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代历史文献以及通州的州县旧志中，没有关于通州夜市的记载。在韩国汉城东国大学林基中所纂辑的《燕行录》传到通州以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夜市，应该是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封建时代的通州，有没有夜市呢！从《燕行录》中得知，它是确实存在的。那么，我们根据《燕行录》所提供的资料，对于夜市的情况了解一二吧！
　　通州夜市，存在于清代。虽然，明代中期，漕运的中心从张家湾北移至通州城，并且，从嘉靖七年（1528）至明末，在长达117年间，通州城内外十分的繁华，但没有形成夜市，更没有“夜市”的远近闻名。这在朝鲜国使臣的历年记载中，能够体现出来。比如，不止一个使团曾经在通州城内逗留三四天，但使臣所有的游记均没有对于夜市的点滴记载。又比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朝鲜国使团途经通州，黄汝一（即海月先生）作为副使兼书状官，在通州留下了下面的诗作：
　　通州记事韵三首[1]
　　一
　　芳堤绿柳映红楼，楼下长桥水乱流。
　　日暮声歌喧九陌，行人说道是通州。
　　二
　　雾罢江心簇画帆，佳人睡起卷妆帘。
　　酴醾[2]未解芳霄醉，笑批燕南三寸柑。
　　三
　　禹凿长河水稳流，神功千古折中州。
　　勘笑隋皇漫游乐，锦帆长载一生休。
　　其中，“日暮声歌喧九陌”和“酴醾未解芳霄醉”句，描绘了当时通州夜晚的繁华与喧闹，勾栏瓦肆纸醉金迷，但只字未提“夜市”。再比如万历三十年（1602）四月，朝鲜国使臣东岳先生所吟咏的《通州行》组诗之三[3]：
　　邑屋临河上，河流入海长。帆樯蔽云日，车马隘康庄。
　　渠转江南粟，市藏天下商。城门夜不闭，灯火烂星光。
　　诗中的“城门夜不闭，灯火烂星光”句，描绘的也是通州的夜晚。在封建时代，一般州县城傍晚都要关闭城门，以防盗匪，但通州经济繁盛，商贸发达，并且因游人众多，城内外喧闹通宵达旦。夜晚，州城内外商铺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因为天子脚下防卫森严，平民百姓及众多的商铺，不必关门闭户。即便如此繁盛，诗中也没有提及“夜市”。
　　夜市的形成应在清康熙中后期，或是雍正年间。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朝鲜使臣所记载的文字中，并没有关于“夜市”的描绘，直到乾隆年间，在《燕行录》中，才出现有关夜市的记载。之所以这样说，根据来源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朝鲜国正使金履素回程经过通州时的记载，见《燕行录?卷七十四?燕行日记》第274页：“一月二十八日雪，自晓至午。午后还晴，夕后有风。是日，一行人马始复回路，人喧马嘶，皆是还乡之喜。出朝阳门，行四十里至通州，石桥非不奇壮，比于芦沟则无可动目。但夜市繁华，自古有名。初更时，共松园、东谷出于店门，市肆上下，烛光照耀，开门迎客。有卖针者，有买（卖）茶者，有击锺诵经者，到处如是，可谓“不寂寞”。且仓廪之富，实甲于燕（京）。盖漕运之船，云集江边，百官颁禄，自此中办出。而春夏之间，帆樯如束，连续十余里云。南城门楼高二层，匾曰“新京左辅”。初来时，晓色熹微，不能领略矣。今则详视城池之壮，人物之众，店房车马之络绎，下于燕京，而胜于沈阳。”
