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故事丛书》之《漕运仓储那些事儿》第56期
  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通州故事丛书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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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小文继续给您带来《漕运仓储那些事儿》之各朝对漕仓的保护
  元明清几朝,随着北京成为统一大王朝的首都,京师的东大门——通州的战略地位就更加重要了。各朝都十分重视通州的军事防御,这其中以明朝最为用力,因为元朝和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没有来自北方的威胁。而明朝迁都北京后,京师自始至终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威胁。例如,明朝迁都北京后不久,正统十四年(1449 年),发 生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同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朝廷紧急将储存在通州的粮食物资保护起来,同时,抢修通州新城,保护通州粮仓。
  通州不仅是国家粮仓所在地,其战略地位亦十分重要。正如明代大学士杨行中在《嘉靖通州志略》中所言 :“距京 仅四十里,西望紫荆关塞,东连密云以东边疆。远者不过二三日,近者朝发可夕至也。南控江淮,襟喉所在,盖其地实所以拱卫京师,而与东西北诸边,声援可以相接,犄角可以为赖者也。”所以,明王朝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重视 在通州的军事防御。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设北平都司,在今北京及周边地区,设有大兴左卫、永清左卫、永清右卫、通州卫、蓟州卫、密云卫。由于通州地位特别重要,朝廷在通州设立了五卫,分别是通州卫、通州左卫、通州右卫、神武中卫、定边卫。
  通州卫直接隶属于兵部,规定军官2600 余员,旗军 4000 余名。通州卫是亲军卫之一,源于安吉卫。洪武元年(1368 年)闰七月,徐达率军攻取了通州和大都。十一月,朱元璋为巩固战果,遂派安吉卫驻守通州,并在此长期驻防。洪武三年(1370 年)正月,朱元璋“置通州卫指挥使司,以安吉卫军隶之”,这是通州卫设立之始。由于明初以南京为都,通州卫在设立之初只是普通的外卫,由北平都指挥使司管辖。通州卫对燕王朱棣十分忠诚,在朱棣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通州卫带头归附朱棣大军,并在决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永乐四年(1406 年)二月,朱棣“改燕山前、燕山左、燕山右、大兴左、济阳、济州、通州 七卫俱为亲军”。通州卫由普通外卫升级为皇帝的侍卫亲军,地位尊贵,终明一代未曾改变。
  据《嘉靖通州志略·兵防志》记载,除通州卫外,还有神武 中、定 边、通州 左、通州右四 卫。通州左卫官军3328 员,通州右卫共有官军5600 名,神武中卫,马步官军11200 名,定边卫为 5601 名。驻通五卫官军总计 32329 名。普通京卫的武官皆由兵部任命,一般设正三品指挥使一人,从三品指挥同知二人,正四品指挥佥事四人。通州卫也由兵部任命官员,但作为亲军,其职能比一般京卫重要且复杂,不仅设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官,还有一些亲军卫所特有的职事官,官员数额也不遵循一般京卫的限制。
  明初,五卫首领为都督或者指挥使镇守。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裁撤镇守,设分守。皇帝曾专门针对通州的分守发布敕谕,对通州分守充分授权,令其“分守通州地方,提调通州并武清等卫所官军……天津卫地方相离通州不远,其城池官军,仍命尔与巡按御史时常往来提督,修理操练,禁革奸细”(《嘉靖通州志略》)。通州的军事主官不仅要负责分守通州地方,还负责指挥武清等卫所的官军,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明代的通州领三河、漷、武清、宝坻四县,通州的军事主官理应对通州所领的四县官军负有提调之责。《明实录》记载 :“正统十四年(1449 年)九月庚子,通州等处抚民右都御史陈镒奏:通州把总都指挥佥事陈信职专递送官物,修理桥道,即今正系御防虏寇之时,宜令镇守通州地方提调武清等卫操练军马。(上)从之。” 又例如,嘉靖十八年正月,“命分守通州署都指挥佥事栾锐 右参将守马兰谷地方”。可见通州卫分守职权之大。这也说明了通州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明朝京师一直受到北元势力的威胁,通州是京师东部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朝廷十分重视通州的兵力部署。