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明政府对于漂损漕船的有关人员是怎样处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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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漕船和漕粮漂损，明政府制订了严密的处置办法和防范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第一、制订了严密的呈报手续。按照户部的规定，粮船漂流后必须迅速上报，以便及时委派有关官员勘实并进行处置。呈报手续视漂损情况而有所不同：一是按照漂损地点远近分别上报。成化三年（1467）户部规定：发生漕粮漂损事故以后，距离出发地在100里以内的，报当地府、州、县正官查验；在100里以外的，报漕运管理衙门查验[1]。嘉靖（1522—1566）初年，户部规定：今后凡是漂溺的粮船，要向上司如实报告，巡抚、御史要鉴别真伪以后上报户部。如果发现有盗卖漕粮而以漂溺名义欺蒙朝廷的，当即发配到边塞卫所充军[2]。嘉靖中期又规定：发生漂损以后，要迅速呈报，务必在粮船到达目的地以前报到户部，以便及时处理。万历（1573—1620）初年又重申：发生漂损粮船事故以后，领运官要到上级管理机关“督押司道”报告，由上级机关委派官员勘察后上报[3]。
二是按照“大患、小患”漂流分别上报。按照户部的规定，所谓“小患”，系指一次漂损200石以内者；“大患”则指漂损在200石以上。按照这项规定，无论大患小患，均要向上级机关报告。但情况有别，凡“大患漂流”必须“照大患漂流事例具奏”，一般“小患漂流”或“漂流不多者”，则只须向本卫或本帮“押运官”报告即可。隆庆（1567—1572）初年规定：以前规定“漂损粮米不管多少，都要向上级报告”的作法，给运军带来很多不便。今后凡是漂流不多的事故，只要向押运官报告即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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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制订了严格的勘实办法。按照规定，漕务管理机构或府州县官接到运军报告漕粮漂流事故后，要在当日“委官”或亲往出事地点“勘验”，然后发给“勘实文书”，即将勘实结果及时呈报户部或漕运总督衙门，以作为对责任者作出处罚决定的凭据。明政府对于“核验漂流”也制定了严密的办法，史称“（漕运）议单载漂溺之法，至为严密”[5]。其具体办法：一是漕务管理机构要及时委派官员勘察实情，甚至司道官员或巡按官要“亲勘具奏”。正统三年（1438）苏州昆山县粮船在龙江关西南漂流粮米1580余石，英宗皇帝下令户部派员，连同巡按侍郎周忱一起勘验。发现事故纯属自然灾害，最后，免除了有关官员和运军的罪责[6]。二是要府州县正官亲临勘验。成化三年（1467）户部规定：凡在起运点百里之内发生漂损的，由府州县正官“视验”。隆庆（1567—1572）初年又进一步规定：近来，运军虚报漂流事故较多，真假难辩。今后如再发生漂损事故，沿途州县正官必须亲自到出事地点勘验[7]。其三是委托“押运官”勘实。明代各卫所的漕船，一般都有漕运总督衙门派遣的“押运官”负责押运工作。如果途中漕粮漂流不多，不必报上级管理机构勘验，可由押运官勘实并进行处置。
第三、制订了严格的处罚原则。明代初期，对于漕粮漂损的处置比较宽容。洪武三年（1370），泰州卫运军遇风漂流粮二百七十余石，户部原订的处置办法是“请责其偿”，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予以豁免。永乐四年（1406）府军等卫遇暴风漂流粮米1.3万余石，户部草拟由有关官员和运军赔偿并追究责任，明成祖朱棣决定免其赔偿及罪责。以上两例为明代200余年间所仅见。自成化（1465—1487）之后，明政府制定了处置漕粮漂流的原则和办法：其一，遇暴风漂流在限额以内者，经勘察属实，予以蠲免或免罪。在成化年间的“漕运议单”中明文规定，漕船在航运期间遭遇暴风或“非人力所及”原因造成漂损的，应予“蠲免”或“免逮问”。弘治九年（1496）户部决定，漕船在外江发生意外事故，可予以免罪；但如果利用本项规定盗卖漕粮，连年报告漂损者，尽管有勘察属实的文书，仍然要追究惩办[8]。嘉靖八年（1529）又规定：漕船遇风涛损坏，造成漕粮损失要如实报告。损失在限额以内的，免于处分[9]。其二，因江河决口漂流粮米者，可以豁免罪责。上述正统初年苏州府昆山县因龙江关西南岸冲决，漂流粮米1500余石一事，即经户部及巡按侍郎周忱“验实蠲免”。成化以前对于漂流漕粮的处罚还是比较宽松的，但在成化以后的“蠲免”则必须在限额以内。其三，因江涛漂流粮米者，可以免除追责。弘治十六年（1503）户部规定：长江以北运军到江南兑运漕粮，凡在长江遭遇风涛造成损失的，经勘察确实，可以免责[10]。其四，明确了各总每年漕粮蠲免的限额。自正德（1506—1521）以后，漕粮漂流逐年增加。为此，明政府规定：每总每年蠲免限额“以千石为率”。
嘉靖十四年（1535）户部规定：小患漂流，不许超出200石。如超出200石之外的，则比照大患事例上报，经勘察属实，酌情处理。每一把总，每年小患只许二名。大患、小患总数，以1000石为限，超过的，将追究责任[11]。
