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本期，小文继续给您带来《漕运仓储那些事儿》之古代通州漕运
　　成化后，朝廷再次改革漕粮运输之法。成化七年(1471 年)，漕运都御史滕昭推行“长运法”，又称改兑法或直达法。 由兑运的军官过江，直接到江南各州县水次交兑。免除农民运粮，但要增纳一项过江费用，即漕粮运输全部改由官军承担。十一年(1475 年)，改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 如前所引《明史》：“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似乎全部运输任务都交给运军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上面所说的粮食仅指漕粮。漕粮以外，苏州、松江、常州、嘉兴、 湖州五府提供的白粮共计二十一万余石，在长运法施行后， 仍然由民运。也就是说，从此以后，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长运法成为定制运用于明朝中后期，清代也沿用了明代的运制。

　　郭守敬所凿通惠河到明初洪武年间就逐渐淤积废弃。成化中期，漕运总兵官杨茂言 ：“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明史·河渠四》)可见，明初从张家湾到京城既有陆路也有水路，只不过因水浅，只能用小船，运量十分有限，只能主要依靠陆路运输。到正统年间， 朝廷疏浚了从张家湾到大通桥的通惠河，但是“元时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独引一西湖，又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载，涩滞如旧”。
　　成化、正德年间疏浚了几次，但是用力不大，效果也不佳。直到嘉靖六年(1527 年)，御史吴仲排除阻力，大加整理。一年后，舟楫复通。这次治理获得成功，为利在五六十年以上。通惠河在隆庆二年(1568 年)进行过一次大修。万历后，多次将修浚通惠河提上日程，但是议而不决，没有得到治理。
　　明代，通州至京城北面昌平地区的巩华城和居庸关等要塞也有漕运。昌平是明十三陵所在地，当时所需建筑材料和粮食从通州沿温榆河运到昌平，为供应守陵军夫及居庸关等戍边军士粮饷。关于这条运道的开凿，《明神宗实录》 有明确的记载。隆庆六年(1572 年)十月，“户部奏请开浚榆河，自巩华城达于通州渡口，运粮四万石，给长陵等八卫官军月粮”。
　　此外，明代还利用潮白河向密云通漕，保障镇守长城将士粮饷。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设蓟辽总督，四年后，移驻密云。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二月，蓟辽总督杨博奏请开密云白河济漕运，使白河故道疏通与潮白河合而为 一。据水利史专家蔡蕃先生考证，从此，潮、白河合于密云西南十八里河漕村。这是潮白河通漕的最早记载。这时，船可以通运到牛栏山，以上用小船剥运。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九月，“发卒疏通潮河川水，达于通州，转粟抵(密)镇， 大为便利”。岁漕运十万多石，但仍需剥运。隆庆六年(1572 年)，经过疏通河道，剥船才能直通密云，岁漕运山东、河 南粟米二十万石。到清兵入关前，由于密云军事地位十分重要，此条运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清代漕运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据《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记载，为了确保南方各省物资运输通畅有序，各省漕船到通州的日期有严格规定：山东、 河南(农历)三月一日，江北四月一日，江南五月一日，浙江、江西、湖广六月一日。如江西船和江浙船一起由瓜洲入口，先由江浙船开行。如湖北船先于江浙船到淮安，须在清江闸等宽阔处等候，等江浙船过后再尾随而上。一省之中，也按各府路程远近安排行船次序，如浙江省，嘉兴府在前，然后是湖州府，再然后是杭州府。当然，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也会灵活应变。如遇到风浪，前船沉没，后船帮也会越过前行。验完粮后，仓场发给限单，注明时间，规定十日之内必须返回。
　　到清中期，随着海运技术水平的提高，加上运河治理不及时，朝廷逐渐尝试海运。早在嘉庆八年(1803 年)，给 事中萧芝奏请海运，但是浙江巡抚阮元认为海运路途遥远，而且很不安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认为不可行。道光四年(1824 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 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挽维艰，皇帝诏令筹备海运。正式海运始自道光五年(1825 年)。《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记载：“试运者为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南方运河被农民起义军占领，从同治五年(1866 年)开始，江苏、浙江都用海船走海路，运至天津大沽口。然后由顺天府通永道(驻通州城内)接驳海运，官方提供剥船，招募顺天府相关州县的百姓作为船夫， 将粮食运输到通州。“每拨米五十万石，分作十起转运，拨 船一百六十只为一起。”
　　清代十分重视对潮白河和温榆河的维护和治理。雍正十二年(1734 年)，修潮河堤，具体做法是，“潮河堤堰自 小河口至南小庄之东与还乡河堰接，柳沽、石臼窝二处各建涵洞。”同治十三年(1874 年 )，“修筑白河长堤护堤 ”。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嘉庆八年(1803 年)、十一年(1806 年)、同治五年(1866 年)、光绪五年(1879 年)，多次“浚榆河”。
