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通州故事丛书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本期，小文继续给您带来《漕运仓储那些事儿》之外使眼中的通州漕运 通州夜市。通州夜市十分有名，朝鲜使臣对此印象深刻，并兴致勃勃地体验了一番。如清乾隆壬子年（1792 年）， 金士龙一行经不住“（通州）夜市自古有名”的诱惑，“初更时，（从）共松园东谷行，出店门。市肆上下烛光照耀，开门迎客。有卖针者，有卖茶者，有击钟诵经者，到处如是， 可谓不寂寞”。如朝鲜使臣成祐曾写下了《夜市在通州》：“脚蹬红烛市街明，人去人来到五更。事书生眠不得，隔窗连续卖糕声。萝蓄团团满小篮，红如猩血碧如蓝。尽日街 头呼买卖，先抽刀子破三三。”
又如姜时永在《 轩续录》中，记载了他逛通州夜市的情形：“遂骑马由东门入城，从者于扇子店中买进一把扇， 即所谓摺叠，……此时日已昏黄，路傍市肆栉比，金碧照耀，比沈阳不知几倍。而各铺各店张灯点蜡，一铺所燃， 大约为数三十，而都是羊角灯，上下四旁通明如昼，无微不烛。夜亦交易，肩磨毂击而绝无喧哗，俗谓通州夜市者此也。未知成都、广陵比此何如，而此是两京通货水陆都会， 故人殷物富，自尔如此。”他们一行意犹未尽，待住宿安顿好后，结伴继续逛通州夜市，有了更深入的体验 ：“夜与从者数三人便服出门，登所谓茶楼，店主泼茶以待，其味香洌，比他尤倍。
楼左右积贮茶属，凡天下奇茗异芽无不存焉， 可谓充栋汗牛矣。楼上即店主所居，文房四具，精洁清雅， 座傍有《文文山集》。余抽阅数板而归。[ 按：宋宝祐四年（1256 年）登科录，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傍，忠节萃于一榜， 洵为千古美谈。而文山之弟璧号文溪，仕于元，亦异哉。] 楼下即茶铺，买茶者夜未填门。茶保数十人一边秤茶，一边纸裹，一边绳封，未有暂暇。夜深始歇，收钱于地，贯之以索，积堆如阜。凡夜市之诸肆，交易莫不类此。”
因姜时永一行抵通时间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临近中国传统佳节春节，所以当晚他们在运河边目睹了密集燃放“纸炮”的情景。所谓“纸炮”，实为一种烟花爆竹。从其记录的情况看，当时对燃放烟花爆竹已经有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不能在繁华的街区燃放，而是燃放于四邻。其记载：“是夜， 纸炮发于四邻达宵，聒聒无以着睡。盖以岁除不远，故家 家祓禳。其制包纸数十，重环束其两端，长为数寸，其围 如一指之大，包火药于纸头，引火远掷，则火射而声发， 震动山谷。是日，在路有诗曰 ：凌晨膏秣候明行，入栅居然一月程。到处门庭皆正正，历来川陆尽平平。村雄关庙争新福，里列墩台各记名。闻说归期无有定，东天五见玉轮盈。”
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处在内外交困中，可是通州的夜市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李遇骏在《梦游燕行录》中记载 ：“（通州）城内外相连，百货摆列。每夜各铺悬羊角灯数十，照耀如昼。往来交易至晓不绝，故通州夜市名于天下。”咸丰三年（1853 年）， 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姜时永再次入燕路过通州，发现通州夜市繁华不减 ：“至通州城，则夜已三更。所过市 肆，只见灯烛炫煌，略卞招牌，夜市繁华不减。昔样都会 之地不以贼警有损矣。”（《 轩三录》）