第四、制定了严厉地处罚办法。鉴于日益严重的漕粮漂损状况，成化初年和二十一年（1485），明政府先后出台了十分严厉的《漕运粮漂流之例》。隆庆五年（1571）再次重申严厉的处罚办法。综合主要内容：其一，漂流万石以上者，给予漕运总督、把总等官处罚。成化年间（1465—1487）户部规定，“若漂流粮至万石以上者，罪及总督官”[12]。正德七年（1512），仅运粮把总及卫指挥等官因此受到处罚的就有250多人；在处以降级、罚俸等处罚之外，还要追赔损失。嘉靖二年（1523），遮洋总漂流漕粮2万余石，户部依例“请治把总王纘等罪，诏下漕运都御史按问追偿”[13]。当时，漕粮漂流未超过限额者，一般还是可以免予追究的。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浙东等总运军在通州漂流粮8100余石，但因“失事把总官李皆春等二十三员，俱漂流不合参格免究”，原因是23人平均后尚未超过“以千石为率”的限额，所以免于处罚。其二，漂流千石以上者，对卫指挥等官予以处罚。这种处罚措施采取了按漂流漕粮多寡，分级处罚的办法。隆庆（1567—1572）初年，明政府认为，因为处罚过轻，导致浙东等总漂流损失而未赔偿的漕粮多达22万石。为使人人“警惧”，户部规定：自隆庆三年（1569）起，指挥以下官员，凡漂损漕粮1000石、银500两以上者，以监守自盗论处，官阶降二级；漂损5000石、银2500两以上者，发附近卫所充军，子孙享受世袭者降四级；漂损1万石、银5000两以上者，发边塞永远充军，子孙不得承袭世职[14]。此外，对于运军因侵盗粮米凿船自沉、人为制造漂流事故者，规定了更为严厉地惩罚办法：自隆庆六年（1572）起，凡出现漕船沉溺事故，将运军官兵先行扣押，严厉审查有无其它作弊行为。对于所造成的损失，务必尽最大限度用官兵的家产抵偿[15]。处罚十分严厉，追偿也十分苛刻。
第五、制订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为了控制和减少漕粮漂流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明政府除严厉处罚漕粮漂流责任者外，还进一步加强了防范措施。其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嘉靖年间（1522—1566）规定，“各监兑主事，兑粮完日，将各船编号、细开粮米数目，旗军花名，具籍到部查考”[16]。也就是责令“监兑主事”将粮船的编号、粮数和运军花名等造册送户部备案。这样作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范运军在途中作弊，及便于对漕运漂流情况进行考察，并作为三年一次的考核运官的底案。
二是实行运船“编甲连坐”法。以防止漕粮漂损，特别是防范由于侵盗而造成的人为漂损，隆庆年间（1567—1572），经漕运总督王宗沐建议，明政府批准，推行运船编甲连坐法：在运军完成收兑漕粮之后，责令每5只漕船连为一“甲”。如果一船失事，5船连坐。明政府认为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是使所有运丁互相监督，减少人为事故所造成的损失[17]。之后，户部说明实现连坐法的意图：“近来（隆庆年间）选佥运军，多方私意放免，募工充之，稍遇艰危即弃（船）不顾”，故“仍令五船编甲，互相觉察，以惩奸弊”[18]。
三是通过三种方法加强对沿途运船的监督和稽查。其一，“联帮次”，以便沿途稽查。隆庆年间（1567—1572），户部漕运会议决定：加强漕运船队的前后联络和监督稽查，预防事故[19]。其二，责令御史郎中沿运河往来监督。隆庆六年（1572），户部针对“迩来漕规废坏，人心玩愒（kài：贪），督责之法未备”的情况，规定：巡漕御史要加强沿河监督检查，对于“冻阻、迟误及称漂流者”，拟订处理意见，把侵盗漕粮的企图消灭在萌芽状态[20]。三是，严限沿途有司“不得妄行勘奏”或“轻给印照”。鉴于正德（1506—1521）以来，由于运军侵盗，漕粮损失过多，并且运军贿赂沿途官吏，轻易取得免于处罚的公文以洗脱罪责，户部要求：沿途官吏不许随意处置漂损事故，违犯者以贪赃枉法论处；还规定：沿途各衙门，不许轻易为运军开具漂流文书。对所发生的事故，必须认真勘察[21]。四是奖励无漂流事故的运军官兵。成化十三年（1477）规定：从成化十四年（1478）起，出运三年中，漕船无损坏、漕粮无漂损、出运无违限的，属于官员的，酌情提升；属于运军的，适当增加行粮数量或赏银锭（按最高标准折算铜钱）；但如果受赏以后没有新的贡献，就要停止因赏赐所加的部分[22]。这是明代最早推行的有关运军升赏的条例，直到明中叶以后仍然如法执行。嘉靖元年（1522），就有运军“果有三年粮无漂流挂欠，银有积余者，照例旌擢”的记载[23]。当然，在十余万运军中，这只是凤毛麟角、极其个别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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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宪宗实录·卷46》，成化三年九月：“官军攒运如遇风水坏船，百里内府州县正官，百里外所在官司视验，申漕运官依例处分”。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 《明世宗实录·卷63》，嘉靖五年四月丙子：“自今漂溺粮船，悉赴所在官司开报实数，巡按御史仍分别真伪奏闻，如有侵欺盗卖者诸弊，即问发边卫充军”。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3] 《明神宗实录·卷9》，万历元年正月庚子：“凡官旗漂流粮船，即赴所在督押司道陈告，当日委官亲勘具奏”。