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通州故事丛书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漕运对统治者意义重大，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存亡。到清代中叶以后，大的形势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康乾盛世”开始，中国的人口就呈增加趋势。到乾隆中后期，由于人口增长超过农业生产的增长，在江南地区出现了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而位于江南的苏、浙地区是漕粮的主产地，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发展缓慢，致使粮户难以承受巨大的漕粮负担。再加上政治的腐败、水利失修等原因，一遇到自然灾害，江浙地区就会出现农民抗粮的情况。关于农民抗交粮食的情况，早在乾隆中期就开始发生。如江苏省江阴县，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各乡农民二百余人以 旱灾为理由，到县衙门前请愿，要求缓缴漕粮。从这之后， 抗粮事件时有发生。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给漕运以极大的冲击。
　　这就是漕运衰败的大环境，但是漕运的衰败还有它自己的原因。曾经延续了多个王朝的漕运，并且形成成熟的运转机制，为什么会很快衰败，以致终止呢？有人说是因为铁路出现，也有人说是因为农民起义运动，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原因，但都不是内因。如果铁路的出现导致了漕运被轻视这一说法成立，为什么现在的南方运河还是很繁忙呢？农民起义导致了漕运中断，后来朝廷力图恢复漕运旧制，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这些理由都经不起推敲。

　　其实大运河漕运的衰败和它的兴盛一样，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我认为大运河漕运衰败，以致退出历史舞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
　　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粮贸易的兴起，渐渐成为解决京城用度更科学、更合理的方法。关于商品粮在北京行销，并有效调节了北京粮食供需关系的问题，在许多史料上都有记载。郑观应认为 ：“然自轮舶畅行以后，商米北来源源不绝，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市中有米局，官中有米局，则少米之患在今时可以无虑。”（《清朝经济文编》）市场经济的规律表明，要最终解决价格问题，必须遵循市场的规律。在商品经济还很落后的时代，漕运对朝廷的经济调节、政治稳定、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能够满足当时基本的供需关系 ，漕运的处境就很尴尬了。因为漕运制度本身就具有一种反市场、反商品经济的特性，是建立在行政权力强行干涉基础上的。道光三十年 (1850 年)十二月，言官奏称：“旗丁粮员在本省私折银两，到通后买米回漕，营私害公。”“回漕”现象在清代始终存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运到京通的漕粮，市场价格竟然会比起运地低，以至于再将米粮从北方带回也能获益。
　　二是漕运本身种种弊端已经积重难返。漕弊是一直伴随漕运始终，在中央朝廷强势的时候，对漕弊治理力度就会比较大，漕弊就相对好一些。到了清朝康熙、雍正时期，由于朝廷大力整治，漕弊还有所收敛。乾隆中后期，漕政日趋败坏，主要表现在各级官吏重重盘剥。在漕粮征收过程中，地方缙绅勾结州县官吏从中渔利，最后这些贪索都转嫁到粮户身上。与此同时，从事运输的运丁们，经过漫长的大运河，沿途有重重关卡闸坝，到京通交兑有仓场衙门和坐粮厅，遭受各处漕务官吏的贪索。道光年间，孙鼎臣在《论漕》中揭露了残酷盘剥的情况。该文有这样的文字 ：“而蠹之穴有六，征漕之州县一，司漕之官一，领运之官一，催运之官一，仓场一，尖丁一。一穴而蠹数十百出其中。”运丁处境很悲惨，如包世臣所说：“运丁长途挽运，艰苦万状，倾覆身家，十丁而六。”
　　道光以后，清廷吏治更加腐败，农村经济日益恶化， 无力承担过重的漕粮，在江浙首先爆发了抗粮斗争。随后， 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等地都爆发了抗漕运动。
　　加上黄河淤垫，黄水倒灌，运道更坏。道光四年（1824 年）冬，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漕船搁浅，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出现严重危机。朝廷各种社会危机深重，无力对河道进行彻底治理。漕运系统如同快要散架的破车，遇到颠簸就无法运转了。
　　三是海运的兴起。到道光初年，实行海运已经有了多方面有利条件。首先是有比较成熟的航运路线。元明海道屡有变更，不利于航运。到清代，商船常常往返关东、天津等处，他们掌握了不少航海知识和海上航行的技巧，海运危险大为降低。其次是运输工具改进。江浙一带因沿海皆沙滩，多用沙船，该船舱底有甲板，船旁有水槽，其下有承孔，是理想的运米船只。嘉道时期，这种沙船已有3500 余艘，可一次运输粮食几百万石。然后是海运漕粮有利可图。因为河运成本太高，而海运少了不少关卡，成本低了，自然也有利可图了。河运漕粮已经陷入困境，海运 漕粮才是大势所趋。

　　随着清末社会动荡，漕运的终结，通州的漕运仓储重镇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了。“停漕”对通州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使得通州的社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北运河停漕以后，位于通州的庞大漕运管理机构一律裁撤。1904 年，官府拆卖坐粮厅、仓场总督府署及两仓，并由毅军在两仓处改建兵房驻守。据民国《通县志要》的记载，仓场总督衙门所在位置已成为义和团运动中死去的外国人的墓地，户部坐粮厅及大运西仓监督署已被人占用。东路厅署，民国五年（1916 年）， 知事汤铭鼐以其地改建潞河公园；民 国十七年（1928 年） 二月，改为河北省立通俗图书馆。
　　通州城内的不少居民，依漕运而生活，裁撤漕运管理机构后，众多的官吏、役丁顿时失去生活来源。此外，漕 运停止后，通州城内外依靠漕运为生的经纪、仓花户、船户、 车户、扛夫、差役等立时失去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生 活一下子陷入困境。《民国通县志稿》记载 ：“其余各胡同 住户亦不如先年殷富，而居民之迁移平津各地者十之二三。至于四关则东门、北门外大街长二三里，铺户居民相间， 尚有可观。旧城南门外虽有大街，但铺户较多居民较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公路、铁路、航空等现代化交通方式的兴起，北方地区的运河彻底丧失了交通运输等功能。但通州地区的运河在农业灌溉上仍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州地区一度成为北京的粮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通州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后，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大运河的文化功能，将大运河视为通州的一张“金名片”，使大运河又焕发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