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的通州城，是行政管理、经济、文化、防卫等各系统相互作用的综合体。为了保证城市生活的正常运转，历代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和设施，岁月更替，绵延不绝。对于城市的过去，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是，明清两代，每年有两三批次鲜国使团到北京朝觐，而每一次朝觐活动都要经过通州，使团中都有人对行程过程进行详尽记录。2001年汉城东国大学林基中将这些行程笔记编辑整理，以《燕行录》为总称出版发行,共一百卷。当然，朝鲜使臣沿途所见，只是通州城的一部分。那就让我们借助朝鲜使臣的眼和笔，沿着他们的踪迹来看一看那时的通州城的“一部分”，是个什么样子。
朝鲜国弘文馆副应教、司谏院司谏崔溥，字渊渊，号锦南。时年35岁。在明弘治元年（1488），奉命出巡济州等海岛，次年正月初三日回原籍奔丧。不料出海后，一连多日遭遇大风潮，一行43人所乘海船多次遇险，行李、什物尽抛海中，险遭沉溺。十余天后竟被风潮裹胁至中国宁波附近沿海，后北中国政府送回国。下面摘录的是崔溥一行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进京途经通州的情景[1]：“三月二十八日，至北京玉河馆。是日晴。舍舟乘驴过（通州）东岳庙、东关铺至潞河水马驿，一名通津驿，中门大书"寰宇通衢"。驿西有递运所，西北有通州旧城。通潞亭在城之东南，东抱白河。白河一名白遂河，或谓之东潞河。臣等步入城之东门过旌表田拱、尚义门、大运中仓门、进士门出旧城西门又过新城第一铺、大运西仓门、玄虚观，又出新城西门。城与旧城相接。通州即秦之上谷郡也今辖于顺天府。州治之南有通州卫、左卫、右卫、定边卫、神武中卫。”
上述文字是距今五百多年前形成的，信息量很大，记述了当时通州城内的部分主要建筑和官府。我们按照先后顺序简要地讨论一下。
使臣们在通州东关首先看到有潞河水马驿，这个机构也多次出现在通州的史籍中。那么它是干什么的呢，——这与中国的驿传制度有关。
中国驿传制度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代就已出现，驿传的主要职责是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物资等。驿，历史上不同时期曾有遽、馆、邮等不同的称谓。齐国每30里设一遽；楚国的驿传机构称“侯”；而有的诸侯国每30至50里设一馆。大兴区礼贤镇在燕国时曾设招贤馆，河北省馆陶县则因赵国设馆丘而得名。明代的驿传体制分为馆和驿二级：会同馆，设在都城，主要负责接待各地王府公差进奏人员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及外国使节。朝鲜国使臣下榻的玉河馆就是北京会同馆的南馆。明代会同馆额定馆夫400名，马171匹，驴173头。
水马驿，是设在像通州这样的交通干线和通衢大道的水驿和马驿，水陆合设的就称为水马驿。一般相隔60里或80里设一驿。水马驿随所在地区不同，配置的马驴数量也不同，交通干线一般设马80匹、60匹、30匹；支线僻地设马20匹、10匹、5匹。一般情况，驿夫、经费，也随所设马匹数量多少而配置。
使臣途经召里村，看到了那里有急递铺。急递铺，主要职责是步行传递公文。一般沿州县主要道路每隔15至25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1名，铺兵要路10名，偏僻地方设5名或更少。铺兵名义是兵，其实都是贫苦农民。明代的通州东有召里铺，南有黄厂铺，西有大黄庄铺等。
朝鲜使臣在潞河水马驿西，还见到了递运所。递运所是明代设置的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机构，是与水马驿不同的物资运输系统，一般设在水陆码头或交通枢纽地方。递运所的主要运输工具有车、船、牛、骡等。运力的配置视道路条件、路程远近和实际重要而不同。一般情况下，载重10石的大车，配车夫3人、牛3头；相对小的车配车夫1人，牛1头。
