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运河，秦代称沽水，汉代名潞水，魏时名笥沟并用为漕运，唐代谓潞河、潞沙，金代为通济河成正式运河。元代称白河，明代谓潮白河、自在河、泗河、通流河、白漕。清·雍正四年（1762）定名北运河。
　　一.北运河，历史之河
　　1.北运河上源的两条自然水道
　　如果有机会，到陕西省碑林博物馆看石刻地图，你会看到，南宋绍兴六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朱色拓印的《禹跡图》。该图右上方嵌有一条汇入海河的“沽水”，沽水的上源分两支，一支源头标注“湿水”二字，另一支标注“高是山”的山名。

　　展开另一幅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编著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腹里图》你会看到，这一时期的舆图中，沽水上源已分三支河流，一支标注为温榆河，一支标注为白峙河，另外一支标注为朝里河。《水经注·沽水》云：“沽河从塞外来，沽河出自御夷镇西北九十里丹花岭下，东南流，大谷水注之……又南，九泉水注之，水导北川，左右翼注，八川共成一水，故有九泉之称……南过渔阳狐奴县北，西南与湿余水合，为潞河……沽水又南，左会鲍邱水，世所谓东路水也。沽水又南迳潞县，为潞河。”这里所说的沽河、湿馀水、鲍邱水即图中所说的温榆河（古称湿馀水），白峙河（古称沽水），朝里河（古称鲍邱水）。《畿辅通志·北运河水道》云：“北运河者，从其南段而名也，溯（su）上流则分三大支焉，东为潮河，中为白河，西为榆河，潮河即水经之鲍邱水，白河即水经之沽水，榆河即水经之湿余水也。”《水经注》、《畿辅通志》两段史料，说清了北运河上源的来龙去脉。
　　沽水即潞河，也是北运河的前身。“潞河”这个名字与通州早期行政建制和区域的水系不无关系。
　　潞县，西汉初年置，属渔阳郡。东汉因潞水改为潞县，就是今天的北京市通州区。

　　2.北运河上源的三条人工水道
　　由于漕运之故，北运河上源还先后开凿了三条人工河道。
　　展开《北京文物地图集·历代漕运河道》你能看到，北运河通州段有三条通州至北京的漕运河道。按开凿的时间排序，第一条，萧太后运粮河，开凿时间为契丹统和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004-1009）间。第二条，金口闸河，开凿时间为金大定十一年至泰和四年（1171-1204）间。此河道开凿成功后，由于河道经常淤塞，断断续续只使用了十年。元至元三十年（1293）郭守敬开凿成功的通惠河，利用的就是此河道。第三条，坝河，开凿约元至元十六年（1279）。此河明代弃用。
　　（1）.萧太后运粮河

　　谈及到萧太后运粮河，离不开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一段历史，即公元936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这一事件。
　　成书于南宋咸淳七年（1271）的《契丹国志》载有一幅“晋献契丹全燕图”，是现存最早的燕云十六州的舆图，图中标注：全燕地界“东至榆关九百余里，西至云中七百里，南至雄州二百四十里，北至古北口三百里。”这样，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包括北运河全部划归给了契丹。
　　公元938年契丹入主中原后，将契丹改为大辽。辽太宗时期改幽州为南京（燕京），开始兴建析津府（今北京城西南）。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南部分界，大致在今河北保定白沟至天津一线。宋辽对峙时期，双方以白沟为界，辽国建都的所需物资、粮食无法越界，只能从北方辽东运抵南京（燕京）。