即使到了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在通州爆发了张家湾之战和八里桥之战，但是通州的夜市仍然存在，但是不能与之前相比较。申锡愚游历通州夜市后， 写下了《通州夜市记》。在文中，他写道 ：“夜必张灯，为市五色琉璃灯，随等色燃烛。纱灯之方者、圆者不一。其形画山水、楼台、人物、草虫于纱面。对对成双，列挂厂铺， 熀朗洞澈，如同白昼。及英夷之乱，通州先被其锋，特无 抢掠焚烧，故市廛依旧。逃散之民，近始还集，稍稍开市， 尚多闭铺者。昼之所见已是寥阒，乘昏出见，夹路左右， 张灯者十之二三……潞河之舟，通州之灯，今不足为观。”
漕运基础设施。通州因漕运而兴盛，使臣们在领略运河舟楫和通州盛景的同时，还深入考察了漕运有关的诸如闸、桥、道路、粮仓等基础设施。他们认为通惠河虽水量不大，但是能够顺利地将大量粮食物资运至京城，是因为设置了水闸。朝鲜使臣在《燕纪程》中记载 ：“其深不能寻丈，然万斛之船，蚀水数丈，无沙礁壅阙之患者，用水闸之功也。” 进而考察闸的具体形制 ：“其制筑石堤于两崖，中河为门， 其广恰容两船。削石为，横铺于河底，夹堤而立两石柱， 下闼于。然后以大木为闸，纳于，广夹均迪于两柱之中。 令承接而无罅缝，具两环于闸之首，设辘轳堤上，而启闭之。
维不免涔流之渗减，而能横绝混混之流，一瞬之顷，浸成四五丈，海子舟流点滞。不以风涛而倾摧，不以旱涝而增减。前闸才泄，后闸随畜。能以一勺之多，而致千里之远。禁中之太液池，西山之昆明湖，及玉河城壕之水，其源不过滥觞，而皆汇为巨浸。舸舰纵横，尽良工而博利也。”
从通州到朝阳门为四十里石道，乘车行进在石路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朝鲜使臣多有记载 ：“通州至北京四十里路，皆铺石。日夜为车辙所磨砺，往往有嵌缺处，车行其上，摇荡欹侧殊可苦。”（《燕辕直指》卷三）还有某使臣在《燕纪程》中言 ：“车中和睡之际，一行车辙轰轰如雷声。警问之，已到通州，而石路自此筑至皇城五十里。而石载车辙，故有轰轰之声。”
使臣注意到城内“虹桥”，根据其描述，从东门入城， 所见跨城中大川之桥，极有可能是连接北大街和南大街的闸桥 ：“由通运门而入，即通州城东门也，门设曲城，谯楼坏毁。廛市殷丽，民居稠叠，通衢之上铺以砖石。有大川跨割城中，而来筑以虹桥。桥边设彩木为栏，桥下筑石贮水。 水声碌碌，如临巨瀑。”
除此以外，使臣们还注意到其他服务漕运的设施。如朴齐仁在《燕行日记》中记载 ：“见城下民居栉比，商船货物多聚于此。有大王庙，设以二层门，覆以黄瓦，题以‘护漕利运’四字，庙盖龙神庙。而每于漕船之来泊也，赛报于此。 云沿江店舍，有题户部税所、工部税所者，似是收税于江上者也。”
对通州的粮仓有这样的描述：“有三所仓廒，制如城楼。上设疏窗，以泄积气。墙壁垂穿旁穴，以疏湿气。引水环仓， 以备火患。”
社会生活。使臣们在通州看见南方富商的楼船，不仅装饰华美，还畜养美人，十分羡慕这样的生活。某使臣在《燕纪程》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向往 ：“又有内室…… 妇女妍美，皆锦衣绣鞋，拓窗窥外，见人不羞……余曰 ：范蠡泛五湖，想必如是也。今江南商人长居好楼阁，饭稻羹鱼，衣锦绣畜美人，遨游湖海，以送平生，不知一片画船外，复有功名富贵是何等物，岂非水上仙耶？”
