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运军和帮船路途漫漫，沿途要经过关卡闸坝，到京通交兑漕粮要经过仓场衙门和坐粮厅等衙门，而漕运各个环节上的官员吏胥借机巧立名目、百般勒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第一、漕务官吏向运丁榨取财物。嘉庆十四年（1809），清仁宗颙琰对太常寺卿马履泰奏折御批：近年来，每当说到漕运弊端，各个总督、各省巡抚均以运丁因苦累而勒索州县为说辞，一旦追究运丁苦累的根源，又总是以旗丁沿途提溜拨浅费用不足为是，其余并未涉及。根据马履泰所奏，上至巡抚藩司粮道，下至各地文武官员书吏经纪，沿途19处，每处使费数百两、数十两均有一定数额，不能短少。旗丁被迫缴纳，如同逋欠。所谓苦累，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1]！就连封建皇帝也认为各级官吏的勒索是旗丁苦累之极的根源。道光十四年（1834），抽查漕粮御史翔凤、李儒郊在奏折中说：一、州县官吏在征收漕粮时私自将一半改征银两，及至向旗丁交兑时，让家人书吏携带银钱，到米铺购买潮湿粮米充数。惟恐旗丁不收，于是暗中贿赂旗丁中的头伍刁丁，每石贴给银子四、五钱不等。私相授受，秘而不宣。所贿银两被刁丁侵蚀大半，散给其余运丁的不过十分之二三。而运丁收兑的漕粮，已有一半是劣质粮米。二、各帮领运千总每次出运索要陋规银之外，常借口生日、婚嫁等事演戏设席，将所需费用在旗丁行粮或截贴中摊销。头伍刁丁从中虚增开销，有的粮船因此克扣运丁应领水脚银竟达100余两。回空的经费不足，领运官也向运丁摊派。各项无由使费，常使运丁困窘不堪。三、漕船航行途中遇有洪闸浅溜牵挽，头伍刁丁串通领运官和管理闸坝夫役，虚报牵挽人数，虚高雇价，向各船勒索费用。一般旗丁明知以少报多，也无可奈何。往年每闸的夫价不过2000文至3000文，而今已增加到2万文，运丁怎能不穷困。四、各帮漕船都有被称为“走差”的外联人员。漕船到州县水次兑粮、途中与大小衙门办理有关漕务，这些衙门的家丁书吏都向漕船索取使费。而一般旗丁并不与这些人认识，不能不求助于走差，借以疏通。走差乘机敛财分肥，成为漕务中的蠹虫。五、漕船抵达天津、杨村、河西务后，将所载漕粮用拨船运往通州。而驾驶拨船的大多是当地无赖地痞，他们常乘旗丁不备，将漕粮用药水灌涨或掺以糠土，贿赂经纪蒙混交卸。漕粮之所以潮湿、质量低劣，这是重要原因[2]。该文有所顾忌，还没有将敲诈运丁最为严重的各漕务衙门，诸如淮安漕运总督衙门、通州坐粮厅、仓场总署的贪索揭露出来。
　　领运的守备、千总是旗丁的直接上司，他们掌握着运丁的命运。他们对运丁的贪索的主要手段是：一是克扣漕项银两。运丁出运所应得的行粮、月粮和清政府发放的漕项银两，均由领运官等人经手，他们则以提溜打闸、雇船备拨、旧有公账亏空等名义克扣其中的大部分。各卫所屯田补贴运丁的津运银，应直接发给运丁。领运的守备、千总则从中克扣。荆州卫屯粮共计5955石，每石应出津银8分，共476两，该卫守备只发给运丁300两，自己侵吞176两。二是领运官向运丁勒索陋规。漕船开行之前，领运官以演戏宴请为名，借机向运丁敛钱，谓之“分金”。遇到领运官生日或婚丧嫁娶等事，也向运丁勒索陋规。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月，漕运总督梁翥鸿在奏折中指出：“安庆卫后帮于水次开行之时，请旗丁吃酒，向每丁索钱一千五百文”。山东道御史李鸿宾在奏疏中说：“船在水次时，空重运弁，演戏设席，名则邀请旗丁，实则敛取各船分金，该头伍刁丁又藉端冒滥开销，硬派每船出银若干两，名曰各衙门使费”[3]。有的运官还别出心裁，购买些许什物散给各船，借以索取高价；有的纵容家丁衙役买烟买酒散给各船舵工水手，借机敛钱。漕船抵达天津，水浅处需要起拨，运丁须向运官奉送拨规礼银。有的运官贪图礼银，即使北运河水势充足，也强行起拨；甚至唆使家丁，对运丁呵斥打骂，迫使运丁花钱买运官的好脸色。运船行驶途中，运官还以饭米银、蓬税银、装带土宜银、沿途贴印花银等名目，向运丁敛取银钱。真所谓“雁过拔毛”！据《清史稿·卷122·食货志三》记载，各卫既有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年又另外委派押运官。押运官分押重、押空，重运每次可得2000两至3000两；空运每次可得1000余两。这项费用也需运军承担。正如《清史稿》所记载的：“帮丁之膏脂竭，而浮收之弊日滋。”
