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在多重压榨下，运军是怎样应付的？
　　明、清二代，运军士兵作为社会底层，受到了天灾人祸种种迫害，在漫长岁月中，经历了数不尽的磨难，不时还有性命之忧。为了生存，我们以各种方式同自然界，也同社会各界伸向他们的黑手进行搏斗。他们千方百计搜罗财物，以应付各级官吏的剥削；他们还结成“罗教”团体（青帮的前身），以维护自身权益。在此期间，他们的一些作法是不好的，社会效果的恶劣的，他们中间的有些人甚至成为了刁恶之徒。但，是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变成了那个样子。

　　一、借船生财。自明代洪熙元年（1425）起，明政府作为鼓励运军完成漕运任务的一项措施，允许运军随船附带货物（当时称“土宜”）沿途出售，以增加收入。成化元年（1465）明政府免除了运军随船土宜的课税，运军获利也因此较一般商人丰厚。成化十年（1474），明政府规定运军随船土宜“每船不得过十石，违者盘检入官。[1]”正德六年（1511），明政府为了鼓励运军多运粮进京，规定运军在江南州县收兑漕粮时，允许收购百姓余粮到北京出售。嘉靖三十九年（1560），漕船随带土宜的数额已从10石放宽至40石。万历七年（1579），为使南粮北运顺利进行，同时也使运军能够应付沿途的各种使费和勒索，“许每船带土宜六十石”。同时还规定，如果漕船遇到水浅难行的河段，需要当地小船驳运时，必须由运军自费雇用驳船将土宜驳运之后，倘若漕船仍不能前进，才可以动用官银雇佣驳船驳运漕粮。对于白粮船，明政府从一开始就规定每船可以附带土宜40石，比官军漕船略为优惠。万历二十六年（1598），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记述沿运河进京的见闻时说：“无数装有贡品的船只正络绎不绝地驶往京城，许多船只都没有达到满载的吨位，商人乘机用很低的租金租借空舱。这样，可以向京城提供当地不生产的许多东西，互易所需，减少京城向外的必要的求援。因此有人说，北京什么也不出产，而北京什么也不缺乏。[2]”可见，运丁已将随船商运的收入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清康熙二十年（1681）南方大旱，运河水浅，漕船航行迟缓，大部分误期。为使漕运顺利，清政府禁止运军随船夹带商人货物并附带土宜。运军被剥夺附带土宜后，很多人消极怠工，有的甚至烧毁漕船报损了事。清政府无奈，只得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放松禁令，并将主张禁止附带土宜的漕运总督王樑革职。当时江西、湖广每年北上漕船有2000多只，每只漕船上满载商货，还在船尾拖带木筏，筏上装载商人货物，沿途强行拒绝钞关查验。运军在造船时私自加长加宽，以求多载货物多得收益。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运丁在打造漕船时，“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清康熙十七年（1678）规定，内河漕船载重量为每只400石。二十二年（1683）又规定内河漕船载重量为每只漕粮500石土宜60石，共计560石[3]。但到了雍正年间（1723—1735），漕船载重量已达1000余石。到乾隆五十年（1785），江南漕船载重量都在2000石以上。据魏源记载，“江西、浙江之船则巍然如山，隆然如楼，……入水多至五尺以上”，每只漕船“复携二三剥船（用于装载货物的小船）以随之”，致使随处搁浅。嘉庆十七年（1812）漕臣甘家斌奏称：“江、广粮船宜严禁私带货物也。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漕船笨重，入水较深，闻帮丁疲乏，每于例带土宜外，添带私货。[4]”可见，随漕船带运的商货数量远不止明清政府规定的数额。一些运丁在漕船兑完漕粮以后拖延时日，以期招揽货物，赚取脚价。《漕河一瞥》记述回空漕船在张家湾揽载的货物有腌猪、牛皮、猪鬃、谷物、豆、芝麻、桃子、梨、枣等，“百十成群，名为回空，实则重载，违禁违法”[5]。有的回空漕船经过天津产盐区时，违反禁令夹带私盐南返。少数水手甚至私藏凶器枪械，强力抗拒钞关查验。雍正二年（1724）闰四月，清政府再次重申严禁回空漕船夹带私盐及闯闸、闯关、拒捕杀人，并规定将为首者斩立决，从者充军[6]。运丁水手长期生活在江湖上，流动性是他们的显著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需要彼此间互相依靠。一船一地的帮船、乃至一府一省的帮船水手形成了帮派团体。但自清初运丁中广泛建立罗教团体以后，运丁违反朝廷法律的事情越发严重。雍正十三年（1735）发生了江南漕船水手聚众抢劫沿岸村庄财物的案件。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政府特别允许空、重粮船领运千总带鸟枪一杆，以防不测。
　　二、盗卖漕粮。明代以来，运军盗卖漕米在漕运过程中司空见惯。监守自盗，习已为常。运丁将新粮及自己利用空余舱位私带的粮食沿途高价出卖，抵达通州时再以低价从当地奸商手中买进霉变的米石，掺进漕粮上纳。这种违法手段在当时形成一个专用名词，叫“水次折干盗卖”。明朝制度规定，运军在收兑漕粮时按一尖一平收受，但运军总是使用各种手段巧取多收漕粮。多收的漕粮除应付各种勒索外如有赢余，就在沿途售卖，以图赢利。
　　运军发生“水次折干盗卖”后，常在张家湾粮商处购买陈米，通过行贿，与仓官、仓役相勾结，将陈米交仓。据《通粮厅志》记载，当时“京军每岁通州支米六次，总计一百二十余万石，虽人止一石，惜费脚价，多贱售于（张家）湾中势豪棍徒，年年囤积，以待运家买以掺和。其好米沿途盗卖，侵欺无算。[7]”另外，有的漕运军丁、水手在舱底洒水和石灰铺底，由于漕粮都是散装在船舱中，所以到达通州时往往体积涨发，入仓过斛时得以以少充多[8]。
