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年代，通州与北京之间道路因地下水位过高，每逢夏秋淫雨季节多发沮洳，由通州向北京运送漕粮和物资的车辆，常常寸步难行。明清史籍中，常有类似于“停注泥淖中一车蹶，需数十人之力以资牵挽”，“驴畜死者不可胜计”的记载，以致漕粮与客货运输十分艰难。为此，明清两代都曾修筑石道，以利通行。
　　对于石道，我们的认知多来自于雍正皇帝的《御制通州石道碑》，碑文的主要内容是：京通之间道路通行十分重要，皇帝“腾心轸念”，于是，诏令动用库银，“建修石路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各修土道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其由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及东西沿河两道，亦皆建修石路，共计长一千五十余丈，广一丈二尺及一丈五尺不等。费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奇。经始于雍正七年（1729）八月，至雍正八年五月告竣”。
　　修筑石道，“利济民物”，“一劳永逸”，是利国利民的一大壮举。在全国城乡均为土路的情况下，只在京通四十里之间修建石道，对于那个时代，绝对是旷古奇闻。相对于土路，当时的石道，好比是现代的高速公路，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如果有机会看一眼石道，或亲自在石道上走一遭，那应该是一种十分新奇，记忆深刻，令人羡慕的体验。
　　对于石道，一般认为通州石道始建于清雍正期间，但实际具体情况并不止这些。笔者通过查阅朝鲜使臣历年撰写的《燕行录》和其他书籍，发现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们尚不了解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燕行录》：它是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期间所写日记、状启和沿途见闻、诗作的总称。书名中的“燕”即燕山、燕京，也就是北京。明清两代，朝鲜国每年有两三批次使团出使中国，而每一次朝觐活动，使团中都有人对行程过程进行详尽记录。2001年汉城东国大学林基中将这些行程笔记编辑整理，以《燕行录》为总称出版发行,共一百卷。下面我们还是讨论石道。
　　首先，通州石道不是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而是自明代中期开始的。据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于德源在其大作《北京漕运和仓场》中，转引《明宪宗实录·卷120》记载：成化九年（1473）户部奏，漕粮自通州、张家湾起车赴京仓，一遇阴雨，车价顿涨，以致运军赔累。请求宪宗皇帝朱见深命工部将西苑兔儿山（今北京西城图样山胡同一带）修造假山石路剩余的“旧余石板可用者……运以甃砌。不足，则于沿河安山、泗州、徐州……苏州产石处所寻运，庶为久计”。户部还提出，暂借京操旗军及火甲人等自朝阳门抵张家湾修筑道路，路宽四丈，务须高坦坚实，道旁植柳，每五里置铺、凿井，令人守之，供往来运粮人马休息[1]。成化十年（1474），经漕运总兵陈锐再三请求，朝廷命工部员外郎张敏“督工修砌京城至张家湾粮运道路”[2]。既是督工“修砌”，那就是以砖石“修砌”，而不是以泥土筑路。这说明，早在明代，就已进行铺砌石板路的尝试。关于明代通州石道，在《燕行录》中，也有“自通州城中至皇城，大路皆铺砖石，此是明时所创”的记载。但除了以上的记载之外，其他典籍中未见有关于资料。明代的石道之所以没有延续下来，我们可以从上述记载中进行大致的推测：筑路所用砖石属临时性的东拼西凑，以致质料不一，规格不一，仓促抢筑，很难保证工程质量。或许是首次修筑，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以致工程草率，或许是所筑道路承重标准过低，使用时间短暂不久就废除了。不管什么原因，归结起来就是：首次修筑的通州石道属于尝试性工程，使用时间不长，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是不成功的，因此很多史籍未予记载。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燕行录》有关康熙年间的资料里，还有通州城内外铺有砖石道路的记载。说明那时通州城的道路已经不是土路，但京通间道路并没有铺砌砖石。真正把修筑石道希望变为现实的还真是雍正皇帝。在《燕行录》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石道修筑的一些具体情况：
