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年代的通州街市，相比其他地区要繁华得多，相关文章中多有言及。但毕竟年代久远，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所以，有关言论多是语焉不详，概而论之。在笔者所见诸种资料中，记述比较贴切的要算是清乾隆年间的《潞河督运图?尾跋》。跋文原作者是冯应榴，乾隆四十一年（1776），冯应榴以吏部考功郎中、军机行走奉使通州坐粮厅，两年以后届满回部。在任期间，有感于通州漕运盛况，构思了“图卷”的基本内容，还撰写了《自书潞河督运图后》跋文，并请江萱绘制此图。1955年，曾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内务部总长朱启钤老先生已八十多岁，在对《图卷》进行深入研究后，对其内容进行了梳理，形成新的跋文。该文为文言文，所反映的是乾隆中期通州的情景，笔者所翻译的白话文通过了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王永谦审定。《尾跋》中通州街市部分的内容是这样的：“自《图卷》出现剥载以后，街市逐渐繁盛。售卖百货的有酒、有烟、有面粉、有杂粮，沿街叫卖的小贩售卖的有鲜鱼、有果品、有蔬菜、有筐篮、有杯盘等，至桥畔，骑马、乘轿以及行人熙熙攘攘，街市越加繁盛，卖食品、绸布、酒浆、药剂的店铺林立，已为闹市。《图卷》有庙宇和城垣一角，是为通州城。隔河有衙署，大门前建有双旗杆，左右鼓吹、炮手亭，仪门以内堂屋五重，是仓场侍郎的官廨呢，或是坐粮厅的治所呢，不能确定。河南岸有悬挂布料像旌旗悬垂的地方，是染布的作坊。街市上树立枪械并陈列百药的，是以武艺招揽众人而卖药的。在店铺内倚几而坐，店内陈列权衡的，是银钱交易的场所。包木棉而翘至屋檐作为幌子的，是售卖棉花的店铺。《图卷》之内还有百工食力的各色人等，推独轮车而徐进者是卖水的，在街市上设摊陈列笔砚龟策的是卖卜算挂的，拄竹杖手敲小钲者是盲人，陈列洗脸盆而以唤头招揽生意的是剃头匠，手弹琵琶，六人列坐饮茶而听者是说书的。《图卷》中的人物八百多人，有的相顾盼、有的相牵引、有的搭肩挽臂、有远望的、有肃立的、有闭目小憩的、有嬉笑的、有面色红润的、有面带短须的，有幼童、有老年，有长须垂胸的、有面色白皙的、有眼力不济的、有腿疾难行的、有身负重物的、有体态丰腴的、有骨瘦如柴的，画工运笔细如蝇足，而人物神态毕具。譬如船工撑舟、纤夫牵缆，足蹬臂曳奋力之状；譬如驴骡行将过桥，鞭笞而不前；譬如吏役飞骑而过，控送自若等等，均惟妙惟肖。”然而，《图卷》所呈现的是艺术化的生活，是散见于各个角落的生活状态的凝聚，所以并不是真实的生活状态。比如，文中的“隔河有衙署，大门前建有双旗杆，左右鼓吹、炮手亭，仪门以内堂屋五重”的，应是坐粮厅衙门，它的位置原本在在今新仓路中段西侧，今官园小学校址。《图卷》绘制者为了将有关内容在一幅图画中集中表现，将它移至运河左岸，而通州左岸是行洪区，洪水泛滥时即成泽国，不能修建大型建筑。所以，《图卷》的内容并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那么，还有更加真切的记述吗，有的！在明清两代，朝鲜国使臣千里迢迢来北京朝觐途经通州，历年所历所观所记，留下了很多直观的、宝贵的文字资料。这些文字资料的总汇名为《燕行录》。首先简要介绍一下《燕行录》，它是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期间所写日记、状启和沿途见闻、诗作的总称。书名中的“燕”即燕山、燕京，也就是北京。明清两代，朝鲜国每年有两三批次使团出使中国，而每一次朝觐活动，使团中都有人对行程过程进行详尽记录。2001年汉城东国大学林基中将这些行程笔记编辑整理，以《燕行录》为总称出版发行,共一百卷。笔者从《燕行录》中摘取若干，从中能够领略明清两代，通州街市的一些景况。
《燕行录》对明代通州街市也有记述：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朝鲜国弘文馆副应教、司谏院司谏崔溥，奉命出巡济州等海岛，次年正月初三日回原籍奔丧。不料出海后，一连多日遭遇大风潮，一行43人所乘海船多次遇险，行李、什物尽抛海中，险遭沉溺。十余天后竟被风潮裹胁至中国宁波附近沿海。在当地官府的帮助下，一行人等沿京杭大运河途经通州到达北京，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后，辗转回国。崔溥将这次充满艰辛的经历写成了《漂海录》[1]，其中就有关通州的记载：
“三月二十七日晴，大风，平明至和合驿。又过漷县，县治在河之东岸，马头巡检司、崔氏园亭在其中。至此，沙堆高大如丘陵然。又过火烧屯、公鸡店、李二寺、长店儿、大通关、浑河口、土桥巡检司至张家湾，即诸路贡赋朝贡商贾之船所集处也。
二十八日，至北京玉河馆。是日晴。舍舟乘驴过（通州）东岳庙、东关铺至潞河水马驿，一名通津驿，中门大书"寰宇通衢"。驿西有递运所，西北有通州旧城。通潞亭在城之东南。（通州城）东抱白河。白河，一名白遂河，或谓之东潞河。臣等步入城之东门，过旌表田拱、尚义门、大运中仓门、进士门，出旧城西门又过新城第一铺、大运西仓门、玄虚观，又出新城西门。（新）城与旧城相接。通州即秦之上谷郡[2]也，今辖于顺天府。州治之南有通州卫、左卫、右卫、定边卫、神武中卫。臣等于新城西门外乘驴过永济寺、广惠寺至崇文桥。桥在北京城门之外。杨旺与李宽、唐敬、夏斌、杜玉等引臣等步入皇城东南崇文门，行至会同馆。京师乃四夷所朝贡之地，会同本馆之外又建别馆，谓之会同馆。臣等所寓之馆在玉河之南，故亦号为玉河馆。”
