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本期，小文继续给您带来《漕运仓储那些事儿》之古代通州漕运
　　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就是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这个过程几乎持续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从远古开始，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成为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从魏晋开始，因北方战乱，南方相对稳定，北人南移，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加上自然环境的优越，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隋唐时期，南方经济水平提高很快，北方发展相对缓慢。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因为藩镇割据，契丹崛起和南侵，生产遭到破坏，南方相对安定，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到了南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就完成了。
　　南宋以后，中国历史上迎来了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王朝。这就出现了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在南方的现象。统治者为维护王朝的长治久安，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重视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作用。所以京杭大运河不仅是当时的交通大动脉，也可以称为王朝的生命线。正如《元史·食货志》所言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大都所用粮食、丝绸等大批物资，都需要从江南运送。主要是通过海运和京杭大运河运送。
　　通州不仅是京师的东大门，还逐步成为一个漕运仓储中心，其地位越来越重要。如《嘉靖通州志略·漕运志》所言：“国初于通设镇守，亦屯重兵，仓场之设，非无谓也。 往年，每遇边方有警，及腹里流贼为患，则出京军以戍通州，就仓食粟，故通州自来不罹兵患。通州安，而京师亦安矣。”

　　元明清三代，南方各省的粮食和营建北京的物资都经过海运和大运河运送到通州。通州当时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部分粮食储存在通仓，部分粮食经过通惠河储存在京仓，还有部分粮食沿温榆河直接运至昌平巩华城和居庸关，部分粮食沿潮白河直接运至密云供镇守长城守军。所以通州改变了金朝作为漕运终点的地位，而成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转运中心。中央王朝在通州设立管理机构，负责管理漕务，在通州设立皇家粮仓，还派重兵把守。通州因漕运而得名，也因漕运而兴盛。
　　元朝海运、河运并行，将南方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往京师。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在通州转运。据《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记载，元初平定江南，将宋人的库藏典籍由海运运至大都，“初，巴延平江南时，尝命张瑄、朱清等， 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但漕粮还是 利用河运，时而有接济不上的情况，至元十九年(1282 年)， 设法恢复海运。海上航道前后有三次变更，初期海运由刘家 港(今江苏太仓东北)入海北上。因海岸险路很多，于是另 辟新道，比前路稍近。一年后，又改了一条新道 ：“从刘家港 上船，过崇明放洋，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耳。”十分便利。 “起时至燕者，四万二千石，及其盛也，遂至三百六十万石。”
　　海运粮食从天津上岸，然后经内河运至张家湾。《读史方舆纪要》云 ：“张家湾在通州南十五里，元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
　　元初漕运大致循唐宋大运河旧道入大都，但因旧运河失修，只能采取水陆联运形式。但是京通间的漕运仍是一大难题。据《国朝文类》(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记载， 元初，元世祖采纳了郭守敬重开金口的建议，“上可至西山 之利，下可广京畿之漕 ”， 但必须在“金口西预开减水口(溢洪道)，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之患”。至元三年(1266 年)十二月，开凿成功。此次重开金口河，成功使用了近三十年，这在永定河引水史上是空前的。
　　早在元朝建立以前，忽必烈到中都以后的第三年(1263 年)，副河渠使郭守敬向忽必烈建议发玉泉山水以济漕运， 不久，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将玉泉水经高梁河北支入坝河，作为运道。后来由于修建金水河，玉泉水大部分入大都城内供皇城使用，坝河漕运受到严重影响。至元十六年(1279 年)，大力疏浚坝河，筑坝七座，改行剥运，分段行船。坝河一直发挥着运输功能，直到至正十二年(1352 年)，漕 运为农民军所阻才停止。但是，仅靠坝河，运量有限，而且经常淤浅不能行舟。据《元史·河渠一·通惠河》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都水监郭守敬向忽必烈建言 ：“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又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