　　嘉庆四年（1799），山东帮船共39只，运船向各州县领取帮费银3000余两，其中领运千总就截留700两，领运守备截留428两，分别占23.3%和14.3%。由于领运官是一肥缺，每当确定领运人选之时，卫所千总必争相钻营：未曾领运的不惜花费巨额款项贿买请托；已经领运的设法保留位置以求继续贪索。甚至有的领运千总俸满多年，本应升任守备，还故意坐事受挂欠处分，以求继续领运。
　　由各府同知、通判担任的押运官，统称为总运。他们向运丁勒索陋规的名目与方法与领运官略同，只是数额较少。嘉庆年间（1796—1820），每押运一次可得银100余两。
　　由于受到多方勒索，运丁必然勒索州县。每船运丁向州县索取的银两，雍正（1723—1735）初只有20两左右，而到了道光（1821—1850）年间已增至700两至800两之多。百年间增长了近40倍。道光年间孙鼎臣在《论漕》一文中写道：前后几十年间，运丁向州县索取的规费相差如此悬殊，但运丁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管理运丁的有各卫各帮的守备、千总，有押运官，有各府委派的押运同知、通判，有粮储道的督运官，有漕运总督，有仓场总督，有坐粮厅的监督等。这还不是全部，自开帮起运以后，又有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各省巡抚所委派的催攒、盘验官员等等。官员越多，费用也就越多。以扬州卫第二、三帮的花费为例，领运千总规费银800两，回空押运千总规费银200两，守备500余两，坐粮厅验米费280两，仓场经纪规费1500两，其余的还不算在内。想要运丁不向州县索要帮费，怎么能够办到呢[4]
　　押运领运官一方面向运丁勒索，另一方面又向沿途管理漕务的上司馈送；粮道官既向运丁勒索，也要向上司馈送。其间，淮安之盘验，通州之验收，运丁的花费更多。运丁先将钱物奉献给幕僚吏胥，幕僚吏胥再将其中的一部分奉献给上司，贯通南北的各个漕务机构就是这样，靠腐败的经济关系联系起来的。
　　为了贪索，管理漕务各大员都要安插私人，漕督、仓场、粮道等衙门莫不如此。名为协理漕务，实为协助搜刮。由于藉征漕牟利者众多，积弊日深，漕务各环节形成一个贪污的大网。一季漕务终了，漕督、仓场侍郎又借机保举“有功”人员，请朝廷给予奖叙。
　　粮道是各省总管一省粮政的官吏，兼负押运之责。各省运丁的行粮、月粮和运费等漕项银两，都经过粮道之手发放，他们每次都要从中克扣一部分。粮道用克扣银两中的一部分购买各种礼品，如江南丝绸、茶叶等，以备赠送沿途有关漕务官员，否则会遭到多方掣肘，而使运程困难重重；克扣的大部分当然归入私囊。下面看一位粮道大员的贪索经历：
　　进士张集馨在其自订的年谱中记载了他担任粮道的经历。张集馨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补授陕西省粮道，该职历来在京官中被视为肥缺，因此他在离京时不得不一一应酬，为此借银17000两。他在年谱中写道：他的衙门所在地在西安，地当交通要冲，往来官僚都要粮道招待。每次招待需备席、请戏班2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有燕窝烧烤，中席必有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觅，每大鱼一尾值制钱4000文至5000文，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每次宴会均需银200余两。至于公务，则弊病多端。历任粮道交卸，亏短细粮，都以粗粮抵补。张集馨未及上任，粗粮抵补以达7万余石。前任粮道官在交卸时发现仓粮亏短，即命子侄家人到西安集市买民间麦壳4000石搀入廒内。待张到任后察觉，经手此事的下官已经出具了报结交卸文书。前任已经离职回江西去了。张集馨只得暗自叹息：官署上下无弊不作，仓廒不可问矣。张集馨称粮道官多年可得陋银只有6万余两，但在他任职一年期间，不但还清了17000两借款，还送回家乡江苏仪征1万余两。仅此两项就达3万余两。这就难怪当时官场中人都说：粮道是财神庙主持，文昌阁提调[5]
