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明代的造船经费是怎样筹措的？
　　明代造船经费的派征，始于推行军运法之后，派征的方式也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先是派征物料，并佥派农民将木料解运至船厂；其后由征解木料改为征收船料费，以“船料价”的名目随漕粮摊派；最后，以“船料银”的名目由实物改征银两。无论征派实物还是船料银，承担的主要对象都是东南各省农民。后来，还采取扣纳行月粮的方式将征收对象扩大到运军士兵，然而士兵的行月粮主要是由农民供给的，所以，最后还是由江南农民负担。
　　一、派征物料。自永乐年间（1403—1424）随着京杭大运河开通，需要大批漕船运输漕粮，明政府开始向东南各省及四川、福建等省农民派征物料，以满足尽快修造大量漕船的需要。每年派征的物料有杉木、楠木6万至9万根，杂木2万至3万根，油、麻、铁、炭等料300至450万斤。按照规定，各省必须农民把派征的木材和所有物料运送到指定地点，由提举司监收后，送厂承造。农民将这些物料从数千里之外的四川、湖广等地运到船厂，所运物料多为粗笨物件。其间，路途遥远，翻山过河，往复经年，费用巨大，负担沉重而痛苦。成化（1465—1487）中期以前，远自四川、湖广等地的农民将派征的杉木、楠木运到指定船厂，其间，有的木料被江水冲走，有的尺寸不合，因此受到监收官吏留难。这些农民虽然一年之中往返于山林与船厂之间，但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仍不能达到要求，不得已卖儿卖女、倾家荡产，甚至丢掉了性命[1]。
　　强制派征和佥派农民运送物料的制度导致农民破产逃亡，破坏了农业生产，而船厂则往往因为物料供应不足，导致造船工期拖延甚至无法如数承造。成化晚期，直接派征和解运物料的作法已经无法继续实行下去了，明政府不得不改变派征物料的制度。
　　二、征收船料价。成化十五年（1479），明政府宣布停止各处派料，改为向农民征收船料价。早在成化初年，已经在部分地区征收“船料价”，其办法是按照漕粮数额派征加耗。成化十六年（1480）平江伯陈锐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照先年旧历，将兑军民粮每石加耗一斗，准作船料价”[2]。按照每1石漕粮征1斗的“船料价”，是随漕粮加派的，所以，只给有漕省份的农民增加了负担，而原来四川、福建等非有漕省份农民免除了过去征派物料时的负担。征收的程序是：先由州县把征收的船料价耗米上交布政司，由布政司折银交给漕运总督府，总督府再按派造运船数额转拨给各提举司及下属各造船厂。
　　三、征收船料银。正德（1506—1521）初年，明政府将船料价由征收漕粮加耗改为征收银两，称为“船料银”。据《漕运通志·卷八·漕例略》记载正德七年（1512）“船料银”征收情形称：“（东南地区）兑改粮米，每石加银三分，以为造船之费。”这次征银造船，显然与正德六年（1511）大批运船被农民起义军烧毁有关。是年十月，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济宁，烧毁漕船1218只，约占漕船总数的十分之一。为免去船料价转换银两的环节，迅速增补所缺运船，明政府规定，每正粮1石征银3分。以漕粮400万石计算，每年约征银12万两。按照每船造价124两计算，可造船1000至1200只。
　　这项政策的实行结果仍然不能迅速扭转缺船的局面，于是，户部建议扩大征收范围和额度，以“军三民七”的比例派征船料银，即运军承担造船费用的三成，农民承担七成。正德十四年（1519），明政府正式批准这种征收办法。船料银的负担对象，已由有漕省区农民，扩展到部分运军士兵。
　　“军三民七”，即运军承担船料银的三成，农民承担七成。由运军负担的三成料银起初是由不出运的军士负担，其后则向所有运军派征。起初，由运军承担的部分，每年每人征银四两，以后规定所有运军士兵“每名岁征银二两四钱”。一般情况下，运军士兵通常利用运粮结束后或漕粮改折后的空余时间出办料银，如果不能上缴足够的料银，其不足部分，按照明政府的规定则“扣运军行月粮抵数”[3]。换句话说，明政府的规定就是“拿不出银子就别吃饱饭”。据《明孝宗实录·卷11》所载，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在奏疏中指出，在运军“无从措办”船料银的情况下，“皆军士卖资产、鬻儿女以供之”。