　　农历一月，正是隆冬季节。晚上七八点钟，金履素与同僚游览通州夜市，并称：通州夜市“自古有名”。能够称的上“古”的事物，一般应在百年以前，几十年、三五十年前的不应称为“古”。比如我们说“解放初期”，距离现在已有七十年，但我们并没有称为“古”代。而在此之前，并没有见到“夜市”的相关记载，所以，笔者判断通州夜市应形成于康熙中后期，或是雍正年间。
　　通州夜市在哪里呢，在通州城北关。就是出北门，过通济桥，再往北二三里之间。如果再往北，就要靠近皇家专用码头了，那里是不许民船和平民百姓靠近的。漕运年代，通州既是漕粮运输的终点码头，也是南北商货的集散地。通惠河口以北至浮桥运河西岸，是山货、竹货、盐包、茶篓、茶砖、瓷器泊岸。每年，南方各省商货随船运到通州，再转销他地，很多商贾在通州设店经营。茶商多为安徽、闽浙等南方人，他们的业务，主要是把茶叶从产地运至通州，再由经销商转销他地，而经销商多为山西人，他们是南方瓷器、丝绸、茶叶的主要买主，然后，转手将这些产自南方的商品扩散到西北、蒙古、东北等边远地区。也有南方茶商在通州座店经营的，比如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祖孙三代就曾经在通州北街开设了“森盛茶庄”。
　　经销商的栈店称为“茶局子”。直至清末，通州还有八家茶局子，专门从事收购、批发茶叶的业务。城内最大的茶局子是山西茶商开办的“玉川”、“大盛川”和“大德恒”，北关则有“公祥”、“振兴”两家茶庄。从南方运至通州的茶叶，卸船后，运到茶局子，再转销蒙古、新疆、东北游牧地区以至俄罗斯等地区，换回的皮毛、筋革和山货、土特产品等再经通州，由水路陆路转销内地其他地区。这里也有很多大瓷器商，经销江西所产瓷器，经营方式与茶商相类似。江西瓷器商还在北门外和城里万寿宫建起两座会馆。
　　南方货运主要靠船运，而在北方，骆驼队是长途运输的主要载具。为了把北方的土特产品运销关内各地，并把南方商货运销蒙疆或东北、俄罗斯等地，每年有大批骆驼商到通州进行交易。到了清朝晚季，通州北关附近还有骆驼店18家，
　　清代的骆驼帮
　　分布在北关牛作坊、前窑、后窑、皇木厂、马厂等地。马厂，就是现在的北京胸部肿瘤医院所在地，最大的骆驼店天庆店就设在那里。比天庆店稍逊一点的有三和、德聚、德丰、福兴、太和、通顺、乾元等店，经营各有特色。骆驼店内设有旅店、驼棚、货场、面铺、杂货店、花园等设施，接待东北、蒙古、新疆乃至俄罗斯客商。骆驼店除了接待住宿、喂养骆驼之外，还代替骆驼商办理买卖交易、揽货、报关纳税等手续，收取佣金。于是，运河、运船、经销商、骆驼队、骆驼店，南北商流各环节环环相扣、相互配合，形成完整的流通链，于是以通州为枢纽的商品通道货畅其流。而通州北关就是南北商货的集散地，是南北商流的枢纽地区。当时的通州，也是各地人员经水路陆路往来流动的枢纽。每年夏秋季节，大量客流经由通州南来北往。南货北货汇集于此，引来流连于通州的各地行旅浏览观光，于是，日以继夜，通宵达旦，通州的夜市油然而生，渐渐闻名。乾隆五十八年（1793），朝鲜国正使黄仁点途经通州时作《通州》诗，描绘了夜市的喧闹与繁华[4]：
　　通   州
　　粉堞萦回碧潞流，帝畿都会此雄州。
　　帆樯万里通吴越，宝货千车凑蓟幽。
　　耀月澄光开夜市，遏云笙曲闹春楼。
　　前朝物色依依见，杨闸桥头倍客愁。
　　从诗中我们看到，南方的万里帆樯和北方的“宝货千车”在通州交汇；地上夜市的灯火与天上明月遥相辉映。通州夜市人声鼎沸，笙歌越曲响遏行云。这位朝鲜国资深高官在夜市，还见到明朝时来通州所见旧物，于是心有所感，还借八里桥为前朝所建这一情节，抒发出了怀旧的情愫。