　　二、清代帮船上代表运丁和运官进行联络的称“首事”，是全帮推举的总代表；“丁头”，是行船时公推的头船运丁，是一帮的负责人；“伍长”，是丁头的助手。还有长于对外联络的“走差”。全帮交兑漕粮，支领钱粮、筹措运费等，以及向各衙门联系交涉等事务，均由伍长出面；向州县索费、各衙门打点，以及雇夫揽货等事务，则由走差办理。帮船之内，丁头权力最大，全帮行止，均听丁头指挥。在未开船之前，丁头与州县吏胥互相勾结，协同向州县增索帮费，从中分肥；开船以后，对于过河过闸过坝等花费及向各漕务衙门支付的各种使费，由丁头向运丁摊派勒索，然后与运官分肥。
　　丁头、伍长对运丁的剥削，主要是克扣运丁的行粮、月粮，贪索各帮船应领的漕项银两。清政府按期向运丁发放修艌船费银两，丁头伍长常常不按时发给。据光绪《漕运全书》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运丁陈永福控告伍长周子钊侵吞公项银两，案由是：空运千总王尚德领到接济银两并未亲自散给，委托伍长周子钊，而周迟迟不发；重运领运官欧阳琯领到修舱银两，也拖延不发。道光二十八年（1848），江南某帮每船应发津贴银400余两，每船只领得100余两，其余被丁头克扣。运船在州县水次仓兑粮以后，未开之前，丁头伍长先向各船派收向各衙门馈赠的使费；或托词补贴办公，令运丁将已收漕粮变卖二三十石交丁头收存。丁头还与运官相勾结，向运丁增索过闸牵挽等费，从中分肥。据《议漕折钞·卷52》记载：漕船起运以后，在淮安以南是无所谓“费用”的。所有费用自淮安入闸开始，过关有费、启板有费，甚至有漕务委员供给之费。所有费用取自于丁头，丁头在虚增数额后责令伍长收取，伍长再增数额后向运丁摊派。这样的摊派在沿途一直进行，直到漕粮交兑[6]。
　　三、沿途催攒官、闸坝吏胥对运丁的贪索。运河沿途各段的文武官员，诸如管河官吏、漕务委员等，他们都以摧攒漕运的名义向运丁索取陋规，如银钱、土宜、礼物之类。漕船拨浅过闸，有漕运总督衙门派遣的文武官员催攒；拨船之多少，吃水之深浅，就由他们决定。运丁为了顺利挽渡不致阻碍，预先向他们花钱疏通；否则，各官设法刁难，花费更多。运道阻滞之处，漕运总督衙门又派官吏分段驻扎督催，这些下派的官吏也向运丁勒索钱物。漕督、粮道派遣查漕官吏，多系安插私人。漕运总督衙门所派漕务委员原为数名，由于主官亲友纷纷攒营谋职，嘉庆十二年（1807）骤增至80余名。催攒官员勒索的陋规，有各种名目。此处查验，彼处再查，运丁如同过网之鱼，层层遭受盘剥。如在江南河口猫儿窝等水浅处，专设漕委监督起拨。漕粮起拨时，运丁须向漕委呈送一笔“浅费”。此后渐成惯例，即使遇到水大无须起拨时，仍要照例呈送浅费。委员驻扎某地，如遇风雨骤至、夜黑难行时，委员故意驱催，直至运丁呈送银两，方准停泊，这笔款项称为“收帮费”。各闸牵挽夫役，均有夫头向各船派收费用，而其中的一部分，也要呈送给漕务委员，这笔银两称为“闸坝费”。漕船航行运河，要交纳“量水费”；航行湖上，要交纳“放水费”等等，其中大部分被各委员侵吞。对于催攒官的贪暴，嘉庆二十二年（1817）监察御史熊墀在向朝廷的奏报中指出，沿河的催攒官员，大多经过贿买请托而来，一经委任，就设立公馆，增添走卒，作威作福，借催攒的名义搜刮财物、勒索规费。稍不遂意，竟然在关闸危险之处、风雨深黑之夜，指责正在休息的粮船运丁“故意逗留”，恣意责打逼迫起航，以致漕船倾覆、运丁溺亡。旗丁畏惧，被迫先送规费。这种人名为“催漕”，实在是漕务中的“蠹虫”[7]。催攒官为满足一己贪欲，竟然草菅人命，漕政败坏已达极点。
　　道光年间（1821—1850），有漕各省巡抚、布政使、粮道以及知府等均设置漕务委员，负责催攒事宜。道光四年（1824），清政府以此类委员私弊太多，为害漕政，一度下令禁革。但到道光十七年（1837）运河沿途漕委、督委、抚委、河委等各种名色死灰复燃，又向运丁勒索规费。
　　管理沿河闸坝的吏胥，原属服役性质，本无多大权力。但由于漕政腐败，贪污成风，闸坝吏胥也借管理闸坝起闭的职务便利向运丁勒索。据道光十六年（1836）工科给事中张琴在奏折中指出，以前漕船牵缆过闸，每只不过给钱几百文。即使清江浦水势湍急的三闸，也不过二三千文。可是近来很多地方的无赖，与漕船走差和管闸吏役串通一气，把持牵缆运务，借机勒索漕船。我听说自潆流闸至山东济宁闸，共20余闸，每只漕船需给制钱四五万文，而清江闸至杨家庄不过三五座闸，每只漕船也需要给七八万文。都是因为这些贪婪之辈相互勾串，藉漕务以敛财分肥[8]。