清代沿袭明代的驿传制度，但也有所改革与发展。各省腹地所设驿传机构称“驿”，而专为军务服务的驿传机构称为“站”，甘肃、新疆等边远地区的驿传机构称“塘”，内蒙古、张家口等地为紧急军情服务的驿传机构称“台”，此外边远僻地还有称为“卡”的驿传机构。明代的递运所，清代归入驿站，而急递铺则保留了下来，并且扩展了规模。除边疆以外，内地各省沿主要道路一般每10里至30里设一铺，网络纵横。每铺设铺司1名，司兵1至7名。通州设东西南北四路共14处，每铺铺司1名，司兵3、4名不等。清代晚期，随着铁路公路运输的发展和现代邮政事业的出现，光绪二十二年（1896）开办“大清邮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邮传部，古老的驿传作用被替代。1913年春，北洋政府宣布裁撤所有驿站。
至于上文中使臣们见到的“旌表田拱、尚义门”、“进士门”、“新城第一铺”、“玄虚观”等，通州的历代史籍均无记载，在这里首次见到。文中说“通潞亭在城之东南”，明代《通州志略》也有相同的记载，但此外在无其他资料。所以，我们对王莽新潮设置的“通潞亭”还知之甚少。
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梅窗先生随冬至使出使中国。据记载，此次使团包括：正使俞大祯，副使郑士信，以下还有佥知、宪吏、军官、太医、押马官、通事官、别破阵、理马、养马、伴倘、厨子等共36人。梅窗先生即书状官金时让。下面时梅窗先生记述的经过通州的见闻[2]：“十月二十三日甲午，晴而温。是日发行，向玉河馆。是朝，上通事催马甚迟，至巳时启行。渡大通桥[3]，由城东门入。通州城内市廛人物之盛，甲于一路。由西门[4]而出，城之外又有外城。其周匝之广，市阎之盛，无异内城。路左有大仓，袤延几十里，穹窿连云，缭以高垣，大书其门曰：经理全漕。盖东南财富漕运自潞河而来，藏积于此，以需国用。如我国之龙山仓。皇家积蓄之厚可想矣。”朝鲜使臣自东门入通州城，穿过西门后发现又有城，那就是新城。此前，蒙古残部瓦剌军多次袭扰京师。储存大量漕粮的西仓、南仓位于通州旧城外西南，如果被侵占，瓦剌军获得大批粮草后，会在此长期盘踞并会更加肆无忌惮，而京师的生命线就此断绝，后果不堪设想。有鉴于此，明政府决定，将所存漕粮抢运进京。首日令运京二石者，以一石入仓，一石归己；次日令运京粮米全部归己；又次日，搬运不及，纵火烧毁。为了护卫漕仓，明正统十四年（1449）建通州新城。新城东连旧城，周七里，设二门，南门题额“望帆云表”，西门题额“五尺瞻天”，门各有楼。城墙高只及旧城一半。万历十九年（1591）加筑高如旧城，面积1.2平方公里。万历二十二年（1594），户部郎中于士廉主持疏挖城壕3300余丈，建闸一座、桥四座，引通惠河水通漕。
使臣们在通州新城看到了规模宏大的漕仓，“袤延几十里，穹窿连云，缭以高垣，大书其门曰：经理全漕”，那就是大运西仓。大运西仓于正统元年（1436）定名，简称西仓，俗称太仓。原在通州旧城西门外，新城之中。东起今铜材厂旧址，公园下坡小学西墙，西至今新仓路（原大小红牌楼胡同），南自新城南街北侧，北到中山大街（今北方精密机床厂、通州师范学校范围内）。永乐七年（1409）建，周长876.5丈，占地面积33.25万平方米,周围以墙围绕，设西、南、北三门。内设通州卫、通州左卫、通州右卫、定边卫和武清卫六卫仓，嘉靖二十八年（1549）有仓廒97连，囤基844各，仓房2018间。另有大督储厅1座，监督厅1座；各卫小官厅6座，房各2间，井各2口。
各门挚斛厅1座，房各3间。为仓廒和仓房最多时，此后常有变化。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有仓廒142座，仓房710间。对于使臣们来说，如此规模的大型仓库，是其他地方所罕见的。