　　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月，朝鲜国进贺兼冬至谢恩正使郑晚锡，率使团出使中国。使团一行途经通州时游观夜市，郑晚锡赋诗一首[5]：
　　通 州 夜 市
　　角灯红烛市街明，人去人来到五更。
　　底事书生眠不得，隔窗连续卖糕声。
　　萝卜团团满小篮，红如猩血碧如蓝。
　　尽日街头呼买卖，先抽刀子破三三。
　　南京富贾燕京住，织锦分排四十坊。
　　五日家书连续发，舟车万里属潘郎。
　　从诗作中我们领略到，已到五更天，街道是依然人声喧嚷，以致寒窗苦读的书生无法入眠。朝鲜使臣在夜市，见到了卖萝卜的小贩。冬季的北方水果稀少，民众常以萝卜作为时令水果。小贩挎篮或担担沿街叫卖，每当买卖成交，小贩要将萝卜用刀子劈开几瓣。诗中的“破三三”，三三见九，说的就是小贩帮助买主把萝卜劈成九瓣，以便买主分食。看来小贩卖的是“红心美”，“红如猩血”，是指鲜红的内瓤，而“碧如蓝”是指翠绿的萝卜外皮。第三段所讲的是一位来自于南京的潘姓商人，他十三岁来通州经商，今年已十九岁。家里三番五次来信催它回乡完婚，他将于二月还乡迎娶新妇。
　　那么，夜市究竟是怎样地热闹，买卖兴旺到什么程度呢！摘录一两位朝鲜使臣的记述：
　　道光二年（1822）十月，朝鲜国冬至兼谢恩正使金鲁敏，率使团出使中国，在道光三年（1823）二月初四自北京返国时再经通州。使团中的书状官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燕行录?卷八十?燕行录》:“日且昏，故还入城。失路，逶迤寻觅住所。路旁多针铺，匾以‘李公道铺’者十余处，积针与屋齐。天下所用针，多出于此。我人亦多买于此。其买卖之法，以一万个为度，即二百封也。合而为“包”，号曰“一块”。凡大、中、小、细之针，各有所入之数。买时但针包论价，不得开包算数。针以铁之刚柔，价有多少之差。通州夜市可观，悬灯开市达夜。买卖物货之积聚，市铺之繁华，真是大都会也。通州画器铺名于天下，积画瓷可千万计。如是者十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州东面不远的邦均店盛产钢针，远近闻名，于是这种产品大量出现在通州夜市，朝鲜使团中很多人购买。至于前面所说的瓷器铺，那就更不稀奇了。江南瓷器行销通州年深日久，在通州的江西会馆就有两处，经销商众多，行销各地的江西瓷器数量极大，以致运输途中碰碎的大量瓷片在通州多处堆积。
　　再举一例：道光九年（1829）十一月，朝鲜国进贺兼谢恩正使李光文，率使团出使中国。他们一行途经通州，在夜市见到了商铺生意的兴隆，所里见闻，见见《燕行录?卷七十三?鞧轩续录》第126页：
　　“十二月二十三日晴。止宿城内店舍。夜，与从者数三人便服出门，登所谓茶楼，店主泼茶以待，其味香冽比他尤倍。楼左右积储茶属，凡天下奇茗异芽，无不存焉。可谓充栋汗牛矣。楼上即店主所居，文房四具，精洁清雅，座旁有《文文山集》，余抽阅数板而归。按：宋宝祐四年登科，录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榜，忠杰萃于一榜，洵为千古美谈。而文山之弟，壁号文溪，仕于元，亦异哉。楼下即茶铺，买茶者夜亦填门。茶保数十人，一边秤茶，一边纸裹，一边绳封，未有暂暇。夜深始歇，收钱于地，贯之以索，积堆如阜。凡夜市之诸肆交易，莫不类此。知州龙载湉，四川宜宾人。分巡通州运河道周寿龄，山东登莱县人。是夜，纸炮发于四邻，达宵聒聒，无以着睡。盖以岁除不远，故家家绂禳。其制，包纸数十重，环束其两端，长为数寸，围如一指之大，包火药于纸头，引火远掷，则火射而声发，震动山谷。”