　　自正德以后，漕船缺欠的状况日益严重，每年派造漕船的任务更为繁重，随着物料不断涨价，造船费用随之增加。仅靠“军三民七”额定征收的船料银仍然不敷应用。明政府再次面临缺银造船的窘况。为此，明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拓展造船经费来源。
　　一是将运军过江兑粮的经费—“过江米”中的一部分，折银征收作为修造运船的费用。江北三总到江南水次兑粮，每石正粮可领过江米1斗3升。朝廷将其中“六升折银”，作为“修船什物之用”。仅“江浙纲运过江米银内，每年扣除银共四千六百六两”[4]，这些银两可造漕船37只。
　　二是将漕运费用之一的“轻赍羡余银”，改作修造运船的费用。嘉靖元年（1522），明政府下“令轻赍银酌量支用实数，以羡余银修造漕船。”三年（1524），又令各地将“轻赍羡余银”解送到淮安，以便由漕运总督府补造近年漂损的运船。对于缺船的卫所，先将本卫缺船补足，然后再补足本总的缺额[5]。
　　三是将漕粮改折后省下来的运军“行粮”和轻赍银，改作修造漕船的费用。早在成化（1465—1487）年间，漕运总督府就已经将供运军沿途使用的“行粮”扣除其中的一半，作为治河的费用。漕运总督在奏疏中说，运军每运粮1石，应该有7升耗米作为沿途盘坝拨浅的费用。近来，因为修闸浚河、打造拨船，已经占用了一半[6]。弘治（1488—1505）以后，每年折征漕粮在100万石左右，正德（1506—1521）以后，每年漕粮改折至200万石。漕折后无须解运粮米，因而省下了一大笔行粮、轻赍等银米，明政府将因改折而减下来的运军行粮和“轻赍等费”作为修造漕船的费用。
　　四是将“三六轻赍银”扣除一部分，拨作修船费用。“三六轻赍银”原属漕运使费的折银部分，后来缺银造船的情况日益严重，自天启六年（1626）起，明政府动支了这笔银两，以增加修造运船的经费。是年，江西省应派“三六轻赍银”7.2万两，“内奉文成造驳船动支三千五百两”；不久“又动支修艌本省卫所旧船银二千九百三十五两”[7]。
　　此外，明政府还在“兑军行粮正米”中“每石加耗五升”，作为“修造船只”的费用；还从“漕河夫役”的“工食银”中“每石加耗米二升，折银一分”，总共“岁得银二万两”，作为“补造船只”的费用。
　　综上所述，明政府为了修造大批运船以供漕运之急需，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不断加大了向东南各省农民包括运军士兵的压榨力度。明代造船的费用，就是这样靠东拼西凑、强拉硬扯的方法，勉强筹措的。
　　然而，造船经费短缺毕竟是长期的社会现象，对漕船的数量、质量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长期的并且是十分明显的。
　　嘉靖年间（1522—1566），工部主事朱家相指出，近年，州县委派征收船料银的官吏，或贪图小贿，或私亲厚友，或随意加码，任意花费。因为营私舞弊，往往超出期限一二年不能完成。有的州县缴纳布政司的银两，还不及应征数额的三分之一[8]。隆庆六年（1572）漕运都御史王宗沐经过调查后称，东南六省应征解的各项“料银”共拖欠“十二万两”，影响造船近千只。万历（1573—1620）以后，东南各省的府、州、县及各卫所积欠船料银的情况更为严重。据漕运总督衙门的清查报告披露，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1597—1607），仅各卫所拖欠的船料银即达64360余两，影响造船五六百只。万历三十六年（1608），漕运总督奏疏称，“补造积缺漕船一千四百余只，额造一千九百五十余只，总计料价额征外，尚少一十四万两有奇”[9]。明代晚季，船料银的积欠已经达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
　　船料银的长期亏欠，必然导致各造船厂无法完成每年派造漕船的任务。嘉靖二年（1523）漕运总督衙门报告说，本年在运漕船有“九千九百九十五只，该运粮三百二十万石；实少船二千一百九只，该运粮七十万石”[10]。其中浙江泗州卫漕船原额384只，“实缺船一百七十六只”，占原额45.8%。嘉靖（1522—1566）以后，尽管明政府大大增加了漕粮改折的数额，但漕船紧缺的状况依然如故。万历（1573—1620）中期，漕运总督衙门报告说，“迩年船料银缺至七万三千两，则在运船额之缺至一千四百余只”[11]。漕船的日益紧缺，又加重了各造船厂每年派造的任务，而派造任务的加重又迫使明政府加紧对东南各省农民的搜刮；而加紧搜刮的结果是导致各地船料银更为严重的拖欠。恶性循环，周而复始，日甚一日。