封建时代的漕运，对于京城来说就是经济命脉。通州作为漕运枢纽、仓储重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为保卫通州的绝对安全，明代在通州设立了通州卫、通州左卫、通州右卫、神武中卫、定边卫五个卫所。（“卫所”是明代军事单位，一个卫所管辖5600人。）明代一般在几个州设置一个卫所，很像是现在的地方军分区或卫戍司令部。明代在通州设立五个卫所，反映了通州地位的重要和朝廷对于通州安全的重视。
这则文字形成的时间，是在明朝前期，此时漕运终点码头还没有北移至通州城。文中所记一些景物，象“旌表田拱、尚义门、进士门”、“永济寺、广惠寺”、“新城第一铺”等，通州旧志未见记载，文中所说的“门”，是指牌楼。在另一则记述中，有的朝鲜使臣还把中国的牌楼称作“摆楼”。从上文中看到：当时的漕运终点还在张家湾，所以，通州城内除了一些临街建筑，并没有与漕运有关的设施，也没有类似于“商贸发达、街市繁华”的记载。
在嘉靖十六年（1537），也就是御史吴仲，将通惠河改由通州城北入运河，漕运终点因而北移至通州城的十年之后，桧山先生[3]随朝鲜国使团出使中国。此时的通州因属漕运终点码头而出现很大变化。时值通州以东地区洪水泛滥，自丰润以西，皆成泽国，使臣们自丰润县乘船西行，历尽艰辛抵达通州。他们亲历了当时洪水肆虐的惨状，使团中的书状官如实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七月二十一日丁卯，晴。朝行，过白浮屠铺、泥窝铺、夏店、马巫岱（垡）铺、雁（燕）郊等铺，观音寺、赵（召）里铺，至通州之白河。一名白遂河、东潞河。南望四十里间，舳舻云屯，填塞海口，樯竿之立，纷若葱田。西南各路贡赋，商贾之船，莫不由此河以达京师，为上下公私之费。通州据上下，当要冲之地，故物货殷富，为北方之甲也。人云河之南二十里有张家湾，又百里许有河西务。户部主事开分司，扼其项，稽查行船之来往，若山海关之镇东馆然也。日暮渡河，抵州之东门外之潞河驿。馆宇颓圮不修，令通事往图舍。己立马街上，闾阎市肆之缠扑城外者，亦可当大都邑。仍投宿廛肆中人家。
二十二日戊晨，晴。留通州。是日，圣节使通事金白、监官郑蕃等来谒，言：八月十四日乘船，自三河县草桥河流下（至天津），今始来泊云。
二十三日已巳，晴。早，遣洪谦、李宝等先往朝阳门，呈报单于宫官之司察者。日晚，起行入由旧城东门，过监察御史杨 [4]摆（牌）楼[5]，太仆寺丞张浩诏摆（牌）楼，大运中仓，新城东门，大运西仓。出新城西门，行五里许至永济（通）桥。”
因洪水泛滥，使团中的一部分或乘船或跋涉抵达通州，而正使与另一部分人则由三河县草河乘船顺流而下，到天津后再沿白河溯流抵达通州。此时的通州因是运河北端，漕运终点，出现了“南望四十里间，舳舻云屯，填塞海口，樯竿之立，纷若葱田”的景象，“万舟骈集”的盛况，初步呈现。关于通州街市，相比十余年前已发生很大变化。漕运码头北移之通州城下，运河上每年大量的商流、客流、漕粮及皇家物资聚集通州，大量的资金流、货物流、行旅流注入通州，使城内外街市出现了他地少有的繁华，“当要冲之地，故物货殷富，为北方之甲”。西仓、中仓已经建立，从而确立了通州仓储中心的地位。
又过几年，到了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东北地区女真族渐起，并逐渐对明王朝构成威胁，但朝鲜朝野对明朝的前景仍然充满信心，使臣们途经辽东地区，他们对于女真族崛起这一事实的态度是蔑视的，在吟咏通州的诗作中就有“胡羯孤恩敢弄兵”句：
“通 州
神州从古襟喉地，繁庶如今孰与加。
辽蓟关防朝拱壮，荆吴舵舳转输多。
朱楼隔箔看妆面，青旆当垆认酒家。
穿市归来烟景媚，最难忘处是官河。
“官河”即潞河，是夕，宿河上人家。
晚出通州城
叠阁层檐拥道周，香生饼酒簇行驺。
鼓槌千点修秦晋，场咽三弦聚回头。
车躙街尘能作雾，水通城闸可方舟。
暗游却笑千金子，不惜垆间醉典裘。
婚假纳彩用绵羊，朱抹脊毛前导，纵击画鼓十余面。酒店前表子群集，弹三弦做场。”
以上所引见《燕行录》卷三：《朝天录》第51页。诗中已出现了“繁庶如今孰与加”;“暗游却笑千金子，不惜垆间醉典裘”句，表明随着商贸经济的繁盛，修造船、酒楼、货栈等服务行业也兴盛起来，随之博彩、娼妓等腐朽行业开始出现。通州街市在商贸发达的同时，青楼瓦肆、纸醉金迷的现象已不鲜见，在其他使臣关于通州的笔记中，“越女”、“表子”一类的字眼也有很多记载，这在封建社会的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是必然会出现的，因而，也属那个时代的常见社会现象。所引述最后一段，记述的是那个时代“纳彩礼”的习俗，使“用绵羊，朱抹脊毛前导，纵击画鼓十余面”，相比我们所熟知的民俗，令人十分诧异。俗话说“不是我不明白，这社会变化快”。四百多年前的风俗与今天相比，不啻天壤。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明朝国力依然比较强盛，反映在通州，漕运运转正常，城内外街市繁盛程度如旧。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朝鲜国梅窗先生随冬至使出使中国，一行共36人。梅窗先生即书状官金时让，他把往来通州时的见闻写入了《燕行录?卷九?梅窗先生朝天录》[6]：“十月十七日戊子，（午）饭后过雁（燕）郊铺，市闾之繁尤最焉。舟渡潞河，舸舰迷津，牙樯如束，南方苏杭闽浙瓯越吴广之贡赋，商贾诸船千万艘，弥满于水路，中国物力货贝之盛，因此可推也。渡河，又乘轿，寻入通州城下宿处之际，人马骈阗，车毂磨戛，满车都是南方玉粒稻米云。抵戴家店，同入一家，各方而宿焉。未至潞河七八里之间，望见云霭之中，若有巨竹千万，挺立于洲渚烟树之间。问译官，则乃万艘之樯也。