　　四、淮安漕督衙门的贪索。淮安位于苏北，为漕运总督驻扎重地，长江上下游各省漕船必经此地而进入运河。漕船至此，所运漕粮经检验合格后，才允许通过。漕船抵达淮安，漕运总督即派遣所属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带领兵役书吏上船盘验。为了勒索陋规，常放纵兵役故意刁难。乾隆七年（1742），漕督标营各官向江南船每帮勒索20至24两，浙江船每帮24至30两，江西、湖南、湖北船每帮所银40至50两，白粮船加倍。与后期比较，此时的陋规尚属有限。此后漕船过淮花费逐年增加，到嘉庆十五年（1810）每帮漕船过淮陋规银已增至500余两。到了道光十七年（1837），漕船过淮既要给盘验官吏若干银两，还要给士兵和吏役若干两，称为“兵胥对比费”。上至漕运总督，下至书吏士兵，都能得到多寡不等的陋规银。据道光十二年（1832）御史鲍文淳在奏折中说：运军按照朝廷规定领取的“津贴”，本来能够支付沿途牵挽的费用。但今天导致运军窘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漕船过淮时的盘验。漕运总督衙门所派出的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至士兵、书吏随员等等，都有陋规银两。他们把一年一度的漕粮“盘验”陋规，视为一项重要财源。人数既多，规费数额自然巨大。而所谓“盘验”，大多是盘验官的随员在一帮之中，随意抽取一两船米样。而所取米样则是运丁先行存贮的，因此与州县所呈的米样相符。每次抽验前，先讲好使费，使费既以付给，虽然米质不洁，虽然数量不足，也不再挑剔；若使费不足，则多方留难，务必得到使费才肯罢休。即使总督亲临监验，但不敌众人共同蒙蔽，所以积习始终难改。从实际效果看，盘验只是徒具虚名，而规费却有实害。以上就是导致运军疲困的原因[9]。
　　五、通州仓场衙门总督由户部侍郎兼任，负责仓粮存放和北河运务，下属坐粮厅厅丞由科道简任，负责管理经纪车户、转运漕粮交仓及通济库出纳事宜。通州为各省漕船总汇之地，各省漕船都要聚集通州，然后将漕粮转运北京，仓场衙门和坐粮厅通同舞弊，对粮船运丁进行勒索，因此，通州交卸漕粮积弊最为严重。
　　据《清史稿·卷122·食货志》记载：“漕船到通，向仓场、粮厅、户部云南司等处投文，每船需费十金……至于过坝则有委员陋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需十金；交仓则有仓常例，并收粮衙署官办书吏种种需索，又费十金，此抵通之苦也。”上述所记，只是一般情况下漕船运丁的花费。其实，运丁在通州的花费远不止这些。仓场衙门向漕帮索取有“科房”、“漕房”等规费，至于坐粮厅长官，执掌漕粮验收、转运及交仓大权。漕船未到通州之前，坐粮厅先派吏胥前往杨村一带催攒，向漕船勒索“船价钱”。漕船到通起卸，又索“验米费”。坐粮厅官吏到坝验米，所有门丁、吏胥、轿夫也都向运丁勒索规费。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十四日，御史陆泌在《通坝验收诸弊疏》中，概括仓场衙门和坐粮厅官吏的贪腐行径时指出：自山东、河南第一批漕船到通之日起，到湖广、江西最后一批漕船到通之日止，数月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在舞弊，没有一个人不在贪索中饱。可谓切中要害。道光二十八年（1848）内阁侍读学士董瀛山在奏折中说：在漕粮交兑之前，帮船丁头就与仓场官吏暗地协商使费。漕粮卸船之前，先由舍人查验米色，米色是好是坏，则要看是否有使费。坐粮厅抽验米色，有带彩钱；经纪起米过斛，则有后手钱。各项使费安排停当，才肯收受。使费不足则百般挑剔、任意责难。已经起卸过斛的，也要寻出个由头请示停斛，然后所有漕粮筛扬过风，损折很多，较之陋规银损失更多。反不如付给陋规更好。长此以往，一旦陋规到手，“瑕变为瑜”。即使漕粮米色低潮，经手官吏、经纪也会花言巧语百般遮掩，最常见的，是以“天时阴雨为辞”。有的漕粮明明是因为数量短少而掺和糠秕等物，或掺和糠秕药水而发涨。米质既以损伤，无法长久储藏。而仓场官吏明知实情，仍然借故收储入仓[10]。运丁所交粮米是否合格，全看使费是否给足；漕粮潮湿也能合格，主要是“钱能通神”。
