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造成漕船、漕粮漂损的原因有哪些？

　　常乐摄
　　在漫长的漕运岁月中，漂损所造成的人、船、粮损失十分严重，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十分严重的。那么，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
　　第一、是天气因素的影响。明代史籍中，不乏“遇风覆舟”、“遭风涛漂没”、“风浪坏舟”、“淫雨大作”等记载。总体来说，成化（1465—1487）以前，暴风是造成漕粮漂流的主要原因。万历（1573—1620）以后，在海运方面，飓风是造成粮船严重损失的主要因素。
　　第二、是河患的影响。明初，河患的影响并不明显。正统（1436—1449）以后，河患日益严重。正统十四年（1449），黄河冲决临清4闸，造成漕船漂失。史称“临清四闸为黄河水决，上下船皆失利”。天顺七年（1463）南京锦衣卫运船在张家湾，因“山水泛滥，漂流粮米通计二千九百余石”[1]。弘治（1488—1505）以后，黄河为患更趋严重。据总督漕运御史王宗沐记载，“弘治二年，（河）决张秋，夺汶入海，……节年患苦漂流”[2]。工部右侍郎希曾也在奏折中称，弘治以后，粮 船漂损“盖因秋水泛涨，黄河奔冲所致”，“每遇大雨时行百川灌河，其势冲决散漫，伤折田庐，漂没粮运”[3]。隆庆四年（1570）淮南运道因大风涛“冲击钱塘江岸，坍塌数千余丈，漂没官民船千余只，溺死者无算”[4]。但明政府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规定，白粮船因灾漂失，先由押运官“勘验”实情，出给“执照”，责令解户“将所带土宜（朝廷规定每船携带土宜40石）变卖补足”；如若不敷，再“申报原籍道院”，仍由解户“自赔”或“通县派赔”，即运粮户自己赔补或全县粮户赔补。万历（1573—1620）以后，河患对于漕运的影响依然严重，但较之以前已有所减轻。每年漂损漕粮在万石左右，已大大低于隆庆年间数十万石的数额。
　　第三、是因漕船过载或漕船质量低劣导致漂流。成化（1465—1487）初年，在运漕船1.1万余只，当时修造漕船还算及时，漕运任务尚能顺利完成。其后，一方面，运船紧缺的现象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也由于造船经费不足，致使补造漕船的任务无法按期完成。正德年间（1506—1521），在运漕船缺少达一二千只，严重影响漕运的正常进行。在漕船紧缺的情况下，运军为了应付繁重的漕运任务，常常超载运行，致使粮船倾覆事故不断发生。隆庆二年（1568）御史蒙诏在《漕运十事》奏疏中称，“国初漕制，每船（载运）不过正粮四百七十二石。迩来船数滋少，或一艘并受七八百石，又益以私货倍之，致多败溺”[5]。隆庆五年（1571），礼科给事中雒遵也指出，“运船漂没之故，始于漕司缺船，并粮太重，故一遇水发，相随而败”[6]。
　　运船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抗风浪能力和适航性。如果质量很差，那么航行途中就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情况。明初，船料价和船料银的征派尚属顺利，因此，各船厂通常能够完成每年确定的派造任务，漕船质量比较可靠。但正德（1506—1621）以后，船料银积欠日趋严重，隆庆末年共拖欠船厂船料银12万两，直接影响派造任务的完成。由于缺银造船及船厂官吏“剋扣料价”，所造漕船偷工减料，“做不如式”，导致运船途中漂损。
　　正统年间（1436—1449），经船厂修造的遮洋船，“虽称官支物料，（但）多系军士赔办，因此船不坚固，稍遇风涛，人船俱丧。”成化年间（1465—1487），情况更为严重，“运船漂流粮米岁多于旧，良由船不坚固”。正德（1506—1521）以后，由于缺银造船及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官吏剋扣料价，所造运船质量极差，导致大量漂损。明政府为此不得不追究监造官和工匠的责任。隆庆年间（1567—1572），偷减料价的情形已经极其严峻。有文献指出，大多数运船遭风漂没的原因，是一些领运官盗卖漕粮后惟恐事发，而甘愿将漕船沉没，而一些运军在修补漕船时偷工减料，也是导致漕船质量低劣的重要原因[7]。天启二年（1622）工部尚书王佑指出：本来造船料银就很紧缺，而有关官吏还将这些本来就不多的料银中的大部分装进了腰包，造成漕船质量严重下降[8]。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漕政黑暗腐败，是漕船问题百出的根本原因。