二十日辛卯，晴而温。余、两使留馆所不动，书状与管押使往见。城中富庶繁丽，一路无比，甲第旌门，不可胜记。有马家园池，花草难以一笔形容。其中，娇柔老松盘作亭屋，屋之门、篱、四壁、窗、槛及上盖，皆以松盘为之。又于其屋门、庭前，以松盘作左右两狮子，其蹲形如生，众枝交柯，为狮子之首、之身、之鬣、之足、之脚、之毛，末梢盘作尾，如真狮子。不觉其假，奇妙无双。又一女奴来摇一悬柜，数□[7]而止。女奴却，立即有猿为千奇万状。女奴复摇一转，诸巧即敛无迹。盖设奇作弄也，妙不可尽述云。
二十三日甲午，晴而温。是日发行，向玉河馆。是朝，上通事催马甚迟，至巳时启行。渡大通桥[8]，由城东门入。通州城内市廛人物之盛，甲于一路。由西门[9]而出，城之外又有外城。其周匝之广，市阎之盛，无异内城。路左有大仓，袤延几十里，穹窿连云，缭以高垣，大书其门曰：经理全漕。盖东南财富漕运自潞河而来，藏积于此，以需国用。如我国之龙山仓。皇家积蓄之厚可想矣。渡八里桥，桥之左右设狮子石栏，其雕刻壮巧，一路无此。玉河水由此桥下，桥之北头及路旁远近，祠庙之宏敞，寺刹之壮丽，百倍于一路。”
农历十月的北京地区，河水冰封，天寒地冻。朝鲜使臣们进入东门，看到了自土坝陆运漕粮的车辆。从十月十七日起，在通州盘桓五日，但由于天气寒冷，使臣们没有对通州街市作进一步的观察，只是浏览了马家花园修剪得很像雄狮的几株松树。但通州街市的繁盛，还是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见到通州“潞河，舸舰迷津，牙樯如束，南方苏杭闽浙瓯越吴广之贡赋，商贾诸船千万艘，弥满于水路，中国物力货贝之盛，因此可推也。”由此推想中国国力强盛无比，是朝鲜国的坚强依靠。使臣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悟，源于中朝军队反击日本侵略的露梁海战的胜利：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三日，日本国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明廷决定发兵援朝抗日。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如松率领明军入朝参战。翌年初，连克平壤、开城。四月二十日，收复汉城。日军退据南部诸道并提出议和，不久，实现了停战。万历二十五年正月(1597)，日军再次侵略朝鲜，明廷再次派兵参战。中国在朝鲜战场投入的总兵力达4.5万人，其中水师1.3万人，战船500余艘。战船的种类繁多，有福船、楼船、栢槽、沙船、苍船、铜绞艄、海舫、八喇虎等。战船的武器精良，除弓、弩、刀枪、矛等冷兵器外，还有大量火器，如佛郎机、虎蹲炮等。据史料记载，明军火炮的射程最远可达3000米，而日军的只有100-200米。在露梁海域，中朝军队给予日军以毁灭性打击，获得大胜。次年八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命从朝鲜撤军。这次战役给侵朝日军以重大打击，对战后朝鲜200年和平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此，朝鲜国对于明朝廷感戴不已。
进入清朝，到了康熙年间，先后平定三藩和格尔丹反叛，国内形势已经稳定，社会生活步入正轨，经济较明朝有了较大发展。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鲜国以右议政金昌集为谢恩兼三节年贡正使，率使团出使中国。出行前，正使金昌集大病初愈，其侄儿金昌业陪同。金昌业文笔健硕，记述了在通州的见闻[10]：
“十二月二十七日丙子，大风，晴，寒。白河源出塞外，经密云南至牛栏山，与潮河合流，过通州至直沽入海。一名白遂河。河抱城而流，城外人家皆临水，望之如画。自河岸至东门一里，而城内外街路皆铺石。市肆连亘，车马骈阗，大略如沈阳，而环丽倍之。路旁一家檐间坐一鹦鹉，遂下马见之。其大如莺，尾长，嘴知背缘，胸黑，脚与嘴皆黑，其足两趾向前，两趾向后。主胡[11]教以语，曰“客来”及“拿茶来”两句，颇分明。每语时，必腾跃，以嘴数数咬架，然后发语，甚为努力之状。其架以铁为之，如镫子状，左右柱附小器，一盛水，一盛绿豆。盖鹦鹉性嗜绿豆，故也。两器之间左右饮喙，其态甚躁。又以小笼畜野鸟者，往往有之。又有一人在街上手持书卷，坐椅读之，众环听，所读似是小说。又于路旁设榻，展红纸书字者相望，皆为人受价而书春帖也，书法不俗。入城内，左有画器铺，遂下马见之。三间大屋，各样器皿充栋盈架，形色种种，奇异不可名状。其中有一大器，径数尺，高亦如之，厚寸许，外面所施彩画，极其精丽。问其价，一双讨四十金。申之淳、遇阳两人随来，见是器，皆艳叹不已。香炉二只，制雅而价廉，遂买之。画器铺比屋者凡六七家，而纱画屏，极其绮丽。有街上持杂物旗旄者，相属于途。凡椅、桌、帏帐、器皿等东西，或担或挈，其数无虑数十对。俄，有一少年，乘彩轿，其后一老妇人乘轿随之。问市人，以为新婚者往妇家，而老妇人即媒婆云。至察院，在城东北隅，而馆宇敞豁。三行同入，次，通官文二先入。送鹦鹉其状如街上所见者，而不能语，盖是雏之，新长者未能学语云。胡人持书画、杂物来卖者颇多，其中紫檀笔筒及紫檀香盒最佳，而其价亦多。香盒其制，方如小柜，中分两格，藏烧香诸具。上有耳，可提。所谓种紫檀，非我国之紫檀，乃白檀之紫者，出于南方而尤贵于白檀。伯氏入正堂东炕，余宿西边月廊而窗无纸，以纸袋遮之。夜中大风作，甚寒经夜。”