　　坐粮厅所管辖的经纪是一项肥缺，经纪职位需花费重金贿买。经纪地位不高但责权很重，斛量盈缺、米质好恶以至漕粮是否收兑，常为他们所左右。正是因此有这样的权力，他们借以向运丁索取各种使费：漕船抵通停泊，要交“落地钱”；交卸漕粮，要交“兑收钱”；经纪中的头目要额外索取“折帮钱”，等等。每名经纪手下雇佣一批夫役，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朱昌颐在奏折中说：通州的军粮经纪常例为100名，白粮经纪为25名。听说经纪以“盈”子一号为首，每次坐粮厅点充一号经纪时，试图谋求这个职位的要花费一万多两银子。如果不能肆意贪婪，怎么肯花费如此之多呢！“盈”子一号经济以下所雇佣的有一千数百人，类推至125名经纪，一共会有多少人！再加上车户、管仓的花户，所有的人都要向运军贪索，贪索的严重程度就可以推知大概了[11]。125名经纪所使用的夫役至少也有数万人，这些人都把运丁视作渔肉。
　　运粮经纪对于运丁的勒索，历朝都有很多臣僚进行揭发。为此，清政府为防止私弊，规定十年轮换，即经纪任满十年以后，不得连续充任。但经纪与漕务官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十年任满后更换名字，继续充任。据《议漕折钞·卷7》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山东道御史况澄在《奏请查办犯罪蠹役违例仍留办运疏》中称：“据移文内开经纪头役卢敬即卢信，道光元年充当经纪，十年役满，更名复充；又经纪张廷华，嘉庆二十一年充当经济，道光五年役满，是年十一月更名张廷琨复充”[12]。
　　伴随漕政腐败，漕船运丁在通州交卸漕粮所花费的规费数额逐年增加。嘉庆四年（1799），陈大文查明山东帮船经费陋规开列清单上奏朝廷：每帮漕船到通州以后，要付给通州坐粮厅验米费400两，仓场衙门各科房使费800两至1000两。本帮领运官使费银700两，本卫守备年规银420两，生节规16两。上至漕运总督、巡漕御史、粮道等衙门，下至“班头军牢轿马”等都有陋规，银数“自数两至数十两者不一而足”[13]。山东帮船尚无过淮使费，而湖广、江南漕船加上过淮过闸过坝以及催攒费用，支出更大，所遭受的贪索更多。嘉庆十七年（1812），仓场侍郎亲临验米，随带舍人门丁书吏差役等，向全帮勒索使费银240千文；仓场经纪人等向运丁索要花地钱、兑收费、折帮费等共计80两至130两；坐粮厅到船验米，所带吏胥门丁夫役等，向每帮勒索陋规钱120千文[14]。嘉庆至道光数十年间，漕船运丁在通为漕务衙门各项陋规支付的银两，有的增加了几倍，有的增加了几十倍。道光二十六年（1846），山西道监察御史朱昌颐在奏折中作了概括：我听说，以前漕船抵达通州起卸漕粮，每船所花费的不过几两至七八两。近年以来逐渐翻倍，每船要花费数十两至数百两不等。筹措银两成为运军的一大难题。多年来，有的漕船在没有筹到足够银两以前，沿路耽搁，直到银数凑齐，才敢抵通[15]。按道光年间漕船6328只计算，如每船到通花费以100两计，各船就需支付632800两，何况不止100两。
　　对于仓场衙门和坐粮厅的勒索，漕船运丁深以为苦，他们把漕船抵通视为畏途。在抵通以前，先设法筹措应付漕务官吏的使费银两，或借高利贷，或盗卖漕粮，预计所筹款项能够满足各衙门的贪壑，才敢将船开抵通州。对于漕政腐败的危害，清朝统治者虽有察觉到并力图革除，但积弊已深，有如病入膏肓，积重难返。
　　[1]清档，嘉庆十四年内阁谕旨：“近年漕务之弊，各督抚等皆以旗丁苦累需索州县帮费为词，迨究其苦累之由，则惟称旗丁等于提溜打闸以及沿途拨浅等事，路费不敷，势难裁减，而于此外概未论及。今据马履泰奏，则自巡抚藩司粮道总漕仓场等各衙门，以及沿途文武各员书吏经纪人等，内外共十九处，每处需索使费或数百两，或数十两，皆有一定之数，不能短少。旗丁被迫追呼，如同逋欠，其苦累之处莫甚于此”。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03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2]清档，道光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翔凤、李儒奏折：“一、州县收漕半由折色，及兑漕时令积惯包漕家人携带银钱上米铺贱价备低潮米石。恐众丁不肯收兑，遂勾通各帮头伍刁丁暗中议给每石米津贴银四、五钱不等……与头伍刁丁私相授受，秘而不宣，乃刁丁蚕食大半，其散给懦丁者不过十分之二三……一、查各帮领运千总，每需索陋规之外，另有藉言生日或婚嫁等事，演戏设席；领取分金，而头伍刁丁又复以中冒滥开销，格外添派，扣(旗丁)应领水脚银两竟至百余金之多。至空运千总，其费较少，然亦不免苛派，苦累旗丁……一、查漕船行抵内河，提溜打闸，头伍刁丁勾串运弁及漕标员弁各闸夫头虚报人数，冒开夫价，拟定传单，向各船勒取。