　　当时蓟州（今河天津市蓟县）产白土，掺入粮食后可增加粮食体积。蓟运河沿途一些商贩将白土出售给漕船运丁，运丁回空经过天津时再将白土转售给北上通州的漕船。乾隆七年（1742）给事中长柱奏称：蓟州地方出有白土，蓟运回空船只往往带来转卖粮船，舂细过筛，掺和入米，一经发热，便使米润染。为此，请政府命令蓟州文武官员监视回空粮船，不许在当地购买或刨取白土装带上船。如有违令不遵，将该粮船旗丁及知情卖土铺户一并治罪[9]。嘉庆十四年（1809），天津官府拿获向运军出售涨米药的奸商杨秉濂、王文德。二人分别在西沽和杨柳青将涨米药，如将五虎、下西川、九龙散等药物，卖给了扬州二帮第十号船李姓水手、十一号船汪姓水手及新安民船李姓各1次。买药漕船水手也一并拿获。嘉庆二十五年（1820）御史张圣愉奏称：不肖旗丁以石灰洒在漕米上，暗将温水灌入船底，又借作饭之机用炊火熏蒸，希图米粒涨发，每石多出数升，盗卖获利[10]。同治三年（1864）四月，御史富稼奏称：漕运河道两岸住户，多大多在院落中开掘地窖，和往来运输漕米、铜、豆的运军、船夫勾结，偷窃铜、米，代为窝赃。其数量之多，已是沿河比户皆然，虽拿获多名，但尚未能搜寻到真凭实据，请派员将沿河住户地窖一律平毁，以绝弊端[11]。
　　三、勒索州县。运河自江南至通州，长达3500余里，沿途关卡官员吏役都向漕船运丁贪索银钱。乾隆年间（1736—1795），漕船由州县兑粮到通州交仓，“总计每帮漕（船）须费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12]。平均每船开支10两至20两，为数尚不很多。嘉庆（1796—1820）以后，数额骤增，运丁入不敷出。如嘉庆五年（1800），湖州府漕船沿途及在通各项开支增至810两，而出运一次应领款项只有380两至420两，缺口达390两至430两。嘉庆十二年（1807）苏松粮道邱树棠将江南各府帮船入不敷出情形作了一次估算：松江府漕船每次出运亏欠银400余两，苏州府、太仓州漕船每次亏欠银200余两，镇江府丹徒、丹阳县漕船每次亏欠银100余两[13]。
　　清中叶以后，随着各地漕务官吏贪索无度，运丁入不敷出成为常态。出路何在，主要途径当然是取偿于兑粮州县。
　　运丁向兑粮州县索取帮费有各种名目。在收兑漕粮之前，先要“铺仓费”，在兑粮上船时，又要“米色费”，在漕船离境时要“通关费”和过淮安关的“盘验费”等等。嘉庆四年（1799），兑运常州府宜兴县漕粮的运丁，“因见米色不纯，遂尔借端需索，从前每船一只不过帮贴一二十两，后则增至一百数十两及二百两”[14]。嘉庆五年（1800），兑运苏松太三府州漕船，每船得帮费银300两[15]。嘉庆十四年（1809）兑运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府漕船，每船得帮费银500两至800两[16]。嘉庆二十四年（1819）兑运江苏昆山县漕粮运丁索取帮费，“每船洋银九百余元至一千余元”，兑运信阳县漕粮的运丁索取帮费，“每船银洋六百余元至一千余元之多，仍未满其欲，将通关米结留难”[17]。道光四年（1824）高家堰溃决，漕粮需要盘剥，运丁增索帮费；道光六年（1826），减坝未合，回空船滞留河北，运丁又增索帮费，这时每船帮费增至银元1000元。道光十二年（1832），兑运苏松二府漕粮每船帮费更增至1300—1400元，运输白粮漕船每船帮费则增至3000元。道光二十九年（1849）兑运浙江省漕粮帮费，每米一石合银2两，每船约合银1300—1400两[18]。孙鼎臣在《论漕》中记录了帮费增加的情形：“雍正初，一船（帮费）才银二十两，及嘉庆五年（1800）议增至三百两矣，十五年（1810）复增之为五百，递增至道光（1821—1850）初乃七、八百”[19]。
　　运丁向州县增索帮费，常以米质不佳为口实。道光二年（1822）巡漕御史董国华在奏折中说：运军在兑粮时需索过多。遂意时，米质低劣也无所挑剔；不如其意则米质上佳也会百般挑剔，拒不收兑[20]。州县官交兑漕粮有一定期限，为防止运丁借口拖延，只得设法增加帮费以“遂其欲”。据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在奏折中说：运军到州县兑收漕粮时，常常需索帮费。在咸丰初年，每收兑1石，州县除了要付给截漕银3钱4分6丝以外，还要贴给制钱1000文。帮费一日不清，则漕船一日不开。州县官惟恐耽误运期，不得不加大向粮户的摊派，以满足运军的贪求[21]。
　　漕政腐败，被各级漕务官吏贪索所逼迫是运军贪索的重要原因，运丁索取州县，州县转而索取百姓。各级漕务官吏贪壑始终难以满足，那么，运丁对于帮费的贪索也就不会停止。整个漕运年代，这种积弊就会一直存在。
　　[1]万历《明会典·卷27?会计三?漕禁》，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十章：元、明清漕运和北京的经济生活》第409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2]参阅《中国运河史》第511页。燕山出版社1989年出版。
　　[3]《清会典事例·卷202·户部51·漕运·漕粮运船》。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八章：清代北京的漕运》第286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4]《续行水金鉴·卷118·运河水·章牍46》。转引自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八章：清代北京的漕运》第286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5]参阅{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第88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出版。