回程路过，对通州的情形及通州街市作了进一步的记述：“遂过八里桥，入通州外西门。路右仓屋连亘，数百步有门封署[12]。时来过此，而未能睹也。南方漕米尽到此，一半入北京，一半储此也。入城一里许折而北百余步，渡一石桥，桥下水声甚壮。驻马见之，水自西城入，向东城而出。至桥下，澎湃喷射，桥底似是设闸处也。桥上下百余步，各有木桥，人行其上，渠两岸各甃石，岸上重楼叠屋，左右相映，亦一胜观。过桥百余步，为十字楼；又百余步，当街有三层楼，曰“司空分署街”。至其下，伯氏与副使、书状亦从察院出来。盖欲登此也。门闭，守者与一扇，始得上。四面设窗槛，飘渺如在半空。城中闾井街巷，及城外数十里外林树、川渠、道路悉在眼底，亦快观也。楼最上层供一小鬼，右手执笔，左手擎斗，乃魁星也。城中北边有砖塔十三级，其高十余丈，下有大寺，欲见而馁甚，不能往。余先下，坐一钱铺，见纱屏画猫，笔法极妙。试令元建问卖否，以不卖对之。又闻此处有彩花市可观，而亦因困乏未果。寻入馆，日仅晡[13]。持书画入来者颇多。前日紫檀笔筒及香盒又来，其外种种器玩亦多，而无佳者。有一墨画，山簇水簇，笔法颇佳，劝书状买之。宿西边廊屋，即来时所宿处也。译辈落后者，未暮皆至。来时，西门路旁见一小铺，颇列器玩，其中有一鸟尾，长约四五尺，文（纹）如雉尾，其点纯赤，不知其鸟何状，而出于何处也。去冬元建以厨房[14]价买一笔筒，仍寄其铺，至是推来，昌晔为买雄黄，元建许之。路旁有耕者，或用驴，或用三人挽之。牛固不贵，而乃如是，未可知。使奴辈见其所种，即小麦也。是日行四十里。入城时，马夫一人以日热，脱上半截衣服，赤身而行，见者莫不指笑。此处人似以行路脱衣为骇举也。”
概览全文，通州街市所呈现的是一派兴旺祥和景象。街上车马行人稠密，可谓“连衽成云，挥汗成雨”，店铺装饰华丽超过沈阳。街旁有读小说的，卖对联的，有的店主生活闲适，正调教鹦鹉。全城生意人很多，一些小贩见到朝鲜使臣，相与追随，兜揽生意。朝鲜使臣都是读书人，颇重文气，偏爱文玩之类，所记此类颇多。此时通州的商业已很发达，分为几个专业市场，如鱼市、瓷器市、粮食市、木器市、绸布市、花鸟市等。时值寒冬，市人穿戴体面，街上行人对于“脱上半截衣服，赤身而行，见者莫不指笑”，可见袒胸露乳为时俗所不容。文中直观地记述了通流闸和司空分署街口的魁星楼，两座建筑所留下的文字不多，特别是魁星楼，到通州解放初期，仅存底层。
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朝鲜国冬至兼圣节进贺正使李宜显[15]，率使团出使中国。时值冬季，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夏秋季节的漕运早已停止，大量漕船已经南归。而作为物资集散地，夏秋季节南北货物聚集于此，此时通州正是贸易红火时节。使臣们来到通州，见到了各商铺货栈买卖兴旺的景象：“通州江，一名潞河，俗又呼为外河。源远流驶，率多沙溜。每夏秋暴雨，最易冲决。少遇天旱，舟便浅涩，故设浅五十余处。即天下通漕之处也。通州之称，亦以是云。岸上闾阎皆临水而居，望之如画。往往以白灰涂屋上。河水冰合，百余艘舸舰，泊在上下，亦有江南商舶之留着者。若比我国三江之船泊，则不啻倍之。而曾闻通州船樯，有如万木之森立，为天下壮观云。今来见之，不尽如此。
由东城而入。街路之上，往来行人及商胡之驱车乘马者，填街溢巷，肩摩毂击。市肆丰侈，杂货云委，处处旗榜，左右罗列，如绒裘、皮靺、红帽、字画、瓷器，米谷，羊、猪，姜、葫、葱、白菜、胡萝卜之属，或聚置廛上，或积在路边，车运担负，不可尽数。至如壕堑之深广，城壁之坚致，楼榭台观之壮丽，署宇仓场之宏大，非如沈阳之比，真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封建时代的通州，不但要承担漕运枢纽的重任，同时还是南北物资的集散地。商业、服务业十分的发达。漕运枢纽、仓储中心、南北物资集散地并非浪得虚名。使臣所见，只是冰山一角。
清乾隆年间，封建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四十五年（1780）五月，朝鲜国以锦城卫朴趾源为进贺兼谢恩正使，率使团出使中国。使团此行经通州入京，由北京至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然后，经沈阳回国。朴趾源汉学功底深厚，文笔潇洒，将沿途见闻辑录成书，名《热河日记》。其中“舟楫之盛可抵长城之雄”和“不见潞河舟楫之盛，则不识帝都之壮也”，概括了漕运年代通州的繁盛景象和无可比拟的历史性作用，为多个作品所引用。文中的“二层高楼”，即通州城中的钟鼓楼。节录记述通州的部分内容：