　　第四、是运官失职或运军不足导致漂流。成化年间（1465—1487），户部在奏疏中指出，“漕运指挥等官年六十者例许更替，而代者率多不谙漕务”，不得已奏请“年及六十、筋力精健、公勤办事者，听总督漕运官审验，仍留在运”。领运官能力不及，成为成化年间运船漂损的原因之一。按照明代官员选任制度，年满60岁即应“致仕”，即退休。但许多新任领运官不熟悉运务，缺乏经验，当运船遇险时临机处置不力，以至酿成事故。为此，明政府不得不放宽领运官的的退休年限。隆庆年间（1567—1572），直隶巡按御史李轼指出，“（运船）节年患苦漂流，率因攒运官催促严急，不循帮次所致”；据此，他指出“粮运无漂损者方为称职，是亦保全运务之一端”[9]。李轼的意思是要根据领运官执行运务的实际能力，来评价是否称职。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意见，也同样是由于领运官的基本能力不能令人满意，致使在运漕船漂损过多。
　　运军缺乏或以“无赖充数”，是导致运船漂流的另一个原因。明初，运军、运船有固定编制，内河、沿海运船有额定载运量。自宣德年间（1426—1435）推行“兑运法”以后，漕粮运输任务骤增，运军苦累难支，逃亡者日益增多，于是出现了“少壮军士不足”的严峻局面。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以后，明政府为了保卫京师，防御蒙古军南下，抽调三分之二的运军到北京备战，以致在运军士大量缺额。当时的礼部尚书胡濙指出，“运粮船因官军存留在京操备，每船止有军士三名，撑驾不前，多致沿河漂流”。由于运军缺乏，明政府加紧选佥运军，但负责佥选的地方官吏贪图贿赂“私意放免”，多以“无赖充数”。隆庆六年（1572），户部制订应对办法，称“近来选佥运军，多以私意放免，募工充之，稍遇艰危，即弃（船）不顾。今宜查刷弊源，诸殷实精壮户丁俱照顾佥选，不得以无赖滥充”[10]。明后期在漕政腐败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不止运军，漕运的各个环节均出现了严重问题，户部的指示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第五、运军因“侵盗”漕粮而“凿舟自沉”。明中叶以后，运军因侵盗漕粮而人为制造的漂流事故屡见不鲜。成化年间（1465—1487），户部指出“各卫遭风失火粮船，多因旗军侵盗惧罪，故自焚溺，以觊免罪”。及至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运军侵盗漕粮后常常借口“风涛”或“船坏”自沉漕船，或贿赂官吏，藉“漂流”以脱罪。对此，户部报告说，各地领运官与运丁串通一气侵盗漕粮，为了洗脱罪责，往往以“漂损”为名自沉漕船。他们因此所得到的好处，要比如数上交漕粮的多几倍[11]。运军侵盗漕粮，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造成运军铤而走险的基本原因，是漕政败坏和各级官吏对运军的残酷剥削与掠夺。这个方面，将在后面加以记述。
　　漕粮和运船漂损的长期性、严重性和复杂性，说明了明代漕运制度的废弛和漕政的黑暗腐败，以及运军贪污舞弊的严重程度。

　　[1] 《明英宗实录·卷182》，正统十四年九月庚辰。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 《明穆宗实录·卷68》，隆庆六年三月庚戌。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3] 《明世宗实录·卷177》，嘉靖十四年七月壬午。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4] 孙之騄《二申野录?卷5》。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3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5] 《明穆宗实录·卷23》，隆庆二年八月徐子。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6] 《明穆宗实录·卷64》，隆庆五年十二月庚戌。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7] 《明穆宗实录·卷66》，隆庆六年二月癸巳：“运船之弊，大率敢于乾没者缺而不补，巧于渔利者补而不坚，（运船）漂损之原实由于此”。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8] 《明熹宗实录·卷20》，天启二年三月庚申：“缘造船工值不尽于船，而侵牟于囊橐耳”。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9] 《明穆宗实录·卷68》，隆庆六年三月庚戌。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0] 《明穆宗实录·卷65》，隆庆六年正月丙子。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1] 《明穆宗实录·卷65》，隆庆六年正月丙子：“各领运军旗多所侵盗，自知粮数缺少，往往自沉其舟，得照例开豁，多方处补，比照数上纳者获利数倍”。转引自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