明末清初，中原易主。辽东、辽西地区战事频繁。朝鲜国为自保，不得已在夹缝之间左右周旋。松溪先生作为书状官，亲身经历了这一重大事变。在《燕途纪行·卷五》中记载的出使情况即有：顺治七年（1650）、十三年（1656）为国事，松溪先生随使团两次赴北京。下面是所记往来通州时的见闻[5]: 清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二十一日丙寅，晴。早发。雄城东傍潞水，西、南、北有罗城，敌楼森罗，东有水门，引水入城，便成大河，舟楫往来。水门今则半颓矣。闾阎扑地，街市骈阗，人肩磨，车毂击，其盛不下临淄之道。畿东直路，繁华雄盛，通府第一，北平为二，丰（润）玉（田）为三，其余不足论。”上图“通州城池图”，撷取于国家博物馆藏“清代运河图”。如图所见，通州各门均设有瓮城。瓮城，是古代城市的一种防御设施，为了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而在城门外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属于中国古代城市城墙的一部分。瓮城两侧与城墙连在一起，瓮城墙上设有箭楼、门闸、雉堞等防御设施。瓮城城门通常与所保护的城门不在同一直线上，以防攻城武器的进攻。
清代通州城（清中期）
通州北门（1900）
这幅图片为日本侵略军于1900年拍摄的通州北门。北门瓮城的门朝西，几个洋兵正从门内出来。如果将图片放大，还可见后面一位身着白色长衫的人，刚刚从城墙北门内出来。瓮城外面搭建了观光台，用于达官贵人观赏运河左岸及石坝、葫芦头上数千人、百余只漕船、剥船，扰扰攘攘向北京转运漕粮的盛况。
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朝鲜国冬至上使瀛昌君沉率使团出使中国。使臣们在他们的纪行中，记载了通州城内的几座古建筑[6]：“十二月二十三日乙丑，大风。西行二十里许，过烟（燕）郊铺暂歇，桥头古寺，汉僧佛圣颇致款汤茶以进，恳请还程时更留，盖喜见汉官威仪者也。又行十里，望见堡楼白塔耸出云中，即通州也。……由东门而入，重门复关，屹然完固。人民之众，车马之多，輷輷[7]殷殷，磨戛杂沓，市肆繁华，触目眩熀[8]，非所经列邑之比也。转而北折，至一虹门，上建三层楼，匾曰“京东重镇”。又有虹门，上建三层楼，匾曰“司空分署”。其余牌门之侈，楼橹[9]之繁，不可殚记。转而东折，至察院，为小牌门，书曰“攀龙重门”。杰阁与永平同，即试士之院也。是日，行八十里。
二十四日丙寅，晴。平明，由南街而行，有牌楼书刻“恩荣”二字，乃吏部尚书杨行中之闾也。渡大石桥，即玉河之下流，自大明宫经皇城东流，贯州城南流，合于潞河。乘船溯流，则直达于皇宫。盖皇明时，自皇宫至通州四十里之间，凿湖行船，以便漕运。其为后世计至深且切。而一朝事去，终为夷狄之资，可胜叹哉！折而西行，出内城门，是为朝天门，石刻“神京佐辅”四字。物货灿烂，肩毂磨戛。渡石桥，桥南有太仓，延袤有六七里。乘轿吹角者相望于道，前后不绝，而皆是新妇之行云。盖唐俗，于婚日，妇必先往婿家。而岁交新旧，婚者众多，故也。出外城门，渡八里桥，其长可数百步。下通船路，隐若飞虹。上夹石栏，雕刻奇巧。玉河由其下入于州城矣。朝饭于八里铺之显达寺。自通州至此，凡三十余里。”
使臣们未入通州城，远远望见高耸入云的燃灯佛舍利塔。正应了清代王维珍的诗句：“一支塔影认通州”。宝塔矗立运河边，是通州城兴衰的历史见证。朝鲜使臣记述的第一座建筑是钟鼓楼。钟鼓楼位于旧城中部北街，明初建，嘉靖十七年（1538）毁于火，二十七年（1548）重建，万历三十七年（1609）、清顺治二年（1645）曾重修。楼南北向，面阔三间，高30余米，歇山重檐，上下二层，四周代廊，下为拔券门洞。楼北悬额“暮鼓晨钟”，南悬额“声闻九天”。清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圮毁，四十四年（1706）再建。雍正元年（1723）州城官绅捐修后，楼南增一匾额“先声四达”。嘉庆年间（1796—1820）、道光九年（1829）、同治十年（1871）又有修葺。钟鼓楼的晨钟暮鼓，为居民报时，以司晨昏。“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毁，木料砖瓦北用于修建“五七”干校。
第二座建筑，是位于司空分署街口的魁星楼。“司空分署街”位于通州北城，明代街内曾设有工部分署衙门。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所说的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儒士学子心目中，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据已故王文续先生《贡院·魁星楼·射圃》一文所记，通州城内的魁星楼是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由工部郎中陆基恕修建的。魁星楼底部为立方体台基，上建拱洞以供通行。拱洞很像一个小城门洞，但没有门。拱洞上方前后两面各嵌一块镌刻“司空分署街”五个大字的石匾。台基上建三层楼阁，内塑文昌帝君像。清康熙年间又增奉魁星、朱衣两位神像。台基西门北侧有马道，可从此拾阶登上魁星楼。乾隆三十九年（1774）遭火灾，魁星、朱衣二神像移至文昌阁供奉。此后，仅存台基和楼阁底层，未有修复。1968年为便利交通而拆除。