　　在郭守敬的主持下，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春动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曰通惠”(《元史·河渠一·通惠河》)。完工后，积水潭成了水陆码头，运至大都的粮食大增，每年在三百万石以上。这次开凿通惠河时，将河口南移至张家湾之下里二泗村，而不直接在通州城入白河。这样可以减缓运河的坡降，使漕船可以从白河入通惠河。
　　元朝政府不仅重视通州与京城之间的漕运通道，还十分注意通州与大都北面居庸关等要塞的漕运交通。为此，至元元年(1264 年)，疏双塔漕渠。这次疏凿的就是从通 州沿温榆河北上至双塔河(约今北沙河)的运道。但是关于这条运道的资料很缺乏，每年大约运多少粮食、粮仓地点、使用到何时等问题，都须进一步研究。
　　明初，国都定在南京，由东南各省沿江运送物资，或者实行海运，路途较近，比较方便。明成祖朱棣将国都迁往北平之后，江南漕粮输往北方，运输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永乐前期，由于战乱等原因，京杭大运河运输不畅，所以南粮北运多用海运。如永乐元年(1403 年)，平江伯陈瑄总督海运粮四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七石，赴北京、辽东以备军储。从永乐元年到十一年，朝廷海运粮食的记录频频出现在《明太祖实录》中。永乐中期以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运输通道。漕运运制有三次变化。最初朝廷采用支运法，后来出现了兑运法，支运法与兑运法并行存在，后来又形成长运法，并形成定制。《明史》记载 ：“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所谓支运法，即转运法，即各地漕粮就近运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如江西、湖广、浙江民运漕粮就近运送至淮安粮仓，然后由卫所运军分段接运至通仓和京仓。据《大明会典》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 年)，朝廷确定了各都司和直隶卫的运输段落 ：“浙江都司并直隶卫分官军，于淮安运粮至徐州，置仓收囤;京卫官军，于徐州运粮至德州，置仓收囤;山东、河南都司官军，于德州运粮至通州交收。”这种一程一程转运的办法，称为“支运法”。 农民参加运粮即免纳当年税粮，纳当年税粮则免除运粮， 其运费计算在支运粮内。一年转运四次。支运法推行后， 民运漕粮到各地粮仓，往返时间甚长，经常耽误农时。

　　元代通惠河二十四闸位置示意图宣德六年(1431 年)，平江伯陈瑄奏请朝廷，推行一 种新的运法。陈瑄奏请“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 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明史·食货三·漕运》) 这就是所谓的兑运法，即各地漕粮运至淮安和瓜洲(今属扬州)，兑与运军转运，军运的费用由农民承担。
　　改行兑运后，粮户将漕粮运至淮安或瓜洲，暂贮水次仓候兑，而无须上纳常盈等仓，既缩短了运程，也减少了麻烦。为确保兑运顺利进行，朝廷颁布了不少则例，对兑运加耗的数量做了规定。宣德六年(1431 年)十一月，户部定《官军兑运民粮加耗则例》，规定江南各地居民向运军付给每石米“加耗”的数量是“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四斗。”并规定 ：“如有兑运不尽，令民运赴原定官仓交纳。不愿兑者，听自运官，军补数不及，仍于扬州卫所备倭官军内摘拨。其宣德六年以前军告漂流运纳不足者，不为常例，许将粟米、黄黑豆、小麦抵斗于通州上仓。
　　军兑民粮请限本年终及次年正月完就出通关，不许迁延，妨误农业。其路远卫所，就于本都司填给勘合。”宣德十年(1435 年)九月，又对兑运法“加耗”做了调整 ：“湖广、江西、浙江每米一 石，加耗六斗，南直隶五斗，江北直隶四斗，徐州三斗五升，山东、河南二斗五升。”同时又规定：“耗粮以三分为率， 二分与米，一分以物折之。”正统元年(1436 年)九月，《运粮官军兑运各处民粮来京输纳加耗则例》规定 ：“湖广、江 西、浙江每石六斗五升，南直隶五斗五升，江北扬州、淮安、凤阳四斗五升，徐州四斗，山东、河南三斗。若民人自运至淮安、瓜洲等处兑与军运者三斗。正粮尖斛，耗粮平斛。务令军士装载原兑干圆、洁净粮输纳，抵易粗粝者罪之。民不愿兑，令自运至临清仓纳。”起初兑运与支运并 行，后来兑运渐居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