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1、说说三庙一塔那些事儿 2、说说通州水系那些事儿 3、说说漕运码头那些事儿 4、说说漕运仓储那些事儿 5、说说张家湾古镇那些事儿 6、说说安清漕帮那些事儿 、7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 8、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 9、说说老通州洋人那些事儿 10、说说运河民俗那些事儿
　　本期，小文继续给您带来《漕运仓储那些事儿》之通州的漕运经济
　　通州商业的繁盛与漕运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如《嘉靖通州志略》所言 ：“通州密迩京师，当东西南北之冲，水路要会，天下财货集焉。是以逐末者多，务本者少。”清代亦如此，据《康熙通州志·封域志·风俗》记载：“走集之交， 聚会之所 ；习为商贾，勇于奔竞。”但是，要说漕运到底是如何促进通州商业繁荣的，不得不说一项叫作“随船土宜” 的制度。
　　所谓“随船土宜”，从字面意思说，就是漕船运粮的同时， 可以捎带点当地土特产，并且一定数量的土特产可以免征税钞。这种制度早在明代已经形成，但是数量不大，成化（1465—1487 年）时期，每船准带土宜 10 石嘉靖（1522—1566 年）末，允许带40 石，万历（1573—1620年）时期，增加到60 石。到清代，朝廷对漕船携带“土宜”的限制逐渐放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朝廷知道运输成本太高，途中各种花费太高，运丁太苦，放宽政策，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保护运丁的积极性。如雍正七年（1729 年）谕令 ：“旗 丁驾运辛苦，若就粮艘之便，顺带货物至京贸易，以获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从掌握的史料看，各省漕粮，由各帮船运丁在各州县将粮食运到通州期间，沿途有关卡闸坝无数，到京通交粮还有仓场衙门和坐粮厅。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形成政策的，朝廷规定的各种附加费用，如芦席税，无论正、改兑漕粮，每两石征席一张，全漕 400 万石须征席 200 万张。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等省，正兑米石都附加征收楞木松板，每两石征收楞木一根、松板九片。
　　又如专供运丁运粮沿途开支的费用，有的给米，有的给银两，就是所谓的“漕运赠贴”。因地域不同，称谓也不 同，江南谓之漕赠，浙江谓之漕截，山东、河南谓之漕耗，江西、湖广谓之贴运。各省标准不一，或收银两，或收粮米。据《光绪顺天府志·经政志三·漕运》记载，康熙九年（1670 年），朝廷规定 ：“江安、山东、河南每米百石征银五两、 米五石。苏、松、常、镇四府，每米百石征银十两、米五石。浙江每石征漕截银三钱四分七厘。江西每石征赠银三分、 赠米三升，副耗米一斗三升。湖广无加赠银米。”每船漕粮 按500 石计算，数量也大得惊人啊。
　　又例如，作为雇用舟车的转运费（称水脚银）因地域不同，也视距离远近和运送难易程度而论。除以上所规定的附加费用，还有一种情况是给各处官吏的好处费，也就是各种“潜规则”。如领运官、押运官、催攒稽查官的好处费，淮安漕督衙门、京通坐粮厅和仓场衙门的贪索费难以计数。在清朝档案中，有这样一件历史档案记录了在各处的打点费用。嘉庆四年（1799 年）十二月十六日，陈大文奏查明山东省漕帮旗丁经费陋规开列清单中记载 ：“通州坐粮厅，验米费银四百两，仓场衙门、科房、漕房等费，自八十两至二千余两不等。又本帮领运千总使费银七百两，及本卫守备、年规银四百十二两，生节规十六两。其总漕、巡漕及粮道各衙门皆有陋规。下至班头军牢轿马，自数两至数十两，不一而足。”该资料记载山东漕船帮所花费银，相比之下，湖广、江南漕船，路途更为遥远，所花费用必然更为巨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运丁叫苦不迭，各府州县也有怨言。为了保护运丁的积极性，维持漕运的顺畅运行，从明朝开始，朝廷就规定各漕船可以带少量土特产，贴补途中各项花销。到了清朝，限制逐渐放宽。雍正朝规定每船可带土宜 100 石。雍正八年（1730 年）又规定漕船头舵工人（二人）每人准带土宜3 石，每船水手合带土宜20 石，总计每船所带免税土宜 126 石。嘉庆朝又准每船增加 24 石，“共是一百五十石之数”。（《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道光八年（1828 年）增为 180 石，道光年间漕船以 6326 艘为计，共带免税“土宜” 总计为1138680 石。当然，漕船实际携带的货物比这个数目要多出很多，因为每艘船往往要超过规定的量，超过的部分只需按规定缴纳税钞即可。