　　清代多次修浚通惠河，通惠河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加强京通间联系，雍正年间，修建了通州至朝阳门四十里石道。同元、明两朝一样，运往通州的漕粮，除了部分储存在通州，部分运往京仓，还有部分要运往昌平清河镇。清兵入关后，昌平守陵及居庸关的守军数量锐减，而驻军移至清河镇附近，所以通州至巩华城的漕运衰落， 而通州至清河漕运兴起。据著名水利专家蔡蕃先生考证， 通州石坝到清河镇的运道为会清河，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开凿。会清河航线从通州石坝起，至清河口转沙子营村，再溯清河至本裕仓(在今清河镇仓营村)。清代对会清河十分重视，多次修浚。
　　明清两朝这条运河要运多少粮食呢?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八年(1410 年)，运达北京的税粮为201 万石。此后，永乐一朝基本维持在200 万至257 万石。而永乐十三年(1415 年)高达642 万石。宣德年间运送至北京的税粮数额波动较大。
　　最低的是宣德元年(1426 年)，为 239 万石，最高是宣德七年(1432 年)，为674 万石。其他年份均在338 万石至553 万石之间波动。正统、景泰年间，每年输京粮食都在 420 万石至 450 万石之间。成化时，多数年份是370 万石。从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始至嘉靖年间，每年输京粮食固定在400 万石。而隆庆以后，因灾减免，折色米改征折色银等因素，输京粮食常低于400 万石常数。如隆庆二年(1568 年)仅271 万石，天启元年(1621 年)是247 万石，三年是268 万石，五年是299 万石，六年是295 万石。

　　清代嘉庆前，每年平均在400 万石左右。道光开始，逐渐减少至300 万石，乃至200 万石。根据《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记载，自道光五年(1825 年)河海分漕以来，运到通州的漕粮数额：道光五年(1825 年)至三十年(1850 年)，每年约 280 万石;咸丰元年(1851 年)、 二年，各220 余万石，三年至十一年，约110 万石。同治以后，运量逐渐减少。
　　漕船在大运河上行驶，一总帮船队有多长?这要看一总帮漕船的数量、漕船的长度，还有航行的队列编排情况。以江安帮(江苏和安徽两省长江以北区域的漕帮)为例，根据咸丰《户部则例》资料，在咸丰元年(1851 年)， 江安粮道共有漕船2561 艘。按当时规制，每艘漕船71 尺，换算成现在的尺寸，每艘漕船约为22 米长。若是单列排队前行，不计算前后船的空隙，连接起来达56.3 公里，若是双船并行，船队长度也达28 公里。一个总漕帮的船队在大运河上，浩浩荡荡几十公里，朝鲜学者朴趾源描述这种景象为“(潞河)舟楫之胜可敌长城之雄”，看来没有丝毫夸张。在清代，朝鲜使者往往将通州“舟楫之盛”，与“皇都之神丽”“辽野之旷阔”，并称为三大“壮观”景象。
　　农历三月一日，第一批漕船山东德正帮漕船到达通州，这天对通州漕运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标志着一年的漕运就此开始了。这天，户部仓场侍郎、仓场总督、巡仓御史、坐粮厅厅丞等官员亲自主持祭坝神仪式。仓监督、坐粮厅各股吏役和经纪、车户、船户、斛头等和抵通第一批漕船的领运、官兵等，还有通州的各级官员齐聚祭祀拜神现场。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并形成了通州一个独特的节日，即“开漕节”。
　　各省漕粮运抵通州，在通州东门外的运河上形成了“万舟骈集”的景象，但是漕运的艰辛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个 关键环节——交仓。其中，正兑漕粮在石坝码头卸粮，然后验米，所运漕粮米色、干湿等情况符合标准后，装船沿通惠河运到京仓收储。改兑漕粮在土坝码头卸粮，经过验粮，从土坝上岸，运送到通州各仓。
　　漕粮储存京仓和通仓的比例，起初并无规定。通州粮仓储存漕粮的数量与明清漕运制度有直接关系。实行支运法时，漕粮分程接运，运至通州后，“其天津并通州等卫， 各拨官军接运通州粮至京仓”。宣德六年(1431 年)，明朝 实行兑运法后，朝廷对京、通二仓储存比例有了规定，但是没有形成定制，不同年份变化很大。如宣德八年(1433 年)，令漕粮“通仓收二分，京仓收八分”;九年(1434 年)令“以三分为率，通州仓收二分，京仓收一分”;十年(1435 年)，又定明年漕粮由京仓收十之四，通州仓收十之六 ;正 统四年(1439 年)决定，明年漕粮、支运粮俱由通州仓收，兑运粮则由京仓收六分，通州仓收四分。从成化七年(1471年)实行“长运法”后，朝廷对京、通二仓漕粮储放比例有新的变化。从成化八年(1472 年)开始，漕粮以十分为率，十之七运京仓，十之三运通仓，具体分派办法是“正兑三百三十万石，改兑七十万石，原额正兑七分、改兑四分皆上京仓，正兑三分、改兑六分皆上通仓”。后屡有细微变化。
　　据《 石 匮 书· 漕 运 志》 记 载， 隆庆 初，“ 无 拘 三
　　七、 四六之例，凡兑运者，悉入京仓 ;改兑者，入通仓”。京、 通二仓粮食的储运形成了定制。也就是正兑漕粮经通州石坝码头全部运往京仓，改兑漕粮经通州土坝码头全部运往通仓。“将改兑尽入通仓，以省脚价，仍将兑运粮内拨六十六万二千石以补通仓原额，其余粮米俱拨京仓，毋苟三七、四六之例。”(《明穆宗实录》)运军必须按既定数额 将漕粮上纳京、通二仓，只有遇到特殊情况才允许加以变通。 此后，京、通粮仓储存漕粮形成定制，清朝京、通粮仓储粮也延续了明制。由于种种原因，每年储存的具体数额有很大变化。
　　漕粮交付京通各仓后，漕运即告一段落，此后漕粮的管理都由各仓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