　　嘉庆六年（1801）十二月，朝鲜国以判中枢曹允大为冬至兼陈奏正使，率使团出使中国。他们途经通州时见到石道，感觉很是新奇。所记见闻，见《燕行录?卷六十五?燕行日记·上》第148页：“自此（通州）铺石为路，排比齐整，广可列五马，长亘五十里，直抵皇城。而皇城八门外皆仿此云。盖此处地常泥泞，故自雍正七年始筑，费银三十四万七十余两，凡十阅月而告讫云。”所记内容中，除了使用银数略有不同之外，还记载了石道的长度和宽度，并且说“皇城八门外皆仿此”，即皇城各门均向外铺设石道五十里，但这点是否真实，未见其他资料记载。但有一点十分重要：京通之间的石道，是雍正皇帝决定修筑的，并且成功了。
　　那么，石道是怎样修筑的呢！石料是从哪里开采，筑成后的石道又是什么样子，所用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些，《燕行录》中也有所记载。
　　关于修筑通州石道的石料，雍正十年（1732）十月，朝鲜国进贺兼謝恩正使李宜显[3]，在《燕行录?燕行日录》中记载，石道筑成不久，作为重大新闻，世间传为美谈，使臣们注意到了这个社会现象，因此，对石道的状况十分关注：“盖辽沈以西，概是平野，路多沮洳，通州北京之间尤甚。潦雨之节，泥淖不可行。数年前伐石于盘山数百里以外，一里之费至捐千银以筑。其路延袤四十里，其广六七丈。又自通州置地蓟州，方将继筑云。路左右列植杨柳，村闾夹道，直接燕京。”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得知：石道的石料是从蓟县盘山开采的，当然，京通两地距蓟县盘山，没有“数百里”那么远。上文还记载石道宽六七丈，道路铺成后两旁“列植杨柳，村闾夹道，直接燕京”。在当时，这样的工程“一里之费至捐千银”，一里石道所费要一“千（两）银”，那么，京通之间四十里就应该四万两，但《御制通州石道碑》中记载花费“费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奇”，这其中除了“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及东西沿河两道，亦皆建修石路，共计长一千五十余丈”，即花费一万多两之外，还应该有二十九万两。看来京城各门都向外修筑了石道。还有一点，《御制通州石道碑》中说的是“帑金”，即内府库银，而朝鲜使臣记载是“捐千银”。看来在动用库银的同时，还有富商或官员捐助。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朝鲜国使臣沈承泽[4]在《燕行录?燕行记略》中说：“自通州距北京为五十里，而以砖石铺于大路，俗称古之寡妇势（路），则巨富无他子女，以此筑路云。”据他所记，可以认为当时无子女的富商大贾，为行善积德，响应朝廷和社会所求，同时为祈求上苍赐予子嗣，捐银修筑石道。但这些文字形成于“光绪二年（1876）”，距决定修路的雍正七年（1729）已过去147年，是否有捐资修路这回事，还没有其他资料作为佐证。我们暂且将它作为光绪年间的一种传说。
　　西仓门前的石道（1900）
　　修筑石道的石料是说明规格呢，石道修成后又是什么样子呢！嘉庆八年（1803）十二月，朝鲜国三节年贡正使闵台爀[5]，在《燕行录?蓟山纪程》中记载：“自此，路上铺大方石六面，相次排比，皇城门外四十里皆仿此。”这说明，京城各门所有石道路面，都是用同样规格的“大方石六面”的石料，“相次排比”，京城各条石道都是这样铺成的。嘉庆三年（1789）十二月，朝鲜国三节年贡兼谢恩正使李祖源[6]，在《燕行录?戊午燕行录》中说：“到八里桥，路中铺砖石，石广五尺有余，长六尺余。”石块规格整齐划一。