懦丁明知以少报多，无可如何。向年每大闸夫价不过需钱二三千文，今则用至二十余千之多，丁力焉得不疲。……一、查漕船各帮皆有走差之人，因水次及沿河大小衙门有与漕事相涉者，其家丁书役人等无不向帮船索取使费，而众丁未能认识，不能不依靠走差之人为耳目，而其人竟沿途包揽科敛分肥，大为旗丁之蠹。……一、漕船挽入天津，或于杨村、河西务一带将米寄载拨船……驾撑拨船多系无赖之徒，……乘隙偷窃……则用药水灌涨，复搀以糠土，有贿经纪蒙混交卸，漕米之所以潮杂者大率如此”。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03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3]《议漕折钞·卷2》。转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05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4]《清朝经世文编·卷52》载孙鼎臣《论漕一》：“前后数十年，多寡悬殊如此，而闾阎之征可知矣，而运军固未尝受其利也。辖运军者有各卫各帮之守备千总，有押运之帮官，有总运之同知通判，有督运之粮储道，有漕运之总督，有仓场之总督，有坐粮厅之监督。自开帮以至回空，又有漕督河督及所在之督抚所遣迎提催攒盘验之官。官多而费益广，计扬州卫二三两帮计之，领运千总规费银八百两，空运千总损四分之三，卫守备损三分之一，坐粮厅验米之费二百又八十，仓场经纪之费一千五百有奇，其他不与焉。欲运军之不罢其可得欤！”。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04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5]《道咸宦海见闻录》第79页，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八章：清代北京的漕运》第292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6]《议漕折钞·卷52》，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四日：“即开行以后计之，淮以南无所为费也。费自闸坝始，有添关之费，有启板之费，有漕委供给之费，一切取足于夫头，夫头浮其数以责之伍长，伍长益浮其数以科之散丁，至起驳交兑皆然。”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08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7] 议漕折钞·卷3》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熊墀《奏除漕务之弊疏》：“催攒员弁，借攒运为利薮，其差委半由钻营请托而来。一经得委，即设立公馆，添雇走卒，逞暴作威，需索帮费，邀求土宜。稍不如意，即于关闸危险之处，风雨深黑之夜，粮船休息，指为逗留，恣意责打，逼至深处，船碎人溺，米须重赔。旗丁畏累，先送规费。名为催漕，实乃漕蠹”。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09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8]清档，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张琴奏折：“查帮船行抵闸所，需关缆人夫，向来每船不过给钱数百文，即清江三闸水势较陡，夫役较多，亦不过给钱二三千文。近来多有无赖棍徒把持包揽，而粮头走差又与运弁标员勾通一气，批单向各船勒取。臣闻自江南潆流闸以至山东济宁闸，凡二十余闸，每船需用制钱四五十千文……而自清江闸至杨家庄不过三闸五坝，每船须用制钱七八十千文不等，其费更加数倍，此皆贪婪之辈，彼此串合，藉以分肥”。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0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9]《议漕折钞·卷6》，道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陕西道鲍文淳奏折：“至于帮丁既有津贴，计沿途提溜拨浅等项正用原已可敷。