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4] 《明穆宗实录·卷24》，隆庆二年九月丙寅：“近议漂流粮米不分多寡，概行奏勘，甚苦运军。宜如旧例，凡粮船过洪卒遇风浅、漂流不多者，报押运官勘实”。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5] 《明穆宗实录·卷23》，隆庆二年八月戊子。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6] 《明英宗实录·卷40》，正统三年三月甲午：“户部及巡按侍郎周忱验实蠲免”。转引自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7] 《明穆宗实录·卷23》，隆庆二年八月戊子：“迩来（运军）通同妄报（漂流），真伪莫（辨），宜令漕司州县正官亲行水次验实”。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8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8] 《明孝宗实录·卷118》，弘治九年十月丙戌：“外江漂流船粮，事出不虞，今后官旗人等请免逮问，若连年以漂流报者，虽有勘实文书，仍逮问之”。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9] 《明神宗实录·卷437》，万历三十五年八月庚午：“粮艘遇风损坏漂流（漕粮），许陈告勘实，申复明白，（在限额以内）即予除豁”。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0] 《明孝宗实录·卷204》，弘治十六年十月丁未：“江北直隶卫所运船往江南兑粮，过长江遭风漂米者，勘实乞免送问”。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1] 《明世宗实录·卷550》，嘉靖四十四年九月甲寅：“小患漂流，不许出二百石，如出二百石之外者，即照大患漂流事例具奏，复勘明实，方与准行。每总名下，小患止许二名，大患小患亦以千石为率，过此者提问如例”。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2] 《明宪宗实录·卷172》，成化十三年十二月辛卯。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3] 《明世宗实录·卷25》，嘉靖二年四月戌寅。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4] 《明穆宗实录·卷39》，隆庆三年十一月丁丑：“自今（指隆庆三年）运官指挥以下，少（即指漂流）粮千石、银五百两以上者，以监守自盗论，降二级；五千石、二千五百两以上者，发附近卫所充军，子孙降袭四级；一万石、五千两以上者，发边卫永远充军，子孙不得承袭”；“把总所犯，视指挥加倍者罪，皆如之降四级者”。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5] 《明穆宗实录·卷65》，隆庆六年正月丙子：“自（隆庆六年）后粮船漂流，将官军先行擒治，仍严审他弊……务尽家产抵偿”。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6] 《明世宗实录·卷550》，嘉靖四十四年九月甲寅。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7] 《明穆宗实录·卷64》，隆庆五年十二月庚戌：“各（运）军兑完起运后，责令五船联为一甲，中推一人有才力为之甲长。如一船有失，五船连坐，庶人乐用力，而漂损可渐少也”。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8] 《明穆宗实录·卷65》，隆庆六年正月丙子。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9] 《明穆宗实录·卷51》，隆庆四年十一月乙丑：“运船宜令首尾联络，依次而进，使漂流迟速便于稽查”。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0] 《明穆宗实录·卷66》，隆庆六年正月癸巳：“御史郎中等沿河上下往来督发（运船），其冻阻、迟误及称漂流者，各分别议处，毋令得生奸”。 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1] 《崇祯长编·卷7》，崇祯元年三月甲申：“不得妄行勘奏，违者以赃论”；沿途各衙门对漕粮漂流事故“不许轻给印照”，要严格“稽查实数”。转引自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2] 《明宪宗实录·卷172》，成化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以往）运粮官军无升赏之格，以故人不知功。请自明年为始，有漕运三年船无损失，粮不漂流及不违限者，官量升俸，军加行粮或将该赏钞锭加折铜钱；其受赏之后无功者，即以所加俸截日住支”。转引自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3] 《明世宗实录·卷21》，嘉靖元年十二月壬寅。转引自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9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