　　为把辽东粮食物资运到南京，辽朝实行了海运，又开凿了内地的漕运河道。明代蒋一葵撰写的《长安客话》中载：香河县“境南有大龙湾、小龙湾二水，夏秋始合流，经宝坻界入海，相传为辽时海运故道。”据史料记载，从海上来的漕船，先入蓟运河河口，然后经大小龙湾逆流而上，至香河西北入北运河，由北运河上游通州里二泗，经张家湾萧太后河至左安门附近的十里河、八里河到达南京（燕京）城的东垣。
　　清人震钧撰写的《天咫偶闻》插图“辽金元明都城合图”中有：“今八里庄西有河名十里河，东岸有土城，土人名萧太后运粮河，城曰萧太后城。”的记载。由于辽金史料中，没有辽代萧太后开凿运粮河明确的记载，这条河是否真的是萧太后开凿的，早年不叫“萧太后运粮河”叫“三里河”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不管怎样，萧太后运粮河确实是北运河人工开凿的一条重要的水源。

　　（2）金口闸河、通惠河
　　展开《北京文物地图集·历代漕运河道》（见上历代漕运河道），你能看到开凿金口闸河的图示。《金史·河渠志》载：“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高梁水）、白莲潭（积水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
　　金灭辽后，又迫使北宋南迁。海陵王完颜亮于公元1149年自立为帝，并决定迁都燕京。所需大量的物资和粮食，需要从中原地区运输至京师，满足社会需求。自大定十年（1170）起，就有议案提出引卢沟水（永定河）以通京师漕运。金史载：“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 直至泰和四年（1204），此河才开凿成功，因经常淤塞，使用时间很短。
　　元世祖九年（1272），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定都大都。世祖十三年（1276），平定南宋后，开始从江南运输大量的漕粮至通州，再由通州陆路运至大都。但是，由通州至大都的陆路运输极为艰苦，尤其是潦雨时节，泥淖不可行，驴畜尸体，不可胜计。
　　世祖二十八年（1291），都水监郭守敬受命考察利用浑河（永定河）、滦河（古称濡水，元称御河）可作为漕运的水源。郭守敬经过认真考察，提出了关于水利十一事的治理建议，其中提到：“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
　　通惠河这一伟大水利工程，首事于世祖二十九年（1292）之春，告成于三十年（1293）之秋。通惠河完工后，漕船可以从杭州经过通州转剥船运至大都积水潭。这条黄金水道，也成为了北运河上源，人工开凿的重要水源之一。

　　历史上，有关通惠河的舆图很多，尤其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的石刻地图，有一段专门刻有皇都至通州明代改道后通惠河，极为翔实。图上标刻有沿河闸坝、桥梁、石坝以及相关文字说明。相关文字：“通惠河发源于神山泉，会马眼诸泉，经都城入内府，南出玉河桥，由大通桥至通州与白河合。”还有“大通桥、庆丰上闸、庆丰下闸、平津上闸、平津中闸、平津下闸、普济闸、永通桥、石坝。”等文字描述。清·康熙《通州志·州治图》详细标注了元代通惠河，流迳通州城两条河道南汇南浦闸，流向张家湾会入北运河的图示。这对我们研究北运河第二条人工河道，有很大的帮助。
　　（3）.坝河
　　展开《北京文物地图集·历代漕运河道》（见上历代漕运河道）图，你能看到位于通州城北，温榆河西岸元代开凿的坝河图示。此河道东起温榆河深沟坝经王村坝、郑村坝（东坝）、西阳坝（北岗坝）、郭村坝、常庆坝（尚家楼坝）至元大都城东门（光熙门）外的千斯坝，共七坝。
　　图中所示的深沟坝，距通州城北咫尺之遥，是漕粮从白河导入坝河的码头。《元史·河渠志》载：“先是，都水监相视白河，自东岸吴家庄前，就大河西南，斜开小河二里许，引榆河合流至深沟坝下，以通漕舟。”“于是访视通州城北通惠河积水，至深沟村西水渠，去乐岁、广储等仓甚近，……通惠河自通州城北，至乐岁西北，水陆共长五百步，计役八万六百五十工。”文中所说的通惠河积水，据有关专家考证，即通州城北的水泊（po）葫芦头，乐岁仓位置，推断为通州城北的盐滩村附近。