第三座建筑是察院。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简称察院，御史出差在外，其驻节的衙署也称察院。明代，各省学政最初多由御史出任，所以院试的考场通称察院。朝鲜使臣所记的“察院”，就属于这种情况。
通州察院，位于通州城内北街原贡院胡同，明代晚季改为试院，进入清代为顺天府科考场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贡院”。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圮毁，康熙二十一年（1682）知州于成龙复建东西配房各三间，此后陆续增建，至光绪九年(1883)有正厅五间，上房三间，大堂、川堂各三间；东西厢房各六间，抱厦三间，平台二间，东西号舍42间。每年四月，顺天府所辖州县考生到通州贡院应试，届时，附近民房北租赁一空。光绪二十六年（1900）贡院北八国联军焚毁。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通州官立小学堂操场，1936年在贡院旧址建通县女师附属小学，解放后，为贡院小学校址。2012年因旧城改造，择址重建。
第四座建筑，是“恩荣”牌楼。牌楼，也称牌坊，中国的牌坊由棂星门衍变而来的，开始用于祭天、祀孔。棂星原作灵星，灵星即天田星，为祈求丰年，汉高祖规定祭天先祭灵星。宋代则用祭天的礼仪来尊重孔子，后来又改灵星为棂星。牌坊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至明、清登峰造极，并从实用衍化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被极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不仅置于郊坛、孔庙，以及用于宫殿、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前和主要街道的起点、交叉口、桥梁等处，景观性也很强，起到点题、框景、借景等效果。
“恩荣”牌楼为表彰杨行中而立。杨行中 (1489-1572)，字维慎，号潞桥，明代通州人。正德十五年(1520)，参加北京会试成绩优良，考取贡士。嘉靖朝历任知县、监察御史、南京工部尚书等职，厚道稳重，廉洁平允，办事认真，措施得力，善于处理纷杂艰难之事。主持编辑《通州志略》刊行于世。
使臣们所说的“出内城”，即旧城西门。西行路左，即是西仓，在拙作《通州的街景》中有所记述。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一月，朝鲜国以判中枢副府事官柳堂为上使，佥知李麟微为副使，以副司直沈枋为书状官，率使团出使中国。下面是经过通州时的见闻[10]：“十二月二十三日晴，日暖。晓发，至八里铺，朝饭。至东岳庙，改着冠带，午前入北京，止宿于朝阳门内智化寺。通行四十里也。
晓，历通州西门，凡五重门之外，有八里桥，桥下漕船通入，仍至北京云。”朝鲜使臣经过通州城的“五重门”，是指东城瓮城门、东城门，旧城西门、新城西门和西城瓮城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通州的建城史。这里所说的通州城，是指北齐西迁至运河西岸的通州治所，不是古潞城或东迁至三河县城子村的治所。
北齐时（550—577），县治西迁至潞河以西，但城池建设情况史籍没有记载。最先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有重要贡献的，是清代著名学者刘锡信。