“八月初一日，朝晴，极热，午后乍雨乍止。夜，大雷雨。晓发燕郊堡。与卞、郑诸人先行。行未数里，已平明。忽闻震雷轰天，潞河舟中万炮声云，朝露澹荡，遥看樯头簇立如荼，柳树多挂浮槎草根。一旬前，京师大雨，潞河涨溢，坏民庐舍万户，人畜漂溺不计其数。今于马上以烟竹伸臂仰揣，柳上水痕距平地，可为数丈。至河边，河广且清，舟楫之盛可抵长城之雄，巨舶万艘皆画龙。湖北转运使昨日领到湖北粟三百万斛。试登一舟，略玩其制度。船皆长十余丈，以铁钉装造。船上铺板，建层屋，谷物直泻于舱艎中。屋皆饰以雕栏画栋，纹窗绣户，制如陆宅。下库上楼，牌额联柱，帏帟[16]书画，渺若仙居。屋上建双樯，帆则以细藤箪联幅。浑船以铅粉和油厚涂，上加黄漆，所以点水不渗，上雨亦无所忧也。船旗大书“浙江”“山东”等号，沿河百里之间，密若竹林。南通直沽海，自天津卫会于张家湾，天下船运之物，皆凑于通州。不见潞河舟楫之盛，则不识帝都之壮也。”
“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匾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层高楼，题曰“声闻九天”。城外有三座仓廒，制如城郭，上覆瓦屋，屋上建疏窗小阁，以泄积气，墙壁间垂穿旁穴，以疏湿气。”这就是朝鲜使臣眼中的通州街市，人马极多，“车马塞路不可行”，“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通州的繁盛已超过了沈阳和山海关，这就是封建鼎盛时期的通州景象。此外，朴趾源在马上所见柳树上的洪水痕迹，“柳上水痕距平地，可为数丈”，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水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清代道光年间，康乾盛世余韵尚存，运河漕运依旧，通州街市繁华依旧。道光八年（1828 ）四月，朝鲜国以南延君球为进贡正使，率使团出使中国。时值盛夏，烈日如火，而通州正值漕粮到坝高潮。漕船、货船、客船拥挤河面，使臣们见到的通州白河，“水绕通州东城南北，而望大小舟楫，凡不知几万艘。横亘数十里，樯立如麻，布帆绣幡，雄雄塞江”[17]：“六月初八日丙子，朝阴午雨，大注，旋止。行四十五里出燕郊堡，城外中火。舟渡小白河，又渡白河，通州江也。水绕通州东城南北，而望大小舟楫，凡不知几万艘。横亘数十里，樯立如麻，布帆绣幡，雄雄塞江。雇船而下，历览数船。船有绝大者，有奇妙者，不可殚状。凡陆行渡江，凡二十里入通运门，是通州东门也。至西门内止宿。城内稠密富丽，又蓰[18]于沈阳。盖入栅以后所经城邑，见必自失。民物室屋之胜，货产车马之繁，迎接不暇。马上周视岸右，费目生眩之骇若狂人。一自凤城以西，都会繁华之地，必阖眼端形而过，都在默会而已。尽见村野愚氓。入都过京，必左右谛顾，多有丧魄者然。甚至牵牛马者，手持空辔，忘其失畜者。今日当之，无或怪矣。自通州行石路，凡燕京四面五十（里）之内，皆铺石路云。”
通州城面积本不很大，众多外来人口拥挤进来，城内外各业人气旺盛，生意兴隆，一派兴旺景象。从朝鲜至北京凡三千余里，使臣所过村镇众多。对于通州的繁华，使臣们惊诧之余，觉得其他村镇只不过是“村野愚氓”。
道光九年（1829）十一月，朝鲜国进贺兼谢恩正使李光文[19]，率使团出使中国。使团中的写字官记述了途经通州时的见闻：“十二月二十三日晴。至燕郊堡午饭，即发，过邓家庄，渡白河船桥，即潞河也。桥制，方舟亘岸，上铺木板，板上覆以糖黍之杆，车过而无声。在车者，莫省其渡桥也。至通州城北门外。燕京地最高，去通州四十里，地高五丈。河中置十闸，始可行舟。去上都一千里地，高四十丈。按元郭守敬议开通惠河，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进都城，绕至通州，置闸以宣节，之后渐淤废。嘉靖间，御史吴仲议修筑，立五闸，闸置剥船六十。每米一石，减陆挽费银四分五厘，岁省漕价十万余两云。
沿运河而南几五六里，河中船舶云集。最南有苏州进贡船，船虽不大，比我国税船洽为数倍。上设船屋，有房有厨，有楼有库，制极奇巧，彩亦鲜丽，衣、粮、家伙无不存焉。四围作交疏，涂以青纱，张之则四望，阖之则如房室。都是纹木造成，宛如山亭水榭。古所谓“浮家泛宅”者，真此也。吴太史瑗诗曰：
都会燕京第一州，万家城郭枕河流。
中原漕转空赍盗，甸服衣冠总剃头。
蔽日帆樯迷翠渚，笼烟杨柳拂红楼。
感化未改皇朝旧，慷慨谁知远客忧。
亦可谓道得实境也。遂骑马由东门入城。从者由扇子店中买进一把扇，即所谓‘折叠扇’，古名‘聚头扇’，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之目。元时，高丽始以充贡，明永乐间稍效为之，今则流寝广，团扇废矣。此时，日已昏黄，路旁市肆栉比，金碧照耀，比沈阳不知几倍。而各铺各店，张灯点蜡，一铺所燃大约为数三十。都是羊角灯，上下四旁，通明如昼。无微不烛，夜亦交易。肩摩毂击，而绝无喧哗，俗谓‘通州夜市’者也。未知成都、广陵比此如何。而此是两京通货水陆都会，故人殷物富，自尔如此。
