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明代解运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清代是怎样解运的？

　　明初定都南京，漕粮征运限于江南地区，漕粮由农民运至南京。北疆的粮饷数量不多，则采取海运与河、陆相兼的办法运送。定都北京以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距遥远，漕粮的解运方式逐渐变化。
　　永乐十三年（1415），会通河通航，海运和水陆兼运停止，专一内河航运。原来从事海运的官军大部分转到河运上来，不在征调民夫。明政府又在运河沿线设置了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大仓群，作为千里运河间漕粮的中转站。各地漕粮，由农民运至淮安等四仓，再由运军分段转运。浙江和南直隶运军负责将漕粮由淮安转运到徐州，京卫运军负责由徐州转运到德州，山东、河南官军负责由德州转运到通州。每年转运四次，总计可运300万石。当时从事内河漕运的船只5000余只，其中3000只漕船负责从淮安运粮北上至济宁，另外2000只负责从济宁仓运粮到通州。以后，一年四次又改为一年三次。这种由运河沿线官军分段递运的方法称“支运法”，也称“转运法”[1]。在实行“支运法”的同时，遮洋总（明代的海军）每年将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收兑的漕粮30万石，十分之二运往天津，十分之八经蓟运河运交蓟州守军。
　　由农民运送漕粮的弊端一是耗费民力，二是耽误农作，三是没有严密的组织，运粮往往误期，四是中间环节过多，漕粮一旦出现问题难以追查。永乐二十一年（1423），平江伯、漕运总兵陈瑄提议：军队一年中可以完成三次运输，请将其中的两次运到京仓，一次运到通州仓[2]。宣德六年（1431），陈瑄又建议说：江南农民运粮到徐州、临清等仓，往返将近一年，耽误农时。如果只让他们运到淮安或瓜洲（扬州城南），然后将漕粮兑给官军运至北京，由农民给予路费，这样，则官、民两方便[3]。河南漕粮则由农民运至大名府小滩，兑给遮洋总。然后根据路程远近，由农民付给运军“路费耗米”即运费。当时,这种方法被称为“兑运法”。实行兑运法后，每年漕粮运抵北京的有400万石，明政府决定：“京仓贮十（分之）四，通仓贮十（分之）六”[4]。
　　关于运费，经户部会议决定，官军兑运漕粮的运费称为”耗米”，湖广地区正额漕粮每石加收8斗，江西、浙江加收7斗，南直隶加收6斗，北直隶加收5斗。如果农民自愿将漕粮运到淮安兑与官军，则每石只加收4斗。漕运官军有耗米可得，又有官府轻赍银作为过闸盘浅的费用，还可以免税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沿途销售获利，因此，大多数运军有一定积极性。实行兑运法的另一个原因是民运制度流弊丛生，已无法继续实行。但改行兑运法也并非无弊，它的弊端在于官军到州县兑米时，往往恃势多收漕米，由此造成一些地区所加耗米的数量过多。后来，明政府决定减少所加耗米的数量，规定最远的湖广地区每石加耗不得超过6斗，近者只加2斗5升。
　　成化七年（1471）漕运都御史、应天府（治所在今南京市）巡抚滕昭提出：如果让长江以北官军南渡长江，到江南、南京附近水次领兑，可以免除粮户原来雇船过江到瓜洲、淮安交兑的麻烦，但运军路程因此延长，农民除付给“路费耗米”外，应另付江北官军1斗作为“过江之费”[5]。成化十年（1474），明政府决定取消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原来负责转运漕粮的官军，全部到各州县码头领兑，然后直接运赴京、通二仓。这种由官军到州县收兑漕粮的办法，称为“改兑法”，也称“长运法”。至此，除白粮始终实行民运外，全部漕粮实行改兑法。
　　由支运法到兑运法，再到改兑法，明代漕粮运输的方法，经过三次演变后定型。
　　清代初期，明代漕弊流毒未尽，为清除流弊，清政府对帮船到州县水次兑运漕粮，先后作出两种安排：一是相对固定，即某帮船到某府、州、县兑运漕粮是固定的，一般不作变动；一种是“六限轮兑”，即某帮船今年兑运某州县漕粮，明年又兑运另一州县漕粮，六年轮转一次。实行轮兑制的好处是有利于预防运丁与州县书吏熟识后勾串为奸；它的坏处，一是帮船距派运水次远近不定，不便安排运期；二是帮船不归州县管辖，不便对运军进行约束和督催。顺治十二年（1655）改为本地卫所先派兑本省漕粮，船只不足时再派其他卫所兑运，于是，帮船与州县兑运关系，逐步确定下来。见下表。

　　部分州县不通水运，就要将漕粮运至可通漕船的州县交兑。如山东武定州的漕粮要运到德州水次交兑；曹县、定陶、郓城、寿州、范县、濮州、朝城、观城等州县的漕粮要运至张秋安平镇水次交兑；安徽广德州的漕粮要运至宣城水次，江西省大部分州县的漕粮要运至省城河下及樟树镇水次；湖广省的漕粮要运至蕲州、汉口、城陵矶水次交兑。
　　实行固定水次兑运制度后期，奸弊复生。如兑运苏、松二府漕粮的运军，与当地书吏狼狈为奸，克扣勒索。为此，雍正五年（1727）又改为轮兑制，各帮船兑运州县规定三年轮换一次。各卫所帮船兑运漕粮仍以本府各州县为主，最远不过百里，近则30里。道光三年（1823），漕运总督魏元煜又决定实行抽签决定帮船兑运州县的办法，仍为三年一轮换，期满时抽签决定兑运州县。
　　[1] 《明会典·卷27·户部12·会计3·漕运》对于支运的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令浙江嘉、湖、杭与直隶苏、松、常、镇等府秋粮，除存留并起运南京及供给内府等项外，其余尽拨运赴淮安仓。扬州、凤阳、淮安三府秋粮内，每岁定拨六十万石。徐州并山东兖州府秋粮内，每岁定拨三十万石，俱赴济宁仓。以浅河船三千只，支淮安粮，运至济宁；二千只，支济宁粮，运赴通州，每岁通运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卫官军，于通州接运至北京。”
　　[2] 《明成祖实录?卷264》永乐二十一年二月乙酉：“计官军一岁可三运，请一二运赴京仓，一运赴贮通仓为便”。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195页。
　　[3]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漕运》：“江南民运粮储仓，往返几一年，误农时；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京，给予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0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4] 《明史·卷79·食货志三·漕运》。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196页。
　　[5] 《明史·卷79·食货志三·漕运》；《罪惟录·志卷40·漕志》。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196页。
　　[6] 光绪《漕运全书·卷10》。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153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