当时，刘锡信在通州城南一里许，得到了唐代长丰令李丕的墓志石，铭文云：“葬于县之南三里。”于是，刘锡信据此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唐代潞县治所已经迁至潞河之西；其次，州署、学宫集中于北门以内，应是延续前代，即唐代以前即已建有城池；再次，从清代通州城的南关北移二里，约至鼓楼后北街中段，那里应是唐代潞县城的南关。综合以上情况，刘锡信断定：唐代潞县城只在北街中段以北一隅。
金代的通州城，已经南扩至今新华大街北侧。城池何时向南扩展呢！刘锡信认为是在后唐时期。当时，后唐割据政权受到北部契丹帝国的强大压力，契丹骑兵经常到幽州近郊抄掠，以致“幽州东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资治通鉴》中写道：“……每自涿州运粮入幽州，（契丹）辄伏兵于盐沟掠取之。”为此，驻守于此的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不得不在蓟州河上置“芦台军”，以万人戍守，同时，“城盐沟而戍之，为良乡（县）”，并在潞县、三河筑城以为屏障。刘锡信认为潞县治所的南移，就是在赵德钧这次筑城时。赵德钧这次筑城，应是对前代城池的扩建。
金代末，元军进攻通州，据《元史·攸哈剌拔都传》记载，攸哈剌拔都“一夕造炮三十、云梯数十附城”；元末，明将徐达率领大军经河西务进抵通州城下，众将领要求攻城，郭英说：“吾师远来，敌以逸待劳，攻城非我利也。”于是，在城外设伏，取得胜利。以上说明，金代、元代以前，通州均建有城池，并比较坚固，但明代以前的城墙均为夯土构筑，墙内墙外没有砌砖。每逢降雨，守城士兵将编好的苇箔附于墙上，以保护墙体免遭雨淋。
明洪武元年（1368），明将孙兴祖率军士修造通州城。夯筑城墙，外砌城砖，连垛墙高三丈五尺。城周长九里十三步，设四门：东门称通运，西门称朝天，南门称迎薰。北门称凝翠。门各有楼。城区面积约1.7平方公里。这就是通州旧城。
正统十四年（1449）为护卫西、南二仓，构筑新城。城墙外皮砌砖。新城东连旧城，周长七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初建时城墙不及旧城一半。万历十九年（1591）加高城墙如旧城。清乾隆三十年（1765）拆去旧城西门，新旧两城连为一体，城墙里皮全部砌砖。1932年，美国牧师万卓志、亨德呈请，经通县县长冯承棣批准，为便利通行，在南仓之南城垣开一小门，称小南门。
明万历年间（1573—1620 ），通州城内街巷58条，多在旧城，新城多为衙署，居民约1.8万。清雍正七年（1729）修筑朝阳门至通州石道。光绪初通州城有街巷102条，人口约4.2万。
《燕行录·卷七十·燕行录·通州》第49页所记载通州城的专文，转录如下：“潞河一带北遶皇都，南通维扬。造舟为梁，与波动摇，人马行声，隆隆相应焉。距皇城四十里，跨河为州，簇簇帆樯隐映雉堞间。从州城北门入，所过大石桥，皆打铁隐钉，马蹄佶傈[11]，车轮冲撞，光滑如磨。入内城门，十字街口建一座牌楼，上面书‘日下冲繁第一州’。盖第一要冲繁华处也。城内通衢，皆甃石为道，直抵朝阳门外。凡四十里左右旗亭酒楼，丹碧连天，帘幕临江。城东门内一堛[12]亭亭独出，影卧江面。余有诗曰：“堛似高帆城似岸，通州全在夕阳中”，真夕阳佳境也。
通州介于燕蓟，兼通水陆。商贾之所辐辏，漕运之所转输，即燕京之咽喉也。尝闻通州江水直通于大内，锦帆牙樯来泊如云。人言：四五月间，漕船到来时然也。”上面资料形成时间及作者不详，从内容看，应该在清康熙末年，全文高度概括了通州的重要作用。使臣们进入北门之前所过的“大石桥”，在北关盐滩村附近的通榆大街上。平面方孔，桥长仅丈许。文中所说的“十字街”，即今旧城南街小楼饭店门前，南街与西街相交处。《通州志略》就将那里记为“十字街”，看来那时人们就是那样称呼的。使臣们看到，街口牌楼大书“日下冲繁第一州”，其中的“日下”指北京，清乾隆时期的《日下旧闻考》，是朝廷重臣受命编纂的典籍，书名中的“日下”，就是“京城”的意思。那么,“冲繁”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古代的州是有等级划分的，比如宋代，据清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宋史三·地理志》载，宋代“州有四等，曰节度州，曰防御州，曰团练州，曰刺史州”。