　　明代天启年间的工部尚书王佐曾说 ：“漕规每船正粮不 过五六百石”，而所装载私货“不啻数倍”。这与康熙年间 的记载，“其夹带之货多于额装之米”相一致。如前所述， 清前期，漕船在万艘以上。雍正以后逐渐减少，从雍正到咸丰前期都能维持在6000 艘以上。根据江太新和李文治先生合著的《清代漕运》严密推算，以道光朝的 6326 艘计算，由南往北，所带各种货物，包括自己所带土宜和随载客商货物合计，可能在600 万石到900 万石之间。

　　运河航船和运河西岸堆放的物品
　　南方来的漕船携带南方商货到北方，所带货物部分沿途出售，绝大部分都运到通州。所运货物种类繁多，主要 有农产、棉纺织品、丝织品、油类、酒类、干鲜果品、各 种食物、纸张、竹木藤器、杂货、铁铜器、药材十二大类 货物。其中每一类下面又有若干小类，共计近千种货物。仅就纸张来说就有几十种。
　　漕船到通州土、石二坝交兑完毕后，将北方的商货带回南方，所带商货，主要是农产品及农副产品，诸如梨、枣、核桃、板栗、瓜子、柿饼、豆、麦、棉花、烟草等。据《清代漕运》考证，携带数量，准带60 石免税，在规定之外须按章纳税，每石税银4 分。漕船由北而南系回空，携带商货税额又很低，运河沿线城市，尤其是南方经济发达的城市，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所带商货为数必然更大。
　　遥想当年，万舟骈集于通州城东门外，南来货物汇集于东关码头，然后再从此处运到北方各地。漕船交完粮后， 捎带北方货物。北方各地商品也聚集在通州，由通州上船， 运回南方各地。
　　这样一来，五岭南北的“广货”，川黔地区的“川货”， 塞北的“皮货”，各地的粮食、土特产品，经漕船、商船以 及驼队运至通州。南北物资咸集于此，通州不仅成为漕运仓储中心，也是名副其实的南北商贸中心。
　　漕运的兴盛促进了通州漕运经济的繁盛。明清时期，通州漕运经济，尤其是商业的繁盛主要表现在 ：
　　第一，漕运商业的繁荣催生出了几大产业的发展。随着漕运“土宜”政策的放宽，南来北往的商品云集通州， 形成了几个与之相关的商业贸易链。
　　一是粮食交易产业。由于各类物资的交易转运，在通州码头附近形成了不同门类的交易市场。由于土坝、石坝严禁私人船舶停靠，在土坝黄亭子以南，各省运来麦、稻、杂粮的商船在此停泊，出现了很多粮食交易市场，在东关形成了“粮食市”“江米店”等地名，即与此有关。“粮食 市”位于东关运河西岸，为民间粮食存储及交易场所。南 方的大米，北方的小麦多运到这里进行批发和销售。据《光绪通州志·艺文·查办堆房堆贮客麦疏》记载，清乾隆年间，“凡山东、河南及直隶之大名、天津，江南之徐州”的粮食， 都“装运来通”。通州“东关有永茂、永成、福聚、勇源四 大碓房”，专供粮商堆贮之用。“每石无论停贮久暂，得价 一分租给商人”。碓房“当年销售大半，至次年新麦运到， 即将上年之麦全行粜完，从无堆积，此历年兴贩销售之成规也”。正常情况下，碓房一年贩卖粮食额度在 50 余万石， 也就是 6250 万斤。如“（乾隆）四十年（1775 年），运到麦 五十五万四千（石）有余，至四十一年春夏之交，全行销售。四十一年所到则有六十四万（石）有余，除当年粜卖，余至四十二年，亦已全卖清楚”。通州东关粮食市是顺天府 地区最大的民间私营粮食货栈、市场和批发销售基地，对京师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二是日用百货业。在旧城东北部，集中形成粮食市、江米店、果子市、瓷器市场、鱼市等各类专业市场，专门 进行批发和零售。果子市位于东大街东端南北两侧，漕运 兴盛时，成为商业繁荣区，此地为水果交易市场，曾名果 子街。清乾隆初年，以东大街为界分为南果市和北果市，街内有南北果子栈。清末，尚存果品店20 余家。茶叶货栈称茶庄，曾设在通州和张家湾两处。明代始设在张家湾，不叫茶局叫茶庄，随着码头的北移而迁到通州。山西茶商开办的茶庄有“大盛川”“大德恒”和“玉川”，是通州茶 行中最大的三座，连同北关的“振兴”“公祥”等一共八家。 各茶庄都设茶栈，每年共批发去往华北、西北、东北乃至俄罗斯的茶叶达十万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