　　船料银的多年挂欠与漕船的长期紧缺，对明朝统治者赖以生存的漕运制度生产了严重的影响：其一，明代京师和北边的粮储供应日益紧张和枯竭。正德（1506—1521）以后，每年大约缺船2000余只，少运粮七八十万石。一方面使得京城仓储“日匮一日”，供给越来越紧张；另一方面，则导致北方边镇“仓廪皆空”，以致“军中时时告匮”，引发了下层士兵的多次“求粮”、“索饷”斗争。其二，缺船的现实迫使明政府不得不放宽改折的限制。自成化年间（1465—1487）确立漕运制度以后，明政府为保持“全运本色”，严格限制漕粮改折，但正德以后，由于缺船运粮，明政府不得不放宽改折的条件，以缓解缺船运粮的困难。其三，实行军运法，是明代漕运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明中叶以后，随着运船的日益紧缺，漕粮运输逐渐依赖“雇募民船”。江北庐州等卫，“因打造乏料，缺船装运，详准雇民船”载粮；山东平山等卫也“将粮雇募民运”。万历四十年（1612），共雇佣民船2000余只。天启（1621—1627）以后，明政府“转漕多雇民船”。
　　嘉靖（1522—1566）以后，由于漕船紧缺，漕运各个环节的运转不得已采取权宜变通之计，导致了漕政废坏。明政府多年形成的漕运制度，就这样逐步走向了废弛。第四，因为缺船，导致各卫所粮船超载，经常遭受漂没损失。隆庆五年（1571）礼科给事中雒遵报告称，“运船漂没之故，始于漕司缺船，并粮太重，故一遇水发，相随而败”[12]。
　　[1] 朱家相《漕船志·卷4·料额》：“先时（成化以前）各处解纳杉、楠等木，远自川、广，经涉江湖，有在途漂流者，有尺寸不及者，监收官拘泥成法，必求合式，致令解户经年往复，不获实收，至鬻妻卖子、捐躯荡业者”。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 朱家相《漕船志·卷4·料额》。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3] 孙旬《皇明疏抄·卷43》。转引自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5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4] 朱家相《漕船志·卷4·料额》。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5] 王在晋《通漕类编·卷3》：各地轻赍羡余银“差官解淮安府，听漕司将漂流船只次第补造。查有缺船卫所，先将本卫补足，通融于本总”。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6] 《明经世文编·卷40》载杨鼎《议复巡抚漕运疏》：“军士运粮，近例每石有耗米七升，以备盘驳雇直之用。近因修浚江闸并造驳船，已摘取其半”。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7] 王万象《江西疏稿·题为漕折轻赍积逋未完等事》。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8] 朱家相《漕船志·卷7·兴革》：“（船）料银往年多系掌印官径自委官征收，或潜通贿赂，或私厚亲旧，往往不得其人；加收火耗，任意花费；中间并有通同侵欺情弊，违限一二年不得完解。间有解到者，不及额数三分之一”。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9] 周之龙《漕河一览·卷7》。参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0] 《漕乘·卷2》（明刊本）。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1] 周之龙《漕河一览·卷7》。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2] 《隆庆实录·卷64》。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20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