清代实行的“州”等级制度，是随着对官员任命制度改进而提出的。此前，清代州县官的选任实行吏部月选制度，即遇有缺额，吏部先分列官缺类别，统计出缺额数，再将官缺一一写于竹签上，封固后置入签筒，每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外掣签。掣到某签，即补授某缺。掣签选官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选官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但这样的任命，是出于抽签的偶然性，而不是根据缺员地的实际需要和官员的德能才迹量才授职，显然是有问题的。雍正六年（1728）由广西布政使金鉷[13]，根据各州县所处地理位置的冲或僻、政务的繁或简、赋税的完或欠、命盗案件的多或寡等四方面情况，提出依据“冲”“繁”“疲”“难”四个方面情况来区分“要缺”和“常缺”。其中四要素俱全、或兼其中二三、或一项突出者，定为“要缺”；而四项俱无者，定为“常缺”。
“冲”“繁”“疲”“难”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其中，“冲”指地当孔道，“繁”为政务纷纭，“疲”是赋多逋欠，“难”指民风刁悍、命盗案多。通州地处水陆要会，京师门户，应属“要冲”；通州又是京杭大运河主要功能的承载地，每年数百万石漕粮在这里接卸，南北各省各地商货在这里集散，南北各族各地社会名流、商贾行旅经这里往来，人口众多，街市繁华，漕务、商务、政务纷纷扰扰，可谓“繁杂”。这就是“日下冲繁第一州”的含义。正如朝鲜国使臣所说“盖第一要冲繁华处也”。
乾隆五十五年（1790）八月，朝鲜国以昌城尉黄仁点为进贺兼謝恩正使，率使团出使中国。使团由朝鲜至热河，转至北京，返程途经通州[14]：“九月四日辛巳，阴，终昼东风。通州城池在白河之西北，明洪武元年甃以砖石，周九里十三步，门四。正统间，因西关厢置西南二仓，建新城护之，亦甃以砖，周八里，高三丈二尺，连接旧城，西面为门二。正德间增修，加高五尺。万历间又增修，连垛口高三丈五尺。长一千三百四十丈有奇，浚濠三千三百余丈，广八尺，深二丈，引通惠河水注之。
永通桥在城西八里，跨通惠河，修二十丈，即正统间所建。清康熙初重修城池、永通桥，左右饰以青白石栏，两岸安石狮各二。城内驻扎有通州协左右营，统辖彩育、三河、玉田、丰润、张家湾五营，而受节制于天津镇总兵官，古北口提督。通州协副将一，左营兼中军都司一、千总一、把总二，兵二百五十名。右营守备一，把总二，兵二百五十名。又有分防东路千总一、把总一，兵一百名。为东路捕盗同知所辖。”
文中所说的旧城“甃以砖石”、“建新城护之，亦甃以砖”，只是城墙的外皮砌砖，而城墙的主体是以夯土筑成。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新旧城的里皮才全部用砖包砌。漕运是朝廷命脉，历代对于通州的防卫都非常重视，清代也不例外，镇守通州的是相当于“军”“师”级的高级指挥官。
道光十二年（1832）七月，朝鲜国以判中枢徐耕辅为冬至兼谢恩正使，率使团出使中国。使团中的书状官有感于通州的繁盛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写下了这篇“记”[15]：
通 州 记
通州，秦时属渔阳郡，汉时置潞州。隋唐时废，入涿县，旋为潞县。五代及辽因之。金时升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而大明因之。城周二十里，殷富瑰丽胜于盛京、山海关。跨大街建两檐高楼，亦有一白塔，高耸云霄。已自城外入望，绕城之水曰白河，一名潞河。元郭守敬所凿，以通东南漕路者也。源出塞外，经密云，南至牛栏山与潮河合，至通州，入直沽，抱城而流。滨河有三所仓廒，制如城楼。上设疏窗，以泄积气，墙壁垂穿旁穴，以疏湿气。引水环仓，以备火患。大小舰舸泊于河岸，未及解缆者无数。上下十余里樯竿如簇，盖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此，燕岩所谓“不见白河之舟楫，不识帝都之壮”者，即此也。城外人家，亦皆临水，茶坊酒楼，映带如画。城内花铺多畜佳菊，其白者曰“通州白”；红者曰“通州红”，其余黄黑诸色皆仿此。又闻雄黄之产于此者，品好云。明谢肇淛曰：燕都称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有不便者，漕粟仰給东南耳。