　　坝河，疏浚约在元至元十六年（1279）。坝河的前身是高梁河东注鲍邱水的旧河道。《水经注·鲍邱水》刘靖碑词云：“以嘉平二年，立遏（e）于水，导高梁河，造戾（li）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文中所说的“潞河之别源”的“潞河”即温馀水、鲍邱水、沽水的统称。
　　三国嘉平二年（250年），镇北将军刘靖驻守蓟城时，利用东汉以前的漯水故道（即今永定河前身）引入高梁河为上源，水流乘车厢渠自蓟（今北京）西北经昌平，东尽渔阳潞县，灌溉田亩万顷有余。两水在今西直门外附近汇合，又东流至德胜门一带分两支，一支向南穿过蓟城，再向东南流至通州汇入潞河。另一支沿今北护城河向东，经坝河至通州入温榆河。故此，有关专家推断，坝河的前身，应该是公元262年，刘靖引高梁水灌溉蓟城东部万顷良田，会于潞河的故道。此仅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但不管怎样，此河道是北运河上源一条重要的人工水道。
　　3.北运河的下源
　　北运河，按京杭大运河所流经区域划分，北起北京通州北关闸，南至天津三岔河口。鉴于对北运河下源所属流域弇陋之识，不敢妄加饶舌，只将手头几幅舆图，提供给有关专家做参考。

　　第一幅，天津至京都水陆地理全图（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该图绘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该图按中国公尺丈量校准绘制的，丝毫不紊乱。所绘比例尺、里数、分寸、水深等，都有具体图示，以备阅图者稽查。
　　图中文字标注的，由天津鼓楼中心起至京都朝阳门的里数：陆路共二百三十里半一百三十一弓；水路由天津三岔河起至京都东便门，水路三百一十二里四十三丈。沿岸的城池、村镇均有名目。对陆路官道线，人行便道线等，用箭头、黑点标注。天津至通州的河路，水浅、城池、村庄远近等均以图尺校准。
　　从图中文字表述上看，河路所属地区的测量较为详细。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图所用地名或文字用法与现今有所不同，如“较准”，现在用“校准”；通州地区地名胡古庄、李兒寺、小神庙等与今天的胡各庄、里二泗、小圣庙的地名，文字描述有些差异。其他地方可能也有类似文字用法、地名称谓与今不同的标注。
　　该所绘通州段，城内外均用轮廓反映，非常简约。值得注意的是，此图河道标注与今有些不同，如通惠河标注为运粮河；从东门外流向张家湾一条河道未标河名，也未有文字说明，推断为元代的通惠河。图中标注的文字有水、旱两路。从州城至八里桥的距离：水路通州城至八里桥，十三里半零十九丈，旱路通州至八里桥，八里零一百九十弓；另有水、旱两路从八里桥至京都齐化门、东便门的距离：水路八里桥至东便门，三十一里半零三十二丈五，旱路八里桥至齐化门三十里零半里三十三弓。
　　“天津至京都水陆地理全图”共分七部分，每一部分都用 “接二、接三”等提示，为我们研究清代北运河水、旱两路以及周边的情形，水、旱两路的里数等，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第二幅，通州至天津北运河图（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该图应该绘于清代。主要图示，北运河由通州北关闸至天津三岔河口，流经地区两岸的河道现状、主要支流、需要拟建的项目、挑挖的河道、以及沿岸的村庄、重点区域等都作了标注，为我们研究那一时期的北运河相关数据，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朝鲜使臣崔浦（pu）所著《漂海录》一书，记录了他沿北运河进京沿途所经行之地如：丁字沽、桃花口、蒲沟儿、下老米点、杨村驿、南蔡村、北蔡村、白庙儿、上码头、河西务、土门楼、和合驿、马头、沙古堆、里二泗、长店儿等地名、村名该图均有标注。文中提到的张家湾是浑河口（永定河支流凉水河口），乃诸路贡赋朝贡、商贾之船集聚的地方。
　　还有“平津保一带全图”“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京都至天津段”等舆图，在此不再做解释。