通州乃交通要道，除了水上交通工具外，还有各种陆上交通运输工具。燕行使对行驶在通州的陆路交通工具也有研究。如姜长焕在《燕槎从游录》中记载 ：“见大车载物多用骏马，否则用骡驾车，率皆以骡，骡力甚大故也。远行则驾用两骡，近行则用一骡。赶车的执丈，余之（执）鞭， 坐车前，鞭其不尽力者。皆入范驱，齐力而行。车轮俱无辐， 但置木一纵二横，以纵者为毂，方其孔，使轮钮回转。裹 轮以铁，周围加钉，极其坚固。虽行累千里，亦无磨破之弊。又有独轮车，一人从后而推之，可载百余斤矣。”
他们在通州也发现一些讲排场、生活奢靡的场景，从描述的语气看，作者对这种风气显然是不以为然的。富人出行前导后随，排场很大。《燕行录》（八）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见一美人乘车而过，前有两骑麾鞭导之，后又五六骑随之。”使臣经常看见办丧事的场面也很大，以至于堵塞了交通。“一丧行当前……一行威仪连亘五里。后车数百辆， 大半皆妇人也，填塞前路殆难行。曾已经屡见丧行，而其 随丧者非但男子，妇女尤多，盖其俗然也。”
在燕行使看来，通州老百姓生活很有品位，室内布置很精致，还有花卉装扮，使得市容环境很典雅。据使臣们记载 ：“行到通州陈姓人家，炕宇虽窄，颇精洁。”（《燕行日录》）“城外人家亦皆临水，茶房酒楼联带如画。城内花铺多畜佳菊，其白者曰通州白，红者曰通州红。其余黄黑诸色，亦皆仿此。”（《燕辕直指》） 绝大部分燕行使对通州城市景象给予了关注，也有个别人把注意力放在了通州农村。有人记述了农人利用畜力 的情况，并与朝鲜国内进行比较。例如，对驴的使用上， 姜长焕在《北辕录》中记载 ：“驴，人骑之外，驾车耕田亦多用之，驮水碾磨并皆以驴。碾粟则以扁圆大石置地，中 央插一木柱，用数尺许大圆石，穴其中，贯以木作活机。以其一头系于柱，一头驾驴而辗之，碾粟成米是为碾家。此外，又有磨，其制与我国同。而皆用驴转碾，时皆笼其目， 一人执鞭而临之，终日不息。”
如何照料交通运输所用的牛马驴骡等牲畜，燕行使也有观察和记载 ：“马之远行者，在途不饲草豆，时或饮水， 至宿所歇过一两时方卸鞍，以谷和草而饲之。夜深复饮以冰水，至晓又饲草豆饮水。若其着铁，则立小柱四个，量其足长，置马于四柱之内，以绳缚之。及其加铁，解一足而笼铁，笼讫旋缚。次加三蹄亦如之。”（《北辕录》）文化交游。燕行使中有很多人都是学者，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对中华文化进行考察学习也是其重要目的。通州作为南北文化交流重地，自然是他们文化交游的重要一站。
明中叶以来，明朝思想界阳明学作为与程朱理学相对立学说风靡一时，在信奉朱子学的朝鲜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因此，前往明朝的使臣将阳明学作为考察的热点。 万历二年（1574 年），前往明朝的使者赵宪、许篈就是带着这样强烈的目的来到燕京的。在八月二日，他们行进在蓟州与通州途中夏店小憩时，遇见浙江杭州府国子监生叶本，前往三河县探亲，返回北京，遂请坐路旁树荫下叙话。
据《荷谷先生朝天记》记载，许篈直奔主题 ：“今闻王阳明从祀文庙，而命其裔袭爵云，未审此事定于何年？而出于谁人之建明乎？”叶本对阳明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王阳明“天赋挺秀，学识深纯，阐明良知圣学，又有攘外安内之功”，并针对许篈的提问，回答说 ：关于阳明“宜从祀孔子庙廷，圣旨谕礼部，尚未覆，此其大较也。若欲备知，有《阳明文录》，又有年谱，可买查之”。而许篈仍固执地认为：“阳明之所论著，篈尝略窥其一二矣，千言万语， 无非玄妙奇怪之谈，张惶震耀之辨，自以为独得焉。”双方 辩论看似心平气和，实则针锋相对。
