在坐粮厅备案登记，就是为了便于监管，减少弊端，保证转运环节顺利完成。

　　按照漕运制度，每名经纪带领斛头一至三名，负责漕粮过斛，带领扦手一名，负责采取米样。石坝经纪，也就是负责经通惠河将漕粮运到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的经纪，带领剥船一艘。经土坝将漕粮运到通州中、西二仓的通粮经纪，除了带领斛头、扦手之外，还带领有车户船户。
　　根据坐粮厅官吏的安排，经纪在接手某一船漕粮后，首先要判断漕粮的质量，看是否有“蒸湿”，即水分过高或“浥烂”，即着水霉烂等问题。经纪具有一定的验米经验，把单臂插入米中，凭手臂的感觉和手攥漕米的涩滑程度，就能判断出漕米的含水量。如果认为漕米合格，即开始过斛起运; 如果认为不合格，则由坐粮厅官吏指令该船运军，对水分过高的漕粮采取晒、扬或扇车过风等措施，以提高米质。
　　漕粮过斛所用的斛，是由坐粮厅按照朝廷颁发的样斛，比照仿制的。周之翰在《通粮厅志》中记载 ：“钦降铁斛一 张，见贮通粮厅。一面铸‘成化十五年(1479 年)奏准铸成，永为法则’，计 13 字;一面铸‘监铸官直隶大河卫指挥仲纲、 直隶淮安府同知夏祈 ;铸匠袁宗、范斌等’，计 28 字。”清代也是由户部监制铁斛，颁给坐粮厅，然后依照铁斛仿制木斛，并在木斛上加烙火印后，下发给经纪和各仓在收支漕粮时使用。斛，上口小，底大，底口呈正方形，四个侧面呈梯形。相对的两个侧面下部各有双把，以便搬动。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装一袋。每名经纪都有统一分配的一个符号，也就是“密符扇”上面所画的某一个符号。装好漕粮的米袋，要用被称为“福炭”的木炭，画上自己的符号，表示在漕粮入仓以前对漕粮质量负责。然后开始起运。
　　漕粮在通州石坝码头起卸后，到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转运入仓前，途中要经过葫芦头、大通桥，入京仓前三处查验。每五袋掣验一袋。如有缺额，即为“掣欠”。这一袋少米多少，其余四袋均比照缺数计算。按照漕制，漕粮在转运期间出现短少，责任归咎于坐粮厅和经纪，坐粮厅赔四成，经纪要赔六成。这就是“经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经纪与坐粮厅互为利益相关方，经纪要依靠坐粮厅官吏作为庇护，而坐粮厅官吏也少不了从经纪手中得到好处。
　　军粮经纪既然是商业性的社会职业，就应该有正当的收入，每名经纪所带领的斛头、扦手、车户船户也应该有正当的收入。这个收入从哪里来呢?经纪每收兑一石漕粮，运丁要付给军粮经纪22 文钱，除去所有开销，在全粮到坝的年份，也就是400 万石漕粮到通州的年份，每名经纪净获白银可达 2000 两之多。这的确是一个“肥差 ”。因此， 在漕运年代，通州就流传有“当官不如为娼(仓)，为娼不 如从良(粮)”的说法。
　　事实上，经纪的收入不止于此，也就是说，比这个数额多得多。怎么能够多得收入呢?那就要看“老夫手段如 何”了。
　　年深日久，漕运的各个环节，都形成了名目繁多的潜规则，即所谓的“规矩”，归结到一句话 ：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具体到经纪，暗中的“潜规则”千变万化，总归离不开在运军、漕粮上打主意。漕船一路上历尽风涛，抵达通州。运军为了应付沿途各路神仙名目繁多的盘剥勒索，已经付出了太多的银两;到了通州，还需要一笔很大数目的银两，才能顺利交仓。银两不够，只好在漕粮上打主意。有的盗卖漕粮，有的在中途将漕粮卖出一部分，等到了河西务或张家湾，再买陈粮充数;有的在漕粮中掺入蓟州的白土，有的在漕粮中掺杂使假，比如掺杂沙土、石灰、糠秕、木屑、胶泥，或者用五虎、下西川、九龙散等中草药使其发胀增色。在当时，这样的做法，在所有运军中相当普遍。对于这些，坐粮厅官员十分清楚，同时也深知无法杜绝。于是，在实际操作时，只能尽力而为。
　　上述这些造假的手段，自然很难逃过军粮经纪的火眼 金睛。对于经纪来说，事情的关键是既要拿到好处，又不能捅出大娄子，也就是拿捏好宽与严的尺度，而办事的基本原则就是：你给我好处，我送你过关。运军请出“赵公元帅”“孔方兄”出面调停，经纪则看在财神爷的面子上， 依靠坐粮厅的人脉关系，帮助运军蒙混过关。如果银子用得充足，经纪向上打点，不但能验收“合格”，而且在过斛时， 一船漕粮还能多量出几十石、百十石。反之，银子使不到位， 不但让你质量上无法过关，同样一船漕粮还能少量出若干石。