　　[6]《清世宗实录·卷19》，雍正二年闰四月癸未。转引自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八章：清代北京的漕运》第282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7]《通粮厅志·卷9·艺文志·表》，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九章·元、明、清代京、通的仓弊》第351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8]《清会典事例·卷207·户部56·漕运·重运例禁》。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八章：清代北京的漕运》第291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9]《清高宗实录·卷175》，乾隆七年九月丁丑。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八章：清代北京的漕运》第291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10]《清宣宗实录·卷5》，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乙亥。转引自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八章：清代北京的漕运》第292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11]《清穆宗实录·卷100》，同治三年四月庚寅。转引自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八章：清代北京的漕运》第292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12] 乾隆《漕运全书》。转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4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3]《议漕折钞?卷3》，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两江总督孙玉庭奏疏。转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7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4]《清仁宗实录·卷49》，嘉庆四年七月丙子。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8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5]《议漕折钞?卷3》，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两江总督孙玉庭奏折。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8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6] 光绪《漕运全书·卷88》，御史程国仁奏折。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8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7] 《清仁宗实录·卷358》，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壬午。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8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8] 光绪《漕运全书·卷88》。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8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19]《清朝经世文编·卷52》载孙鼎臣《论漕》。转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8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20] 清档，道光二年闰三月初七日福建道董国华奏折：“遂其（运丁）欲则低色为佳，拂其意则讫圆亦丑”。 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7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21]《清朝经世文编·卷37》，同治三年左宗棠奏折：“旗丁需索帮费，如咸丰初年，每兑漕一石，除给报部截漕银三钱四分六丝外，尚须由州县贴给费钱千文，帮费一日不清，帮船一日不开。州县惟恐有误运期，不得不浮收以填溪壑”。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317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