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什么是“起剥”，明清两代漕粮起剥的情形是怎样的？

　　漕粮由漕船上卸载，经小船剥运或陆运入仓的过程，称为“起剥”。粮船历经千难万险抵达河西务、通州张家湾以后，即住泊，等候剥船（载运量一二百石的平底船）剥运入仓，或由陆路车运入仓。
　　一、陆运入仓。明代重新疏通通惠河之前，各地粮船抵达张家湾后，就要雇请车户，将漕粮陆运至通州或北京仓。明代前期，在张家湾一带设有车户，由巡仓等官负责管理。所用的“车”，有大、小两种，大车载粮多至八九石，小车载粮三四石；雇价由政府制订，根据运量支付。但在阴雨季节，道路泥泞难行，车价也随之上涨。成化年间（1465—1487），大车每辆“雇银一两”，或“米一石约（雇）银一钱”。正德年间（1506—1521），“每银一两止载米七石，劳费加倍”。雇价出由运军承担，倘若运费不足，则只能由运军设法赔补。为解决雨天运粮和车费上涨的问题，成化九年（1473）明政府曾下令重修通州至北京朝阳门的粮道，提高了运输效率。但自成化年间重新疏通通惠河以后，从通州运粮至北京，主要经过水路剥运，陆路车运则退居次要地位。
　　二、水运入京。成化初年，户、工二部着手疏浚自元代被淤塞的通惠河旧道，沿河增建坝堰、剥船、袋厂及号房，建立剥运制度。其一，是在通州土、石二坝修建号房，用于暂存漕船卸下的漕粮。万历年间（1573—1620），石、土二坝和普济等四闸建有号房121间。其二，是在通惠河上设立“水则”，以标定水位并确定剥船载粮的数量。其三，是在河上分段设置剥船，以供剥运使用。剥船的建造，大致按粮船每25只建造一只的比例安排。万历年间剥船为800余只，每只剥船载运量为百余石。其剥运方法是在每闸置备剥船，渐次递送。从通州剥运入京，每次往返需要两日。其运费比陆运低廉。弘治年间（1488—1505），每只剥船“贮（载）米一百余石，每石（运费）止钱几文”。当时，明政府允许民间打造剥船，当剥船不足时，官方雇用民船起剥。雇用民船只是剥运的一种补充形式。其四，是设立“船户”承担剥运的任务。通惠河上的船户，由官方佥派的“正户”充任，此外，还佥派有“帮户”，可以给正户帮工。明中叶以后，河西务共有剥船800只，佥派正户800户，即每船1正户；又按每正户佥派帮贴3户，共2400户。万历末年，撤销帮户，改由政府出官银给予船户补助，由船户自行雇募帮贴。其五，在大通桥南一带建造大批号房，以供风雨来临时暂存漕粮。按照规定，剥船抵达大通桥以后，必须经过大通桥主事或司官验收，才可以卸船入仓。有时因盘验过严，验收延迟，造成许多剥船守侯，导致前后脱节造成迟误。其六，委派部司官员督催剥运入仓。明政府责成河西务、通州仓、大通桥等处官员按各自管辖范围督催剥运。
　　各帮漕船抵达河西务以后，户部责令河西务分司和通粮郎中负责催攒。粮船抵达张家湾住泊后，则由通仓员外郎和大通桥主事负责督催，限期将漕粮从通州剥运至大通桥，然后由车户运入京仓。
　　在清代，官方设置拨船的河段计有通州、山东、淮安和黄河渡口等，自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九年（1700—1710），曾改为由运军自雇拨船和纤夫，而由官府给补偿的办法。由于运军每到一地人地生疏，雇用剥船和纤夫存在诸多不便，在五十年（1711）又恢复了官府设置驳船的办法。同年，在黄河口分置5站，共设驳船300只[1]；在北运河设置的驳船也由1200只增加到1500只。

　　驳船的使用年限起初也和漕船一样规定为10年。乾隆十九年（1754），仓场侍郎双庆奏称：闸河（指通惠河）驳船与漕船涉江渡黄不同，破损较小，请改为15年更换，得到清政府批准[3]。在漕运季节，有少量驳船被分派驳运铸钱用的铜、铅和养马所用的黑豆，大多数仍用来驳运漕粮。在空闲季节，允许驳船船户招揽生意，赚取脚价增加收入，但不得远行，时间也不得超过漕粮剥运时节。
　　对于北运河上的驳船，清政府规定每船招募船户1名，给腰牌一块，牌上写明姓名、年貌、住址、船只号数，以防冒充。驾船的舵工、水手由驳船船户自行招雇，每船4、5名。驳运漕粮，报酬分别为饭米和制钱。以杨村到通州石、土二坝为例，每驳运漕米100石，给船户饭米1石2 斗，驳价制钱6000文。船户付给舵工、水手的佣值包括在内。对于驳船的管理，嘉庆五年（1800）规定：1500只驳船中，100只归天津县驳运铜、铅，其余1400只专驳漕粮；由天津县管600只，通州和武清县各管400只。每只驳船设小船头1名，每100只驳船设大船头1名。倘若发生船户弃船、偷米等情节，惟大、小船头试问。从通州至大通桥的通惠河驳船，每船设船头1名。乾隆时通惠河五闸共有驳船100只，另有白粮驳船25只。
　　为了应急，有时拨船还被调往他地。如山东拨船曾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和嘉庆十五年（1810），分别调往北运河通州段和天津杨村段拨运。每当南方各省漕船违限在山东境内搁浅时，调派直隶拨船南下接应，将漕粮拨运至天津。嘉庆十八年（1813），江西、湖广尾帮各船八月下旬才到杨村，于是令安福帮以后各船将漕粮卸载于杨村，原船回空赶办下年漕运，漕粮由拨船剥运至通州。咸丰二年（1852），浙江漕船延误过久，调杨村拨船到临清接应剥运。
　　当常设拨船不敷应用时，则雇佣民船拨运。乾隆四年（1739），因天旱，运河有多个河段水浅，漕船航行迟缓，清政府令沿途州县雇募民船协助剥运。道光十二年（1832）、二十四年（1844）、二十五年（1845），临清河段淤浅，均雇佣民船拨运。清政府还下令漕船各带一只小划子，以备自行拨运。
　　运河沿线牵挽漕船的纤夫，按照规定应由漕船旗丁自行寻雇。各讯催漕千总为使漕船按期出境，有时也代为招雇。每当这个时候，各汛军士常常暗通纤夫，抬高雇价，以从中分肥；甚至强行以老弱充数。为此，清政府制定官价：自惠济闸至台儿庄计程380里，每人每里定价制钱一文半，全程计570文。自台儿庄至韩庄计程80里，每人每里定价制钱二文，全程计160文。天雨泥泞时，工价可酌量增加，但每人每里最高不得超过四文。
　　河水暴涨，纤道常被淹没。为保障牵挽顺利，在逆水急流河段设置引纤小舟并设立标记，或用小船在两岸护送纤夫，以保障牵挽漕船顺利行进。

　　[1]《清会典事例·卷203·户部52·漕运·驳船》。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八章：清代北京的漕运》第289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2]光绪《漕运全书卷82》、同治《户部则例》。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09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3]《清高宗实录·卷477》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丙申。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八章：清代北京的漕运》第289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