京通之间、京城各门外四十里之间，全用这种规格的石块铺就，工程总量是十分浩大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所有的开凿与运输工作，全都需要以人工或畜力来完成。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的封建时代，举办这样的重大的工程，应该说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具体石道是怎样铺设的呢，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朝鲜国进贺陈奏兼三节年贡正使河恩君垙[7]，在《燕行录》中是这样记载的：“自此桥至京城四十里皆铺砖石，广为四五间。石面皆方正。闻铺石之时，每数间辄以铁钉纵横插之，使不动摇。”此时，石道已建成近五十年，使臣们见到的路面依然齐整，说明平时管理养护较好。文中所说的“桥”，指八里桥。铺设石道时，工匠还在石块之间，用铁锔子连接固定，防止其动摇离析，从而确保路面平整稳固。应该说石道筑成，只是一件事物的初步形成。能否长久保持事物的稳定状态，还要看平日的维护与保养。能够在五十年后依然保持石道的稳固，说明日常管理是到位的。
　　果然，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二月，朝鲜国以昌城尉为三节年兼谢恩正使黄仁点[8]，在《燕行录?燕行日记》中，记载的石道的维护情况：“抵京四十里，治石成道，直如从绳，而广可二丈。插以铁钉，井井无罅。马蹄车轮，隐隐若雷。盖燕都四郊，平衍多沮洳，故筑以通车马。而东西八十里，南北百余里，铺石皆如此。创之于雍正年间，今几百年。而若有颓缺处，则随即修补云。”若有石块碎裂，随时更换修补。
　　从《燕行录》所记载的资料看，有小修，还有大修。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朝鲜国进贺陈奏兼三节年贡正使河恩君垙[9]，在《燕行录?燕行纪事》中记载道：“自此桥至京城四十里，皆铺砖石，广为四五间。石面皆方正，闻铺石之时，每数间辄以铁钉纵横插之，使不动摇。或谓胡皇陵庙多在蓟州，故为幸行治道如此云。或谓其路素沮洳，故雍正即位后新筑，而南方则限顺天府界。直路，使之尽筑石路，其设为屡十余年。而年久石泐，支户部银改铺云。”乾隆三十年（1765）曾经大规模整修。这件事，在清代史籍中也有记载。
　　石道既已建成，使用情况如何呢，它是否为漕粮和商货运输带来了便利呢，人员往来是否顺畅呢！从《燕行录》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石道的通行状况很不如意。那么，相比土路是否好一些呢！
　　道光二年（1822 ）十二月，朝鲜国以判中枢金鲁敏为冬至兼谢恩正使，率使团出使中国。途经京通之间石道，他们将经历与见闻记入了《燕行录?卷八十?燕行录》第69页：自燕郊堡“行二十余里，石路始出，东走通州大路也。练石密布，广可十步。自朝阳门至通州四十里皆如是，壮哉！然，车行甚不平，反甚于东八站险路。石路左右有余地，车皆从此行。往往无余地处，从石路行。盖车马多行，路易刬削，故特布石也。非但朝阳门为然，各门外大路皆如是云。”石道铺成后，相比当时城乡随处可见的土路，十分壮观。行走土路，遇风则沙尘遮面，遇雨则泥淖难行。如果行走一次石道，那真可谓平生难得的新鲜体验。但是，使臣们并不买账，反而称“车行甚不平，反甚于东八站险路”，说是比辽东山间险道还不好走。因而，朝鲜使臣的车辆尽量从石道旁的的土路行走，没有土路的地方，才走石道。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是所有当事者事前所没有料到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来看看石道修筑以前的状况。清雍正二年（1724）五月，为庆贺皇太后尊谥，贺康熙配祀天地，谢颁诏，谢赐锻，朝鲜国以益阳君檀为谢恩正使，以左参赞权以镇为副使，以沈峻为书状官，率使团出使中国。朝鲜使臣千里迢迢，历尽艰辛。时值盛夏，返程时，京通之间的道路泥淖难行[10]：“三十日辛未，离馆，出朝阳门。雨中泥滑，路水或至三四尺。轿仆马颠，艰苦百状，至通州宿。”当时，石道还没有修筑，暑雨大作，京通之间水深“至三四尺”，于是“雨中泥滑”，“轿仆马颠，艰苦百状”。可以想见；在没腰深的泥水中行进四十里是多么艰难，多么狼狈！那么，以后有了石道好些吗，通行顺畅吗！——实际情况可能出乎所料。摘录几则《燕行录》的记载：