　　至于一船漕粮，过斛的结果多还是少，秘密全在斛头过斛的手法上。
　　在过斛时，斛已灌满，如果加以震荡，米粒之间的空隙缩小，斛面就会出现下陷。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在实际过斛时，如果斛头真的在灌粮时经常用脚踢上几下，每一斛里就会多加一升半升。一船漕粮一千多石，总的算起来， 就少了不少。这就是“踢斛”。收粮时斛该踢不该踢，踢几 脚，每一脚用多大力气，斛头心里十分清楚，也把握得很有分寸。这个标准就是运军所付出银两贿买的“力度”。
　　还有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在过斛时用刮板刮斛面。“起米过 斛”要用一块刮板，满斛之后用来刮平斛面。“斛平斗满” 是世俗公认的标准，因此刮板应该是“平直”的。对不起，军粮经纪手里的刮板则多是月牙形的。刮斛的时候，月牙朝上斛面是下凹的，月牙朝下斛面是上凸的。一斛漕粮的 “一凹一凸”并没有多少，但如果把一船漕粮统算起来，那就很多了。还有一个厉害的手段，那就是“淋尖”。
　　按照漕规，各仓在收纳漕粮时，要按“一尖一平”过斛，即每过两斛中，一斛要盛得冒尖，一斛则斛面平齐。冒尖的部分即多收的漕粮，又称“尖米”，也称作“仓耗”，是作为仓储过程中的损耗来征收的。交仓时要收“仓耗”，那么从卸 船开始，也就应该多收“耗米”。有了这个正当的理由，斛头得以上下其手。一斛漕粮怎么才算是“尖”呢?是仅仅在斛面上冒尖，还是把整个斛身埋起来才算“尖”呢?可见， 这个“尖”，很难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这也就给了斛头强取豪夺一个“合理”的理由。在当时，过斛落地的漕粮，归经纪所有，这也是当时的一个“规矩”。如果斛头肆无忌惮地“淋尖”，那运军的一船漕粮就亏大了。亏了怎么办，运军就要受罚，轻则枷号，重则发配宁古塔 ;“亏损”的部分还要追赔。严厉的刑罚之下，运军避之不及，只有通过贿赂经纪和漕务官吏来求一条生路可走了。
　　透过经纪转运漕粮时的种种手段，我们大致可以窥见漕政腐败之“一斑”。经纪中以“天”字第一号为首，每次 坐粮厅点充一号经纪时，谋求这个职位的人要花费上万两银子，可见其中油水之厚。按照漕规，经纪十年轮换一次，不得连续担任。但很多经纪任满后，与坐粮厅官吏相互勾结， 改换名字继续充任。坐粮厅官吏与军粮经纪是怎样的关系呢?说“沆瀣一气”“一丘之貉”，过于直白，反正都是从漕粮和运军身上掳取好处。只不过所处的位置不同，所采取的手段不同罢了。

　　但如果仅仅认为“经纪”这群人做法不好，那就未免过于偏颇了。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从事的是社会职业，是商人，不是官吏，不是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漕运制度使然，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这里稍用一点笔墨，我们再看看作为官府的坐粮厅，是怎样对待运军的 ：运军到通起卸交仓，须向坐粮厅交纳一些银两。向坐粮厅交纳的茶果银按船计算，每船漕米交银8 两，每船粟米交纳4.6 两，全漕之年坐粮厅可收银4.7 万余两，其中3 万两作为漕司各官养廉银、河兵月饷、拨运漕米脚价、清漪园水手并闸夫工食等项开支，其余万余两作为收买各帮余米费用。以上只是漕规明令的收入，暗地里还有“潜规则”：每帮漕船到通州以后，要付给通州坐粮厅验米费银 400 两，仓场衙门各科房使费800 两至1000 两不等。本帮领运官使费银 700 两，本卫守备年规银 420 两，生节规 16 两。
　　这些银两都要运军交纳。层层伸手，到处盘剥，运军和漕粮俨然成了“唐僧肉”，凡是与漕运有关的人都在向他们伸手，染指其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整个漕运系统，就是一个贪污的大网。在这个体系中，上层逼迫下层贪污勒索。下层如果不能应付上层的贪婪，那也就无法生存。置身于泥潭之中，腿上、身上就不可避免地沾上污泥。即便是运河上的十万运军，也是如此。他们来自于社会底层，大多数曾经是质朴的普通劳动者，由于长期生活在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中，为生存所迫，逐渐地改变了本色，他们中间的少数人，甚至变成了枭恶之徒。这也是漕运制度使然，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这就是经纪所作所为的 根本原因。
　　小小一把密符扇，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它浓缩了当时的社会状态，反映了漕运制度的弊端和不合理性。其中的一些内容，很值得今天的人们仔细品味。
　　自元至清，运河漕运近八百年。其间，通州的码头很多很著名。有皇家专用的黄船坞码头，土、石二坝漕粮码头， 张家湾漕运、建材码头，通州城外民用客、货码头，在沿河一些村落、集镇，也有码头。在不同朝代，码头的位置有所不同，它们所承载的吞吐量与功能也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辉煌的运河文化的丰厚积淀。
　　大运河的历史功绩在于：政治上，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上，促进了南北地区的交流发展，保持 了国家的稳定;文化上，沟通了京城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几大文化圈，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运河文化的形成。
　　大运河文化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本书只是从漕运码头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由于笔者的学力、笔力及篇幅所限，只能抛砖引玉，以期引起众多方家对运河文化的深入挖掘、研究、切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