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为什么会发生运丁盗卖屯田的情况，清政府是怎样加强管理的?
　　运丁除屯田收入之外，出运时有月粮、行粮，有漕赠、漕截等收入，总量很是可观，但由于漕政腐败，沿途漕务官吏都对运丁进行勒索。再肥的羊也经不住成群蚊蝇连年累月的叮咬，运丁因此经常入不敷出。据包世臣在《安吴四种·卷七》中记载：“旗丁所得津贴不敷沿途闸坝、起拨、盘粮、交仓之费，倾覆身家，十丁而六。”运丁出运，除了经常处于各地官吏盘剥，以致经济方面困窘不堪以外，还常有性命之忧。“倾覆身家，十丁而六”，是说出运的出险率在60%，即10人中常死伤6人。运丁冬出冬归，终年辛劳，而征途中涉江过河，艰险无比，动辄舟覆人亡，丧命倾家，因此，运丁视出运如畏途。据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15》记载[1]：因为出运艰难，运丁千方百计地逃脱军籍。有的将屯田出售后买入民产，向州县纳粮;有的在科考之年假冒民籍应试，以图混入官场;有的以民籍身份花钱捐官。官府佥选运丁时也是上下串通，卖富差贫，百弊丛生。杨锡绂还写道：“富且贵者以势力求脱，而所佥选皆无力之穷民。”被迫出运的大多是家境窘迫的穷人。江西赣州运丁“其穷彻骨，临至河西务剥米时，米已上船，而剥价不能开发”;“回空则身工饭米全无，无所不卖，尚有遗弃之虞”。江安粮道各卫帮运丁为支付沿途耗费，不得不重利借债;回空无资，“不得不变卖蓬桅什物”;“一船蓬桅绳索在南置备，最少需银七八十金，而在北变售，得价不及一半，及至次年出运又复置备”;年复一年，“愈成疲困”[2]。运丁因困窘被逼无奈，只能在州县兑粮时向州县百般勒索，以致帮费有增无已;州县被迫在征漕时采取浮收、勒折、敲诈等各种手段，将所有负担转嫁到粮户身上，恶性循环，从而加剧了一系列社会矛盾。
　　处于社会底层的运丁，出于经济窘困，除了典卖一切可卖的个人之物外，最后则被迫违禁典卖屯田。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典卖屯田的事例最多。扬州卫仪真帮屯田原额为171577亩，典卖32993亩，占19.23%。扬州卫头帮屯田原额为37740亩，典卖29884亩，占79.08%;镇海卫金山帮屯田原额为35944亩，典卖多达29222亩，占81.31%;庐州卫头、二、三帮屯田原额为208700亩，典卖151100亩，占72.35%;和州含山卫屯田原额为449473亩，大部分陆续典卖，所剩无几。运丁为图苟延旦夕，被迫出卖屯田，而富豪吏胥则乘机侵夺。乾隆年间，江苏丹阳县某豪强侵占镇江卫屯田273亩，为了达到长期侵占的目的，将其编入民粮田。山东临清卫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屯田失额达7358亩，其中豪强侵占1400亩，卫军“侵隐”5958亩。河南省睢州、鹿邑、柘城、太康四州县曾清出被“侵隐”的屯田722300亩。湖南省各卫曾清出被“侵隐屯田806542亩。之所以出现这样情况，先有运丁贫困，才有豪强和吏胥的侵夺。“侵隐”就是盗卖的代名词。
　　屯田失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荒废无收，而荒废的主要原因则是运丁逃亡。屯田与民田不同，屯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屯丁以佃户的身份耕种。耕种有粮田的运丁除按亩出津银之外，还须向政府交纳田赋，也就是说，经营有粮屯田的运丁承担着既向国家缴纳土地税，还要缴纳相当于地租的津银。耕种屯田的人承担着租与税的双重负担，比普通民田的负担高出三至四倍。租税繁重是造成运丁逃亡的重要原因。
　　由于屯田济运关系到漕运制度的持续，所以清政府严禁屯田买卖。乾隆《大清律例·卷9》规定：“旗丁有将运田私典于人及承典者，均照典卖官田律，计亩治罪，该丁革退，其田追出交与新丁，典价入官。”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于屯田典卖日渐增多，清政府补充规定：“民间私典军田匿不首报，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治罪，立杖一百”[3]。最低的责罚是杖40棍，加一等“立杖一百”，可将人活活打死。刑罚是相当严厉的。清代大部分屯田是配给运丁的，运丁在出运之年常将屯田出租。为防止屯田脱运，清政府对于屯田出租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其旗丁出运之年，将运田租与民人，止许得当年租银，如有指称加租立券预支者将该丁与出银租田之人，均照盗卖官田律，加二等治罪，租价入官”[4]。这条规定的责罚也是相当严厉的。如果有人胆敢占用屯田不交地租，按照《大清律例》规定，惩罚尤其严重：“强占屯田五十亩以上不纳子粒者，照数完纳，完日发近边充军;其屯田人等屯田典卖与人五十亩以上与典主买主各不纳子粒者，俱照前发问”[5]。在清代前期，清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对于维持漕运制度的正常运转和维持屯田制度的持续，收到了一定效果。
　　[1] 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15》“各省卫所绅宦富户因办运艰难，遂百计图维，思脱军籍，或将本有屯田转售于人而转置民产，向州县纳粮;或考试之时冒入民籍，入学中试;或以民籍报捐、贡、监职官。”杨锡绂(1700-1768)，字方来，号兰畹，江西清江人，清朝大臣。雍正五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贵州道御史。十年，授广东肇罗道。肇庆濒海，藉围基卫田。岁亲莅修筑，终任无水患。 乾隆元年，署广西布政使，六年授广西巡抚。二十五年，加太子少师。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
　　[2] 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25》。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37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3]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603》。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35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4] 乾隆《大清会典事例·卷9》。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36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5] 乾隆《大清会典事例·卷9》。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36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