　　从文化角度讲，北运河，是人类基于自然的基础上所做的物质表现与精神文明的统一体的文明之河。因此，北运河的形成是人类活动的结晶，是精神内在的图腾，是文化的。是人类历史、地理、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审美情趣等等具体的反映。
　　二.北运河，文化旅游之河
　　北运河，是先人们利用自然河道开凿的惠及子孙后代的开放之河。北运河的开通，极大地促进沿河两岸区域的自然、生态、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成就了历代京城以及沿线城市的繁荣与发展。
　　千百年来，无论是古代还是自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在北运河沿线汇聚了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北运河故道、桥梁古塔、亭台楼阁、古典园林以及文学艺术、地方戏曲、民间曲艺、饮食文化、人文景观等等。既是北运河文化丰富内涵的具体体现，也是北运河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如何利用这些文化内涵和宝贵资源，加速推进北运河文化旅游带的建设。既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也是借助北运河，创建国家级5a景区的具体任务。下面我就利用历史舆图，解析北运通州文化旅游带建设的现实意义。
　　1.自然资源是北运通州文化旅游的核心资源

　　展开《通县志要·水系图》你会惊奇的发现，流经通州区域内的河流像一张网贯穿着整个通州区域，尤其是流经通州城区的河流，很像展开的渔网，构成了世间少见的多河聚散，天赐水景的旅游去处。这张展开的渔网，纲是北运河，目是潮白河、温榆河、坝河、通惠河以及元代穿城、绕城流向张家湾的通惠河。
　　在这张网中有三条支流未被编织进来，一条是中坝河，温榆河支流；一条是小中河，潮白河支流，以及解放后开挖的运潮减河。这么多河流聚散于以塔为中心通州城周边仅几平方公里内，实属世间少见。近年来有人将这张网的网眼，称作为五河交汇对外宣传，有专家提出用词不准确。因为，河水不可能只汇不流，我也有同感，如果修正一个词，将“交汇”改为“汇流”是否符合逻辑。
　　五河汇流，这一天宫造物的自然资源，如何打造北运河文化旅游带上，南北两处最佳旅游牌景点——即五河汇流与三岔河口。编写五河欢渡和九河下梢新的传说，是我们面临的新的课题。
　　世事沧桑，历史进入到本世纪，北京市、区两级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水域投入巨资，治理这一水域的脏、乱、差的问题。先后多次疏挖河道、拓宽水域、清淤排污、扩建污水处理厂、铺设排污管道、建立污水处理系统等。如今，这一水域绿色植被占据所有空余空间，水清岸绿、鸟语花香、季节候鸟，逸兴遄飞。新建的桥梁跨越这一地区水域东西南北，纵横交错。公路如丝如带，编织在这一水域两岸。辟建的河道绿带走廊，伴随着柳树槐杨，兰花绿草，蜿蜒崎岖卧于两岸。运河西岸高楼耸翠，日新月异。
　　由于时间关系无法为大家提供具体数据，只能找一些形容词来描绘“五河欢渡”如今的现状，我想“九河下梢”的天津三岔河口或许比这儿更好吧？！
　　2.文化资源是北运通州文化旅游带建设的基础资源

　　曾几何时，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时指出：“通州有不少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强调，要保护好、传承好、运用好大运河文化。
　　1.遗失的漕运遗址
　　展开《通县志·通州城河道图》你会发现，流经通州城的有限水道上，标注着五桥，五闸，四坝、三仓漕运基础设施，这是通州特有的漕运遗址现象，虽然现在均已消失，但其背后所包含的漕运文化，却是通州地区文化旅游与别处不同的必修课题。按照其所发生的时间，简单陈述以下：