运河自江而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而西北之腹尽枵[16]然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干命时，烽烟四起，运道便绝，惟有束手就困。此京师第一当虑者云。
作者是朝鲜国高级官员，具有一定治国理政的才能。文章概括了通州形盛和重要的历史作用，也指出了通州乃至漕河运道的隐忧。事实却是如此，一旦运道断绝，“西北之腹尽枵然矣”。京城百万之众无米可炊，那景象将是极其凄惨的。元朝末年，这样的事情就曾出现过，饥馁而死达二十万人。文中还记载道光年间，通州曾盛产菊花和雄黄，这些情况，只有在《燕行录》中才得以见到。
对于通州城内通流闸的记载，散见于《燕行录》多篇之中，如有的使臣写道：“入城一里许折而北百余步，渡一石桥，桥下水声甚壮。驻马见之，水自西城入，向东城而出。至桥下，澎湃喷射，桥底似是设闸处也。桥上下百余步，各有木桥，人行其上，渠两岸各甃石，岸上重楼叠屋，左右相映，亦一胜观。[17]”有的使臣则记述“又行一里许，有一座石栏桥，左右以红木栅环置，桥头有三檐十字门。[18]”历代古籍对此也多有记载，比如明正统十四年（1449）王琼所撰《漕河图志》：“通流上下二闸，上闸在州治西门外，西至普济闸十里；下闸在南门外西北，至上闸五里。元至元二十九年（1293）始建木闸曰通州闸，延祐以后修石闸，改名通流。”通流闸位于新华大街东段与旧城南北大街相交处，嘉靖七年（1527），御史吴仲曾主持修建石闸一座，称通流闸。主要功能是调剂通惠河水量，以保证通惠河主航道向北京驳运漕粮。闸上建造一座三官庙，为北京地区所独有，清顺治二年(1645)该庙易建为阁，匾额作“灵显”，康熙十二年(1673)毁于火灾。明代在石闸东侧曾建木桥一座，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水闸废除改建石桥，因有“闸桥”之称。此地为南北大街咽喉，而桥之两端街市繁盛，远近闻名。旧时，会馆两侧茶馆酒肆栉比，各种商贩星罗，说书杂耍竞技，状若北京天桥，遂有"小天桥"之称。即使今天，老通州人提起“万寿宫”，依然有很深印象。1952年改造万寿宫穿城河，闸桥被拆除，“闸桥”地名遗留至今。其西不远北侧曾有江西漕运会馆一座，清乾隆三十年(1765)由江西省十三组运粮船帮集资兴建，四进院落，供奉东晋道士许逊，以其斩蛟救众传说祈其护航，俗称许真君庙。据传，乾隆皇帝去东陵祭祖来往于通州时，曾驻跸于此，以代行宫，故又名万寿宫。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北运河停漕后，，在通州江苏瓷商纷纷迁移他地，会馆作用消逝。解放初期，移交人民政府。
[1] 见《燕行录·卷一·锦南先生漂海录·卷三》501页
[2] 见《燕行录·卷九·梅窗先生朝天录》第329
[3]大通桥在北京东便门外，不在通州城东。文中所记似有误。如当时有桥名“大通”，目前已有史籍中未见记载。
[4]指旧城西门。位置在今经信委楼后。其后的“外城”即指通州新城。
[5] 见《燕行录·卷二十二·燕途纪行·松溪先生·卷六》第139页
[6] 见《燕行录·卷二十八·燕行日录·野村先生集·卷四》第353页
[7] 輷hōng：许多车辆的声音。
[8] 熀h?ang：明亮。
[9] 橹：城门上的望楼。
[10] 见《燕行录》卷二十三：《燕行日记》第475页
[11] 佶傈jí lì：慓悍雄壮貌。
[12] 堛bì：土块。
[13] 鉷hónɡ: 弩上供钩弦发箭的部件。
[14] 见《燕行录·卷五十、五十一、五十二·燕行纪·卷四》第195页
[15] 见《燕行录》卷七十二：《燕辕直指卷之五·留馆录（下）》第120页
[16] 枵xiao：腹空饥饿貌。
[17] 见《燕行录·卷三十一·燕行日记》第430页和《燕行录·卷三十三·燕行日记》第271页
[18] 见《燕行录·卷九十·石湍燕行录》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