止宿城内店舍。夜，与从者数三人便服出门，登所谓茶楼，店主泼茶以待，其味香冽比他尤倍。楼左右积储茶属，凡天下奇茗异芽，无不存焉。可谓充栋汗牛矣。楼上即店主所居，文房四具，精洁清雅，座旁有《文文山集》，余抽阅数板而归。按：宋宝祐四年登科，录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榜，忠杰萃于一榜，洵为千古美谈。而文山之弟，壁号文溪，仕于元，亦异哉。楼下即茶铺，买茶者夜亦填门。茶保数十人，一边秤茶，一边纸裹，一边绳封，未有暂暇。夜深始歇，收钱于地，贯之以索，积堆如阜。凡夜市之诸肆交易，莫不类此。知州龙载湉，四川宜宾人。分巡通州运河道周寿龄，山东登莱县人。是夜，纸炮发于四邻，达宵聒聒，无以着睡。盖以岁除不远，故家家绂禳。其制，包纸数十重，环束其两端，长为数寸，围如一指之大，包火药于纸头，引火远掷，则火射而声发，震动山谷。是日，在路有诗曰：
凌晨膏秣候明行，入栅居然一月程。
到处门庭皆正正，历来川路尽平平。
村雄关庙争祈福，里列墩台各记名。
闻说归期元有定，东天五见玉轮盈。
译者言：燕行无论迟速，必五见月而后方归家云。”
使臣们经过通州的浮桥，见到了运河上的各类船只，领略了通州夜市的喧嚣与红火。通常人们以为冬季的运河上会空空如也，但使臣们看到的是“沿运河而南几五六里，河中船舶云集”，这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时值腊月二十三小年，家家祭灶，燃放鞭炮，“火射而声发，震动山谷”。反映出当时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情景。文中所说的“折扇”，使臣们认为“元时，高丽始以充贡，明永乐间稍效为之，今则流寝广，团扇废矣。”使臣们认为，元朝时折扇自朝鲜进贡，明朝开始仿制，而后才在中国广为流传，而中国原有的团扇没有人使用了。其实不然，早在晋朝(266-42)折扇已在中国广泛使用，而团扇多为仕女所钟爱，并没有因折扇出现而失传。
道光三十年（1850）十一月，朝鲜国冬至兼谢恩正使权大肯[20]，率使团途经通州。对于通州街市的繁华，使臣们感到十分震撼，“市铺鳞比，牌额辉映，镂金施彩，眩人眼目，东眄西顾，应接不暇”。朝鲜国没有骆驼这种动物，在通州见到远来的骆驼队，使臣们感觉很是新鲜，对骆驼的记载也很细致，并且完整地记述了使臣们在通州饭馆就餐的情景：“十二月二十二日乙巳，云，阴。观光（运河船只）毕，由（通州）东门入城，左右路旁各有三四十间虚棚，此则税谷下陆积置所云。约行一里许，又有二层门楼，而左右铺棚稠叠栉比。陆上有十余驮载物畜牲，毛色似黄牛而稍长，极丽，其面似羊而无角，其颌甚尖，其目亦似羊而稍细，其颈生得“乙”字形，长如野鹤；其胡垂如老牛，背有两堆冗肉起峰，作天生鞍远来的骆驼队
具；尾似牛而甚短，其足亦似牛，连毛多肉，而无爪甲；其高为数丈，其卜为数驮。前步似鹤，后步如牛。其驮卜之法，以大绳绑住背峰，仍以作驮。此或非蒙古地方所产橐驼耶！问于车夫，果然是橐驼。又看其牵法，以一条细皮绳穿鼻尖，一字驱去。其步法甚缓，似不能致远，脚高步阔，慢慢就路，不后于马牛紧紧。余问：此兽如此高大，甚么驮卜！车夫答道：这畜曲解人意，欲驮则自蹲，欲输则亦然。不，则无奈何云。蒙古人最善驭，且好吃其肉，取酪而食。所谓骆浆，是已昔丽朝元人送橐驼，使之取种。丽人以谓胡人所畜，初不喂养，系城外石桥上，饿而死。松京所谓橐驼桥，即其地也。
又行一里许，有一座石栏桥，左右以红木栅环置，桥头有三檐十字门。直入其门，市铺鳞比，牌额辉映，镂金施彩，眩人眼目，东眄西顾，应接不暇。比诸沈阳，不啻几倍。此所谓南边物产都会处也。又行数里，转曲西行，舍于路右客店。日力尚高，与一行诸人缓步街市。相与指东问西，啧啧称道。未到北京，先见此地繁华，北京排布，不见可想。诸人相携，寻至一处饮食铺，铺舍穹崇广大，有百余副（桌椅）。座头各有床桌，铛锅釜鼎，四面布列，饼面菜果，鱼肉酒醴，色色俱全。店小二拣几副座头请诸人定坐，告道：诸位要吃甚么！诸人道：不问甚么，有的便件件拿来。那小二先以六盅茶，四碟菜布诸桌上，再打四角酒，浸温水安诸床头。鸡卵菜、周菜、麻菇菜及月饼、温面等，次第来进。较诸沿路所吃，件件干净，颇堪落肚。各饱吃一顿，算还价钱。此日所费，为唐钱十三两零云。以我钱计之，为三两零也。”
使臣进入东门，见到了仓场总署修建的土坝号房。《通县志?漕运?号房》载：“漕粮行运之中风雨骤至，设号房堆垛以避损失。土坝号房：明万历年间51间，至清光绪五年（1879）仅存25间。”看来道光年间（1821-1850）的号房，比光绪五年还要多一些，“左右路旁各有三四十间虚棚”。使臣们经过的石桥，是通流闸，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闸桥”。“有一座石栏桥，左右以红木栅环置，桥头有三檐十字门”，当时的建筑式样，我们第一次在朝鲜国使臣的笔记中得以见到。使臣们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饭店的格局和菜品，让人耳目一新。
进入咸丰年间，大清国盛世不再，逐渐地步入多事之秋。咸丰十年（1860），朝鲜国圣节进贺兼谢恩正使任百经[21]，率使团五月二十二日途经通州，再过几个月，英法联军就要兵临城下，一场浩劫即将降临。但当时通州的民众还没有感觉到暴风雨的来临，通州街市一切如常。使团的写字官采取综合性的手法，概略地记述了当时街市的大致情形：“店舍廛铺之间所揭联语，每祝财帛，如‘洪范五福’、‘大学十章半理财’之类，以红纸书揭之。又见廛铺壁上揭彩华纸，簇子书以颂祷财帛之词，或制一二律诗，称述开铺殖货之意，下段列书友人姓名，盖贺主人开铺立号也。壁上所书，率多祈祝之语，如曰‘位列三台’、‘当朝一品’、‘开市大吉’、‘万事亨通’之类。多以金字，书之于红纸发于铺中，每于赛祷时买取而贴之。