　　使臣们所游观的茶叶铺，十来个伙计秤的、包的、捆的、收钱的，忙得不亦乐乎，以致将铜钱穿起来胡乱在地上堆成一堆，无暇清理。再看街旁商户，“凡夜市之诸肆交易，莫不类此”，家家顾客盈门。从这则记述中，我们看到：通州夜市十分的红火，四方游客壅街塞巷，各家商铺生意兴隆。时值“小年”，俗话说“二十三，糖瓜粘”，家家户户祭灶送灶王爷上天，燃放鞭炮，搅得这些朝鲜远客彻夜无眠。
　　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也就是前述夜市二十年以后，通州的夜市又是什么状况呢！这一年十一月，朝鲜国以判中枢权大肯为冬至兼谢恩正使，以礼曹判书金德喜为副使，以翰林闵致庠为书状官，率使团出使中国，一行途经通州时游览夜市。这一次他们受人之托，要在夜市购买一些杭州产烟草。使团中的书状官将所历见闻，记载下来，见《燕行录?卷九十?石湍燕行录》第505页：“日暮还店，夕饭不能下箸。夕后，三使臣与一行人往观夜市。通州夜市自古有名，而近，则有名无实云。步出通衢，各铺各棚个个悬羊角灯，‘琉璃秋水风自影’，诸般彩灯，色色照耀，街路如同白昼，恍然如入广陵市也。周行各铺，或算钱作贯，或按薄考账，皆有条理。至一处，即烟草铺也。行中人以本京宰相求请，要买杭州草，问有无。那卖草的答道：有，有！出示一包草。其作包法，似我国西草，细切亦如之，其色淡黄而无津气。得一撮试吸，其味太燥，反不如我国市草。其求请，亦出于崇唐癖也。夜深后归寓，此处毡品最佳，价又小歇，故一行多预贸云。大抵沿路所见大车，无物不载。而今日所遇见，有一车载五六十口猪儿，连圈驮去，无一声斗鬨之弊。以此观之，畜牲以必异于我国也。”
　　在朝鲜使臣看来，此时的夜市已是今非昔比，至于为什么说“通州夜市自古有名，而近，则有名无实云”，没有进一步的记载。想必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已过，渐渐显露末日光景。朝鲜国宰相崇尚中国中原文化，反映在个人嗜好，喜欢吸食杭州烟草。但在使臣看来，杭州烟草“其味太燥，反不如我国市草”，还说他们的宰相有“崇唐癖”。“唐”即指中国；“崇唐癖”，套用当下的话，就是“崇洋媚外”，只不过所“崇”的是中国。当时通州毛毡质高价廉，不少朝鲜人在此购买。一辆大车装载“五六十口猪儿”，这么一件小事，也被使臣们记了下来。
　　又过了十年，到了1860年。这一年十月，朝鲜国冬至兼谢恩正使申锡愚，率使团出使中国。他在纪行中所记述的通州夜市是这个样子的[6]：
　　“通州距皇城五十里，南通潞河，舟车之所凑集，市厂殷盛，亚于皇城，夜必张灯为市。五色琉璃灯，随灯色燃烛。纱灯之方者圆者不一其形，画山水、楼台、人物、草虫于纱面，对对成双，列挂厂铺，恍朗洞彻，如同白昼。及英夷之乱，通州先被其锋，特无抢掠焚烧，故市廛依旧。逃散之民，近始还集，稍稍开市，尚多闭铺者。昼之所见，已是寥闻，乘昏出见，夹路左右，张灯者十之二三。初见者，尚堪一观。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此唐人扬州诗也。余于此不能无是感况，‘彻晓笙歌’亦不可得闻乎！潞河之舟，通州之灯，今不足为观而犹记之者，繁华之有时而歇，余行之，适当是时也。入皇城前，夜宿（通州）。”