　　金代柏木桩闸
　　《浩瀚长河·通州上下两千年·通州运河闸坝》一书载：“金代闸河上的闸位和技术，我们已无考。但1998年治理通惠河时，于八里桥东发现一道柏木桩，由此可知金代闸的基础做法。”通惠河的前身为金代开通的金口闸河。金口闸河的开通，原于翰林应奉韩玉建议借高梁水（高良河）、白莲潭（积水潭）诸水源，并在开凿漕河时修建数座水闸，以蓄水通航。所发现的柏木桩闸，也许就是金代的河闸，位于今八里桥东段。
　　元明两代普济闸、通流闸、减水闸二、南浦闸
　　《元史·河渠·通惠河》载：“其坝闸之名曰：通州闸二，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杨尹闸二，在都城东南三十里。”
　　成宗元贞元年（1295）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创造闸坝……通州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广利，杨尹闸改名溥济。”
　　武宗至大四年（1311），省臣奏报：“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后至泰定四年（1327），历时十六年，将通惠河上木桩闸全部改修成砖石闸。
　　至元二十八年（1291），都水监郭守敬利用浑河、滦河之水，引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榆河、一亩泉、玉泉诸水，开通了通惠河，并利用科学的方法，建水闸二十四座以梯航蓄水通航。位于通州普济闸下游至通惠河入北运河，闸坝有四座。通州（通流）上闸，在今西火车站附近，通州（通流）下闸，在今梨园镇王家场附近，河门（广利）上闸，在今张家湾镇土桥村中，河门（广利）下闸，在今张家湾镇皇木厂村南。
　　普济闸，在通州西十二里，距平津下闸十三里，至元二十九年（1292）置杨尹木闸，旧有上、下二闸，相距五里。元贞元年（1295）改名溥济。延佑中期（约1314-1319）改砖石结构，并二闸为一闸，改今名。
　　通流上闸，通流上闸，按《康熙·通州志·州治》图示，位于今八里桥附近。至元二十九年（1292）郭守敬修挖通惠河时所建，延佑中期（约1314-1319）改砖石结构。
　　减水闸，通流闸至明嘉靖七年（1528），重修通惠河时，为防水患，将庆丰上闸、平津中闸，拆运通州西水关外（今天桥湾附近），创造石闸一座，改名减水闸。平时闭版积水，一遇发大水，既启版泄水，深为两便。此闸因拆两座闸的石料所砌，所以宽大，水从闸上溢流，发出巨响，故也称响水闸。
　　南浦闸，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保障护城河水能够转运土坝漕粮顺利运到中、西二仓，在州城东南角修建了一座南浦闸（也叫南溪闸），在其右侧建滚水坝一座。
　　清代减水闸，清·康熙《通州志》：“减水闸，在北门外里河葫芦头，本朝康熙三十六年（1697）建。”此闸位于葫芦头北岸，因与前闸重名，故称新滚水坝，俗名水簸箕。
　　元明两代滚水坝
　　《石坝须知》载：“里河滚水坝在各闸者，庆丰一，平津上一，平津下及普济各二，普济至葫芦头三，南浦一，凡十处。”
　　《再续行水金鉴·运河卷》载：“是年，通州葫芦头滚水坝、西门外滚水坝既普济闸滚水坝各一座，又葫芦头减水闸一座，倾圮损坏。”
　　坝，词语解释：“截住河流的构筑物。”滚水坝，其实就是低溢流堰，一种高度较低的的拦水建筑物，其主要作用为抬高上游水位、拦蓄泥砂。一般来讲，坝闸是水利工程不可分割的配套设施。
　　普济闸滚水坝，普济闸有滚水坝二处，即普济上、下二闸处。至元二十九年（1292），与杨尹木闸，同时兴建。今杨闸处还能见到其滚水坝的现象。
　　旧滚水坝，按《康熙·通州志·州治》图示，位于今八里桥附近。至元二十九年（1292）郭守敬修挖通惠河时，建通流闸时附带的水利设施。后为了与减水闸滚水坝区分，称旧滚水坝。
　　减水闸滚水坝，减水闸滚水坝，位于西水关减水闸处（今天桥湾附近），明正德（1505-1521）年间治理通惠河时建。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减水闸的安全，减轻大水的冲击，根据地形情况，在主河道上挖一条月河附导流，并设有月城。为了与前滚水坝区别，称新滚水坝。《康熙·通州志·州治》有图示。