店舍之连亘于路者，谓之‘前头’。而前面尽是‘卍’字琐窗，丹碧炫耀，迥临前路。窗前列置驯鸟彩笼，百舌弄娇，咿喃可闻。窗牖之间横以铁索连环，以为坚锁之备。窗前建凉室行阁，无虑几十间，列置桌凳槽桶之属，以便休憩纳凉。窗前必立石柱，刻以狮虎之形，穿穴于上头，以为系马之资。前头之中皆是暖炕，间间为隔，左右相对，以为行客接留之所。最上头，炕上有掌文书者，列以账簿文房，危坐其上，谓之‘掌务官’，而诸廛铺皆有此名。凡行客酒食、驴马麸料之价，皆执笔而录之。当中设饮食之具，诸店保皆着短裳而烹饪之。”
“内舍通称之曰‘里头’。里头之距前头不知为几百步，庭际之广豁可以揣得。列置槽桶，堆积草料，许多车辆直驱到庭下。众驴群骡解衔放勒，放散于庭中，随意喂饱，随意滚倒，散步周行，一无横迭。及到天明，各驱其马驾车而出，此其顺畜之性。为能行数百里，肥健如一，以其到站解辔不被拘絷，适意休歇故也。东俗则不能善御喂饲之方，愈过于中国，而日见其瘠。刷梳之功愈过于中国，而日行不及于百里。此非他，尽日驱驰至暮，登枥坚絷衔勒，已不堪其苦，甚者，为其滚卧泥污，紧拼其腹，高悬屋上，犹恐放迭，使尽日驰驱之性，不得暂时休歇之暇，是其不善厮御之甚者也。虽日喂千斗之谷，日加万刷之功，犹未免拘絷矣。无论人畜，岂能肥胖于拘絷之中也。惟其一生，精神不离于衔勒，故一或脱羁放辔，则辄发出真性，恣意放迭，横竖倒跃，走出原野奋勇之气。见人层加欲逞，前日拘絷之嫌，睨视厮养，咆哮跅[22]踶[23]，久而后，始得钳勒而还。人莫知马之性，本无拘束，不思所以，时时放出，以适其性之。方见其暂时横迭之状，自谓失御，乃反愈坚其辔，愈完其勒，拘束日甚，马性益乖。彼马之无所横迭，为其日见卸勒不足乎横迭也。我马之转益横迭，为其日见拘絷志愿乎！横迭也，彼之卸勒，所以防马之横迭而得其卸勒之之法也。殊不知东厮之失御，乃华厮之得御，盍反以究之。且山野群牧，皆见马不勒首，牛不穿鼻，而亦能善御，古语曰：‘络马首、穿牛鼻’，自古已有络首穿鼻之法。而今无此制，何也！盖其北圉善御畜也。”
“里头上下多炕房，精洁，亦以为行客接留之所。书画、楹联、香炷、茶床皆能齐整。每炕当中处必置一床，即众客对食之桌也。最后有内舍，极其深邃。妇女则一不相干于店里烹饪之事，店主多以只身来寓，贩店为业，故率畜妻孥者鲜少。凡店主及家长，通称之“掌柜子”，言主掌财帛之柜也。
廛铺之制，自边门至皇城，虽有侈俭之不同，而规制则一也。至于都会，最务华侈。纹窗绣户，金碧尤盛，彩栏朱槛，架出檐外，经潦洒风，随渝随改，以为观美。铺中对壁设层桌，桌上积置所卖之物。整有条理，无紊杂之状。当中横置大柜，跨截不迁，其高与腰齐等，铺人皆攀踞其旁。铺楣上以金字大书铺号，而揭之以大板木，涂以紫黑，用金朱字大书铺中所卖物货名目，竖之铺前，长可五七丈，迥出云霄。标榜必书‘言不二价’、‘货真价实’、‘不误主顾’、‘童叟无欺’等语而竖之铺外。竖之不得者，必于木板上书之，悬于檐端，夜则收纳。又于木板上画其所卖之物，悬于铺前。盖便于画者画之，不便于画者书之。至如烟杯、扇子、靴袜等属，则另以绝大样造出，挂出宇外。许多木片上画之书之之物，不可胜计，而即其招牌认榜也。从街头洞口上凭眺，则迷满于胡同者，尽是彩板画柱，横竖斜悬，林林簇簇，耀日炫目。铺法最重字号，若有假货伪冒他人铺号，则抵死争之，为其假之乱真也。是故，标牌之旁必大书‘伪冒铺号者，男盗女娼’等语而绝之。所立标牌，自有定规。如曰‘欺霜赛雪’，则可知铺中有面（粉）；如曰‘闻名应驻马，寻香且停车’，则可知铺中有酒。卖酒之法，列置斟器，自一两至十两各有其器，以镴造。斟器以量酒重，来沽者觅一两酒，则以一两器斟之，二两则以二两器斟之，自无纷纭。
凡行贾之人，必用大车及驴骡而驮之。一人能领数十只驴骡，卜驮最后，骑着一驴而随之。众贾过去，驴骡成列，车毂相击，满途敝野。谷包皆用棉布袋，其他果实之类，皆盛以筐笼之属焉。又如瓮瓷等行贾者，用独轮小车，以手推驱，以口号卖。至于猪羊肉、饼饵之属，亦用小车而行卖。菜果油糖等行贾者，必用长木以担荷之。系索于木之两端，悬结所卖之物，索必纚纚[24]，担在肩项之间。而木理柔袅，随步挠荡，若不费力。或击木铎，或鸣小铮、鼗鼓，或吹天鹅，循于街上，以代口号。周行村里，使愿买者听其声而买之。盖如卖油者，必击木铎；着钉沙器者，必鸣小铮；为人薙开（头）者，弹铁简于手中；砺刀剑者，吹天鹅。至若卖茶卖酒，皆有鸣击之物。形形色色，不能尽记。
凡执事，无背负顶戴之俗，而皆担荷于肩上。荷，必有长木。其材柔而且坚，其长可丈许，广可（数）寸许，体扁而圆，市上多卖此物。其用如我俗。负持必用支机者，故采薪者并用此机。虽汲水者亦用此木，悬钩于两端，引桶而荷之。卖面汤及热羹者，亦荷此木，一端悬以面，一端悬以炉炭，行逢愿吃之人，则下担于途上而卖之。食讫又担而他焉。
北地水性皆不洁，清冽者鲜少。夏月，有汲水行卖之俗。卖水者必驱大车，驾以健实驴马，置绝大水桶二三，介于车上。汲取冽泉，驱过街市，荷桶者，以桶售去，箑[25]（霎）时倾注，点水不泄。盖作孔于桶底，方其取水也，拔去所塞，乘其滚出，随意取之，旋即紧塞，无渗漏之患。凡买卖杂物，无不称秤。果、瓜、鱼、蔬菜，甚至糖藁、粪秽之属，皆举秤锤焉。