第二天许篈在通州遇见陕西籍举人王之符，相谈甚欢。许篈视其为知音，在日记中详细载录他们之间的笔谈内容 ：余（许篈）问曰 ：“陕西大地，而长安周汉旧都，其流风余韵，想未斩焉，感发而兴起者必有其人，尊崇古昔何圣贤？” 之符曰 ：“皆尊孔孟程朱之道。”余曰 ：“近世有为陆子静、 王阳明之学者，异于程朱所为说，后生莫不推以为理学之宗， 先生其亦闻之否？陕西之人亦有慕仰者乎？”之符曰 ：“陆子静是禅教，王阳明是伪学，吾地方人则皆辟之矣。”余曰： “阳明良知之说，是乎非乎？”之符曰 ：“良知之说，倚于一偏，非伪而何？……然则阳明之学，决知其文饰于外者多矣。迩来请从祀者，徒以阳明之弟子多在朝者，故欲尊其师，而廷议或不直之，是以巡按御史上本已久，而礼部 尚未定夺矣。”
由此可见，王之符是位固守程朱理学的士人， 他将阳明学斥为伪学，这对恪守信奉程朱学的许篈来说， 无疑是莫大的欣慰。他在日记中写道 ：“方今人人皆推王氏之学，以为得千古之秘，而之符独排之，可谓狂流之砥柱也。余行数千里，始得此人，岂非幸哉？”
朝鲜著名文人李德懋一行在通州，登上山东等处督粮道兼管德常临清仓事务加二级何裕城的船，受到好友何裕城的热情款待。一同登船访问的三位使臣各送了扇子一把， 清心丸三枚。离船后李德懋一行回到住处，何裕城派女婿鲍紫卿“乘马而来，书二、纸一、赵松雪诗一，词笔势翩翩， 可爱亦秀雅。三使设小馔待之，又各赠扇、药、墨、笔、纸。时，紫卿持赠绿纱于三使，各一匹。盖其妇翁回报周中所赠扇、药也”。
双方交往馈赠以文化用品和书画作品为主， 可见，大家性情志趣相投。李德懋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去者薄而来者厚，甚不相称。三使命译官洪命福伴紫卿，还其纱于舟中”。（李德懋《入燕记》）在通州，李德懋还与孙有义等人交往甚密。他在《入燕记》中载 ：“孙有义，字心裁，号蓉洲，居三河……昨夜余逢蓉洲于通州，蓉洲以为 ：洪公前托余得湖州士人严铁桥（诚）遗集及小照，我已得之，寄置于三河盐店吴姓人。
君过三河，可以索之，归传洪公。及到三河，馆之比邻孙嘉衍，即蓉洲之从弟也。盐店吴姓人已闻朝鲜人将回，置蓉洲所托铁桥遗集、小照于嘉衍之家，余乃索来，此亦奇也！”“铁桥遗集”即《铁桥集》，亦作《（严）铁桥全集》， 该书第四册和第五册为《日下题襟集》，收录有严诚与朝鲜使者交往的书信诗文。
到了通州，大部分人都抓住机会领略通州繁华的街市，尤其是夜市。但是仍有不少使臣有逛书市的习惯，成仁浩就是其中一位。他到通州后，“灯烛之辉煌，车马之喧阗， 通宵不息，亦一壮观也”。但他“仍入书肆阅书半晌而归”。可见，通州在明清时期中朝关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朝鲜使臣，还有日本、琉球、安南，以及晚清时期， 西方列强的一些随军记者，也对通州有不少记载，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如嘉靖十九年（1540 年）三月初朔旦（初一），日本使臣策彦周良一行抵达张家湾，他在《入明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辰刻，车马簇簇，先俾进贡物盘运。二日巳刻， 发张家湾，车马如云。车以载货，一辂马，九疋挽之。马以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