除了通州五卫常规部署外,遇有敌情,朝廷加强防御力量。“土木堡之变”后的第二年,即景泰元年(1450 年)“近拨五军营马步官兵二万于真定、易州、涿州、通州操练,以为紫荆关诸处应援”。景泰二年(1451 年)十月,“发通州等州县民六百五十人,充驿卒,以虏使将至也”。“庚戌之变” 前后,通州驻防力量不断增加。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五月,“调山东长枪手三千,河间汉达兵三千,驻通州,以援喜峰、古北”。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命保定巡抚杨守谦, 移汉达军二枝(支)于通、易二州,团练”。嘉靖三十年(1551 年),“兵部议留运军万人守通州。报可”。明末,东北满族对明朝构成致命威胁,朝廷对通州的防卫进一步加强。天启元年(1621 年),“通州增马步兵九千八百名”。同年五月, “宣大总督董汉儒遣马爌将兵三千入援,命移驻通州”。六 月,“西兵之扎营通州者三千名”。皇太极第一次攻打北京后,崇祯三年(1630 年)五月,直隶巡按董羽宸等从福建运来红夷二号炮 120 具,“念通州重地需用甚急,准留二十具于通州,留十具于张家湾,以为保御之计。

  为了解决军队食粮和军役来源的供给,明朝实行军屯 制度。在卫所附近的空闲之地,分军立屯。七分守城,三 分屯种。遇有战事或者其他紧急情况,大家可以迅速集中。据《嘉靖通州志略·兵防志》记载,为确保通州五卫粮食供给, 保护军士的积极性,朝廷为通州各卫划定了“屯营”:
  通州卫 :屯地三十二处,坐落在通州堤子等处,及香河县地方。营房无。
  通州左卫 :屯地三处,坐落在武清县河东筐儿巷等处地方,营房坐落在通州高丽庄。
  通州右卫:屯地八处。左所二处,一处坐落在香河县马家庄,一处坐落在三河县葛中屯。右所香河县马房屯。中所漷县供给店。前所二处,一处香河小营屯,一处三河 县燕郊店。后所二处,一处武清县沙河屯,一处香河县新 庄屯。营房坐落在旧城南关厢。
  定边卫 :屯地左右二所,坐落在香河县地方,中所武清县地方,前所宝坻县地方,后所武清县地方。营房坐落在旧城西门外新城地方。
  和平时期,驻通卫所军士靠屯田保障供给。遇有敌情,朝廷紧急调运应急粮草或银饷。如正统十四年(1449 年),“土木堡之变”后,“通州河上在仓粮料,除攒运入城,尚 有一千九百余万石,卒难搬运。宜将在京并通州旗军人等,半年粮米,俱各预先关支 ”(《明英宗实录 》)。又如,“庚 戌之变”(1550 年)前后,朝廷多次为通州守军发太仓银。
  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八月“命发太仓银四千两于通州,备客兵粮饷”。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三月,“诏发太仓 银……四千两于通州”。嘉靖三十年(1551 年)六月,“发太仓银……九万两于通州,充各边各省入卫游兵粮饷”。
  古语云 :“国之大事在戎,戎之所重在马。”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衡量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所以在中国古代, “兵马”代指军事力量。明清时期,在京城设有“五城兵马 司”,负责京城的安全保卫。明朝政府不仅在通州驻有重兵, 还设置了养马的草场马房。据《嘉靖通州志略·兵防志》记载, 由于“通州为地高寒平远,泉甘草丰,弥望千里”,朝廷在 通州共设有十一处马房草场。其中,在永乐年间设有崇教坊草场、鸣玉坊草场、花园草场三处草场。宣德年间又设有郑村坝大马坊、郑村坝东马坊、郑村坝北马房、驹子马房、金盏儿淀马房、义河马房、北高马房、北草场八处马 房。每处马房草场划定有面积,有专人负责。另外,在三 河县设有五处马房、武清县设有十一处马房,宝坻县设有 八处草场。草场大者五千余顷,如宝坻县的义河草场,共 地5064 顷。小者十余顷,如通州的郑村坝大马坊,占地 14顷64 亩6 分。
  为了鼓励老百姓养马,政府规定,每养马一匹,免征粮地五十亩。并且根据需要,设有管理人员和兽医等人,负责养马的具体工作。到嘉靖年间,通州所领一州四县养马八千余匹。其中,通州1783 匹,三河县2149 匹,武清县1745 匹,漷县784 匹,宝坻县2049 匹。
  除了采取以上措施,明朝廷还十分重视通州南部重镇张家湾城的建设,以此来增强防御能力。张家湾城就是抵御蒙古势力的威胁而仓促修建的。张家湾是京东重要的 漕运重地,明廷为保卫漕运命脉,嘉靖年间,顺天府尹刘 君畿向朝廷提出关于“建(张家湾)城便于保卫,利于固 守”的呈请。嘉靖皇帝批准了奏折,遂命建张家湾城。嘉 靖四十三年(1564 年),敕顺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欧阳昱、 内官太监桂琦以二月二十二日始事……越三月,遂以告成。建好后的张家湾城,“周九百五丈有奇,厚一丈一尺,高视 厚加一丈,内外皆甃以砖。东南滨潞河,阻水为险,西北环以据……遇警则以贮运舟之粟,且以为避兵之所舍”。为加强张家湾城的防御能力,设守备一员,配备军士五百守城。

20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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