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什么是“违限”、“脱帮”和“脱空”，清政府是怎样处置的？

　　在明清两代，全省漕船不能按期抵达通州的，称为“违限”或“稽迟”；一帮之中有几只漕船未能随帮行进的，称为“脱帮”；全帮未能按所排帮次开行的，称为“脱空”。漕船出现脱帮、脱空情形后，水路追赶以争取按期到达是极其不易的。全漕抵通违限，回空之时正值寒冬，如遇运河结冰，航行极为困难，甚至只能在北方过冬，等待来年春季返回。出现这种情况，次年新漕就无法按期兑运。因此，明清政府对漕船误期严加预防，或下令各级官员加紧催攒，或动用军夫浚河拨运。
　　关于漕粮解运，明清政府最关注的是漕船能否如期通过淮安和到达通州。某省某帮何日过淮、何日抵通，都有严格期限。如有误期，将按照延误的时日对领运官进行处罚。明清两代对于漕船违限的处罚是严厉的，基本作法大同小异。下面记述清代的情况。
　　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各省白粮船过淮违限，扬州卫三帮漕船违限10日以上，领运官照章捆打20棍；大河卫帮船违限一个月以上，领运官照章捆打40棍。因河道梗阻为违限的，与河道有关官员一并议处。嘉庆十年（1805），江安道所属漕船因河道浅滞违限50余日，漕运总督及管理河道官员坐未能事先疏浚畅通之罪，交部议处。
　　漕船违限，沿途州县及专汛催攒各官，一并以不能按时督催出境之罪，交部议处。惩罚情形因河段而异，在一般情况下以淮安为界，淮安以南为一段，淮安以北为一段。淮安以北又分为由淮至津和津通之间两段。其中淮安至天津一段至为重要，其间长2350余里，是大运河的主要部分，也是航行最困难的一段。这段运程如果出现重运漕船违限，对催攒官的惩罚是极严厉的。
　　漕船脱帮，以运官责任最重。乾隆三十八年（1773）定，漕船脱帮一、二日者，运官须严督运丁跟帮前进；追赶不力致使抵通脱帮5日之久的，该领运官照溺职例革职；押运官不行稽查致使延误的，例降一级[1]。

　　漕船在航行途中，必须严格执行航行次序，有关官员和沿途州县官员必须严格督催，否则，将受到处分。据光绪《漕运全书·卷14》记载的条规：如果出现无故容许后船超越前行的情况，沿河州县现场负责督催的官员和该“汛” 汛官罚俸9个月，州县官罚俸6个月；由州县官亲自负责督催的，该官员罚俸9个月。漕船入境后没有及时查明报告的，地方管官罚俸6个月。发生前船阻碍后船情况，或前船阻挡后船不立即报告的，参照“催攒不力”规定处罚[2]。
　　漕船因故稽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清政府下令中途卸粮，待明春转运。乾隆五十年(1785)，浙江漕粮40万石卸存于天津，江西漕粮10万石卸存于泊镇；浙江、湖广等省漕粮28万石，分别卸存于清河、山阳、宝应、高邮、甘泉、江都、丹徒、江宁等地，待次年搭运。嘉庆十二年（1807）江西、湖广漕粮72万石卸存于天津、杨村。咸丰年间（（1851—1861），漕船稽迟的情况更为严重，经常到冬季才能抵达天津，稽迟达四、五个月。因京师需粮甚急，虽至严冬，仍令破冰北上。北上既迟，船丁必受守冻之苦。早在明代万历四十年（1612）巡漕御史孙家相曾在奏折中记述漕船守冻的情形，他说，严寒季节，爬冰卧雪，防火防盗，遇有不测，则身家性命不保。倘若有一百万石漕粮冻阻，则有漕船3000只、运军3万人守冻，至少耗费600石。如果加上偷窃盗卖种种弊端，损失更多。既然运军守冻，来年新运必然雇船，这又增加了新的费用。由此导致运官剥削运军，运军勒索州县，辗转相因，层层剥削，弊窦丛生[3]。

　　[1] 光绪《漕运全书·14》，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182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2]光绪《漕运全书·14》：“官员催攒漕船，无故容后帮之船前行，其沿河地方系有左杂等官专管，将专管左杂等官及专汛官罚俸九个月，兼管之州县官罚俸六个月。如该地方无佐杂专管，系州县自行催攒，即将州县官罚俸九个月，其漕船入境日期，该管官不行查明转报者，罚俸六个月；至前途州县不行力催有碍后船者，前船阻抵不行申报者，亦照催攒不力之例议处。”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161页注释①，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3] 明代万历四十年（1612）巡漕御史孙家相奏折：“抵坝既迟，势必守冻，履雪卧冰，防盗防火，一有不测，身家（性命）随之，有守冻之苦。冻粮百万，计船三千，日饷三万军，费粟六百石；加以盗卖插和，种种皆耗蠹之窦。既已守冻，明春必须雇船，运官以是剥削旗军，旗军以是刁勒粮、里，辗转皆浚削之弊。”参阅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第269页，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