　　这一年九月，英法联军一路烧杀，逼近通州城。通州知州萧履中非但不思抵抗，反而向外敌摇尾乞怜，跑到张家湾与联军谈判，请求不要进城。为求苟安，两军在八里桥对峙之际，萧履中应敌所求，组织通州商户在联军营地设“买卖街”，以物资资敌。丧节失职，临难贪生，这样的败类，理应受到历史的唾弃。朝鲜使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游观夜市的，因为事变影响，“逃散之民，近始还集，稍稍开市，尚多闭铺者。昼之所见，已是寥闻，乘昏出见，夹路左右，张灯者十之二三。初见者，尚堪一观。”但过了几年，通州恢复了以往的状态。在同治八年（1869），在朝鲜使臣李承辅的记述中，通州“市肆物货，车马城郭，不下于沈阳。夜与惠人台、赵研农观夜市于府中，灯烛之辉煌，车马之喧阗，通宵不息，亦一壮观也。”夜市又恢复了以往的繁盛。
　　通州夜市最后出现在《燕行录》中，是在光绪二年（1876）十月[7]。是时，朝鲜国以判中枢沈承泽为谢恩兼岁币行正使，以礼曹判书李容学为副使，以掌令尹升求为书状官，率使团出使中国。途经通州，观览夜市：“盖自元时，天下漕运皆集于通州，运于河，即东南之要冲也。编结舟楫，覆土为桥，以渡行人矣。入其城中，市肆廛阁，珠翠金碧，触目阑珊，不可与辽沈相较而及。其日昏后，各肆灯烛皆以琉璃、羊角、纱烛、画幛等一齐开张，照耀凌乱，可谓不夜之灯市。未知广陵城观灯，胜似于此乎！”
　　清朝晚季，内忧外患，致使国力大衰。就漕运而言，因国家急需大量银两支付高额军费和外国赔款，只得将漕粮改折征银的数额逐年加大。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仅江苏、浙江两省漕粮改折就达50%—60%，二十二年（1896）又将江苏省漕粮改折30万石，以折价银98万两弥补财政亏空。二十四年（1898）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8]为了筹财，再次向朝廷建议停止征漕，并称停运以后，裁撤监兑、押运、河、漕、卫等官，每年可节省银500万至600万两。漕粮大量改折，行经运河抵达通州的漕船大减，这种状况反而便利了南方商货北运和北方货物的南销。因而光绪年间，通州的夜市仍很兴旺。
　　[1]《燕行录》卷十《戊戌朝天录·月沙先生集卷二、三》第495页
　　[2] 酴醾：重酿的酒。
　　[3]《燕行录》卷十五：《朝天录·东岳先生集卷六》第18
　　[4]见《燕行录·卷五十七·癸丑燕行诗·兰圃遗稿卷之二》第489页
　　[5]见《燕行录?卷六十九?赴燕诗》第215页
　　[6]见《燕行录?卷七十七?入燕记》第208页
　　[7]见《燕行录?卷九十八?燕行记略》第63页
　　[8]瑞洵（1858～1936），博尔济吉特氏，字信夫，号景苏、井苏，又号坦园、金山使者、天乞居士，满洲正黄旗人。室名散木居。为文渊阁大学士琦善之孙。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六年四月，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国子监司业、侍讲学士、顺天乡试考官、功臣馆满总纂、国史馆协修。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一职。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科布多参赞大臣一职解职。其主要著作有《散木居奏稿》二十五卷、《犬羊集》《犬羊集续》各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