　　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朝鲜国以判中枢李光文为进贺兼谢恩正使，率使团出使中国。时值隆冬，他们途经通州石道，有了一种新的体验。见《燕行录?卷七十三?鞧轩续录》第133页。二十二日：“自通州抵皇城皆铺石为路，轨辙深陷，车行抑扬不稳。或骑马或试步，艰辛前进。”
　　咸丰二年（1852）六月，朝鲜国以判中枢李光文为进贺兼谢恩正使率使团出使中国。时值盛夏，酷暑难耐，途经通州石道，时运不济，更好赶上大雨倾盆，好不狼狈[11]：二十四日，自通州发行，“行遇大雨，石路上水深几乎至腰，如涉大川，艰到东岳庙。”
　　咸丰十年（1860）五月，朝鲜国以判中枢任百经为圣节进贺兼谢恩正使，率使团出使中国。初夏季节，风和日丽，正宜出行。但途经通州石道，感觉很不美妙：乘车者颠簸震荡，骑马者摇摆趔趄，令人心恐神怖。所历见《燕行录·卷七十五·燕槎录·燕行日记》第161页。二十三日，“日出发行，自通州城中筑石为路，连亘皇城，铁轮相击，车声益訇。乘车者至此心神震荡，皆言石路之苦。所筑石路年久磨泐，多成坎坑，且因雨下泥土润滑，马不能着足。”《燕行录·燕辕直指·卷三》也记载“通州至北京四十里路皆铺石。日夜为车辙所磨砺，往往有嵌缺处，车行其上，摇荡欹侧，殊可苦。”乘车骑马的朝鲜使臣都在喊“苦”！
　　道光年间，石道崎岖，两石之间沟深数寸。车行石路，颠簸震荡。《重修石路桥坝碑记》记载：“出巡潞河，由都城朝阳门赴通（州），经行车路四十里，崎岖坎坷，车殆马烦，困惫甚矣。”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仓监督姚光璐和漕运州判徐塘主持捐修通州城内石道，京通士绅共捐资二万二千八百四十七串五百四十文。据该《碑记》记载，自通州城内新街口至龙泉庵止，共长一百六十五丈；自赶驴桥东起至西门里洞止，共长五十七丈；自西门外天成庵起至第一座涵洞止共长二十七丈三尺；自新城南门起至西仓南门止，择要拆修凑全十五丈。以上工程于第二年六月告竣。修缮石路的长度共计三百六十二丈六尺五寸。道光二十八年（1848）通州人丁鹤皋捐修石路630余丈，仅由城内修至西门外。其余40里干路，及至清末，未及再修。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到，年深日久，石道上车轮碾轧渐成深沟。清代晚季，国势日非，对于石道的管理养护也非昔日可比。晴天，车辆则“摇荡欹侧”；雨天，则“泥土润滑，马不能着足”。行旅经过这样的道路，实在是一种折磨。但即便如此，石道与通惠河毕竟是承担京城运粮重任的水陆要道。如果没有石道而仅靠通惠河，京城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就不能保证，因此，石道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至于行旅的颠仆，那就只能说一声：对不起，您辛苦了！
　　[1]《明宪宗实录·卷120》，成化九年九月乙巳。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02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2]《明宪宗实录·卷139》，成化十一年三月辛未。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02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3]《燕行录?卷四十九?燕行日录》第372页。
　　[4]见《燕行录?卷九十八?燕行记略》
　　[5]见《燕行录?卷六十六?蓟山纪程·卷之一》第222页
　　[6]见《燕行录?卷六十二?戊午燕行录》第179页
　　[7]见《燕行录?卷五十二?燕行纪事》第405页
　　[8]见《燕行录?卷五十八?燕行日记·芝圃遗稿卷之十一、十四》第100页
　　[9]见《燕行录?卷五十二?燕行纪事》第405页
　　[10]见《燕行录?卷三十五?燕行日记》第139页
　　[11]见《燕行录·卷七十三·鞧轩三录》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