乃今格外需索而犹不免于困者，则由过淮盘验。凡漕运总督衙门标弁委员以及书役长随人等，皆有陋规，莫不以重运经由为一年出息。人数既众，规费日繁。而所谓盘验者，大率该标中军随带弁役按帮抽签一二船，搜取米样呈验。其米样皆帮丁另为存贮，故与州县呈验之米色相符。实则未经抽验。先讲使费，使费既给，虽有不甚纯洁之米、米数不足之船，并无挑剔，否则多方留难，必使出费而后已。即漕运总督亲临签验，无如众人通同蒙蔽，积习终难破除。是盘验徒属虚名，而规费则为实害，……此帮丁因漕属陋规而日致疲困之实情也”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2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0] 清档，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董瀛山奏折：“每帮丁头与仓场之官人暗地讲论使费，先令舍人查验米色之高下，实因规费之有无。用签抽足，粮厅则有带彩钱。及至经纪打载斛米则有后手钱。各项安置妥当，方肯验收。若不满意，即百般挑驳，任意刁难，禀请停斛，风筛狼戻既多，亏折愈甚，通盘合算，赔补之数较诸陋规之数而更浮，反不如暗给使费之为愈也。乃至陋规到手，则瑕变为瑜。即本管官斥其米色低潮，经济必巧言花语，多方掩饰，辄以天时阴雨为辞。……明系因短欠而掺和，因掺和而发涨。米质损伤，何堪久贮仓廒，仓场明知其欺，而以为数过多，未便概行驳回遂勉强验收”。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4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1] 清档，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九日山西道监察御史朱昌颐奏折：“查军粮经纪例定一百名，白粮经纪例定二十五名，……风闻经纪以盈字一号为首，每次坐粮厅点充盈字一号之役所费巨万，若非能肆意贪婪何以肯花费如此之多。且盈字一之经纪名下所用数千百人；推之一百二十五名，所用闲役不知凡几，而过坝之车户，入仓之花户，俱可概见矣”。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4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2]《议漕折钞·卷7》。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4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3]《清朝经世文编·卷52》：孙鼎臣《论漕》：“通州坐粮厅验米费银四百两，仓场衙门科房漕场等费，自八百两至二千两不等。又本帮领运千总使费银七百两，及本卫守备年规四百十二两，生节规十六两，其总漕巡漕及粮道各衙门皆有陋规，下至班头军牢轿马，自数两至数十两者不一而足。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4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4]《议漕折钞·卷3》，嘉庆十七年八月十八日监察御史陆泌奏疏。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4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5] 清档，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九日，山西道监察御史朱昌颐奏折：“臣闻向年抵通漕米，每船不过交费数两或七八两。近则逐渐加倍，每船数十两或数百两不等。节年以来，船虽开行，如运员旗丁银未措齐，必将船沿路耽延，须俟银到方敢抵通”。转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4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