有薙头铺、沐浴铺，多畜破落户子弟，于其中而任事焉。有以温汤为人涤垢者，有为人洗足者，有为人刮去疣目、剪去指甲者，有为人薙头、梳栉毛发者，并皆随事取值，用以资业焉。第见为人开剃者，弹铁简遍行村里，肩上荷以长木，一端悬炉炭温汤之具，一端悬小凳。凡刷梳之具，皆在凳层舌榼[26]。炉机与小凳并添以青朱汤水之敦匜[27]，光泽莹澈。便是一段玩好之属。遇着愿剃之人，俾之安坐凳上，抛将头面付与开剃之人。那人将猪毛刷渍将温汤，就头上发痕及面上髭髯间一通涂抹之，再将短刀又一通刮剥之，及到光光地，然后乃以毛巾净拭之。末，乃梳栉、除垢、编挽而结之。始许收值。且见借（替）人刮去疣目者，亦箕踞于椅凳，以足付之。恬然斜倚，瞑目而坐，那人受置疣足于膝上，以小刀如针者细刮而尽除。除毕收值。值不过几文云。
泉货之用不一，其规自栅至通州则以小钱一百六十钱为一吊，以一十六钱为一百。银子每一两，换以十吊或九吊零。自通州至北京，则以小钱五百钱为一吊，以五十钱谓之一百。银子每一两，换以十三四吊，或十五六吊零。银价之升降，朝夕不同，买卖之大者，用银而计，小者用钱而计。自栅至京，皆用钱标。凡于都会处，往往有以银局为铺号者，铺前必铸绝大钱数介，置之石柱上，又刻‘作贯’、‘作两’之样而挂之，以表换钱之意。
盖自银局收取银子，随其时价，或以小钱或以钱标而换给之。‘标’用小片纸，上书以‘一吊’、‘二吊’，多至数三十吊，量银多少，随意而书之。署以铺号，以此转相授受。买卖物货，用代银钱。其授受之际，必署授受者之姓名及铺号，以明来历，以防奸伪。故旧标满纸上全是铺号姓名。而至于‘一吊’云者、‘二吊’云者，皆具书字划，无使有变通增损之弊。而标贵纸毛，而多署者，盖信其转例甚多，必非奸伪故也。标有满汉之别，而最贵满标。满标则授受之际，反能推讨几文于物主，俾得趋向而争凑，故买卖之际必称‘几吊清钱’焉。
且有大钱之法。钱轮之大径过数寸，铸字曰‘咸丰重宝’，后面铸字曰‘当十’，盖一文敌当十文者也。又有‘当五十’者，一文敌当五十文者也，体样与‘当十’者相同。又有‘当百’、‘当千’者，皆以‘咸丰元宝’铸字，钱体径过三寸，轮厚而稍大。自‘当五十’至‘当千’者，则今废不行。惟以‘当十’折行之，此亦只行于都下，而盖此制始于咸丰五六年之间云。小钱则自‘顺治通宝’至‘咸丰通宝’而并用，凡诸古钱亦浑（混）入而无碍焉。
又见水铁小钱遗散街上，乞儿不顾也。此则近因财乏铜贵，以水铁代铸，而民不肯从。累有朝饬而未能行，故每自银铺中争竞甚多。且边门近处所用钱贯中，多有小小钱，仅具形体如鹅眼小者，混用之。稍入内地，绝不许混用。此亦未知始自何时。而细观钱叶上，仅辩有‘乾隆’、‘道光’等字及满洲字焉。”
这段文字，记述了一般商铺的外观装饰，记述了坐商店舍的陈设，记述了骡马车店的设置，对比了中朝两国役畜的饲养方法；记述了为数众多的贩夫走卒的经营方式，记述了剃头匠与卖水商贩的不同交易行为，最后，还记述了咸丰朝混乱的币制。由于鸦片战争、列强的掠夺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生，滇铜因道路阻隔无法运输，钱局铸造制钱已很难正常进行，即使开铸，也是偷工减料，或以铁钱、铅钱代替铜钱。因而咸丰朝制钱精好者少，而粗制滥造的多，大都质劣而轻小，其中鹅眼钱重不足1克。大清国显示出日薄西山的末日景象。
综上所述，漕运年代的通州，既是仓储中心，又是商贸中心和文化中心，还是地区行政中心。朝鲜国使臣途经通州，沿途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本文也只反映了通州的一部分状况。尽管不够全面，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通州街市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见《燕行录?卷一?锦南先生漂海录》第501页
[2]秦时，通州属渔阳郡，不属上谷郡。
[3]《燕行录·卷三：朝天录·桧山先生文集卷二》第100页
[4] :㈠chóu干肉。 ㈡zhóu,同”疛”，一种病，即腹水。
[5]摆楼，即牌楼。
[6]见《燕行录?卷九?梅窗先生朝天录》第329页
[7]上“土”，下“夕”，右边加“羊”字：朝鲜文字。读音：祥，字意：女鬼、残、同“疮” 。
[8]大通桥在北京东便门外，不在通州城东。文中所记是指使臣们进入北京城。
[9]指旧城西门。位置在今经信委楼后。其后的“外城”即指通州新城。
[10]见《燕行录?卷三十一?燕行日记》第430页和《燕行录?卷三十三?燕行日记》第271页
[11]主胡：意思是鹦鹉的主人是胡人，即北方少数民族人。下同。
[12]封署：封缄后复加印记。
[13]晡bū：申时，即午后三点至五点。
[14]厨房：这里指随行厨役。
[15]《燕行录·卷三十五·庚子燕行杂识》、《燕行录·卷三十·见闻杂录》第378页
[16]帟yì：小帐幕。
[17]见《燕行录》卷八十五：《赴燕日记》第52页
[18]蓰xǐ：五倍。
[19]见《燕行录?卷七十三?鞧轩续录》第133页
[20]见《燕行录?卷九十?石湍燕行录》第507页
[21]《燕行录·卷七十五·燕槎录·燕行日记》第271页、第276页、第287页
[22]跅tùo：“～驰”行为放荡不羁。
[23]踶dì：用蹄子踢、踏。
[24]纚lí：①绳索。②系住。
[25]箑shà：扇子。
[26]榼kē：①古代盛酒的器具。②泛指盒一类的器物。③刀剑的套子。
[27]匜yí：古代一种盛水洗手的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