　　清代葫芦头滚水坝，坝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建，在石坝北侧葫芦头北岸，是减水闸附带的水利设施，也是普济闸至葫芦头处第三座滚水坝。
　　石、土二坝
　　明嘉靖七年（1528年），巡按直隶御史吴仲重修通惠河的时候，把元代通惠河过普济闸后，沿通州旧城西护城河南拐，又沿南护城河至城东南角过南浦闸；和沿旧城西水门，穿过城中出东水门，沿东护城河过南浦闸，汇西南护城河流至张家湾携凉水河入北运河的这条河道的河口，从张家湾挪到了州城北门外。并在这条河上始设了两个漕运码头，一个是土坝，在通州旧城东门外，一个是石坝，在旧城北门外。
　　石坝，《通惠河志》载：“石坝一座，在通州北关外。嘉靖七年（1528）新创，工程之费于闸半之。”
　　《石坝须知》载：“旧筑土堤长若干丈，堤外又筑板坝若干丈，以资保障。……南船来往，停泊坝外，篙眼积如蜂窝。”
　　通州北门外的石坝，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拦河坝，这座宽大的石坝，主要功能有二，一是为了防止湍流水急的冲击，另外兼做码头。通惠河，又名里河漕，这座石坝就是里河漕运码头。
　　石坝、土坝是朝廷颁诏钦定的漕运专用码头，任何私人商船客舫一律不准停靠。两个码头，是因为漕粮按照项目征收，分征兑和改兑两大类。所谓正兑就是按照定制，正式应征的漕粮，多属质地较糙的白米（机米），供作旗兵军饷、旗人俸米之用，也称军粮，由石坝验收后转输京城各仓；改兑是由其他税项改兑征收的漕粮，是质地精细的白米（精米），故也称白粮，供应宫廷和京官需用，在土坝验收后运入通州中、西等仓，可见这两个码头是有明确分工的。
　　石坝之西开有“泊船潭（因潭似瓢葫芦，人称之葫芦头）”，以便驳船（转运漕粮的小船）停靠。驳船在葫芦头装满漕粮，依傍减水闸（俗称闸簸箕）入里河沿的一段护城河西行，再傍减水闸入通惠河，过八里桥经普济等五闸，到大通桥。
　　土坝，土坝，位于大河沿二道堤，是验收改兑漕粮，转输通州城内中、西二仓的漕运专用码头，并设黄亭以示界分。
　　土坝码头的前身是沽河（白河）上的一个渡口，秦拓驰道于天下，蓟襄驰道由此通过。明代洪武年间在州城东门外罗家口设船建东浮桥，后屡建屡被洪水冲毁。清代，帝王东陵祭祖均由此通过。由于漕运之故，码头上遗存下一系列文物、文化遗存：例如漕运专用的二道堤（似石坝的葫芦头，剥船由护城河转运州城内漕粮的专用水域，）；因漕运形成的东关大街、兴盛的十八个半截儿胡同、设建的东黄亭、慎易堂、督漕公廨、掣（che车）斛厅以及与其有关的潞河驿、斗姆宫、善人桥、文昌阁、药王庙、东岳庙等等。更值得关注的是，由此而形成的街巷文化、胡同文化、商业文化，以及近代史中的爱国主义文化等等，均可作为北运河文化旅游带新开发的项目。
　　以上所列举的漕运遗址，只是一部分，是否可开发成北运河文化旅游带上的“漕运遗址文化公园”有待理论支持。
　　下面谈谈通州地区现存的几座古建筑物，其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通州塔
　　光绪《通州志·城池图》标注的“文殊塔”即“燃灯佛舍利塔”始建于北周元年（557）。图中所标注的“文殊塔”与塔院佑圣教寺有关，因为佑圣教寺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而文殊菩萨是释迦摩尼佛的左肋侍菩萨。
　　通州塔，是通州地标性建筑。通州塔初为土塔，是道家镇水的镇物。查阅史料，在河边的高地设立镇水降妖镇物至少从我国秦代就有这样的传统了。另外建塔镇水妖与潞县县治从潞河东迁址潞河西不无关系。
　　潞县县治迁至今址，始于北齐(550-577)年间。因城址位于潞河畔，所以先在潞河高地段，设立镇水之物再迁址，是符合中国风水学传统的。初建时，很可能是土塔，而且也不一定叫塔，可能只是道家镇水一类的建筑物，形状似塔。
　　诗咏。通州塔自建成之日起，在历代文人官客吟诵塔的诗句很多，最著名的当属清代诗人王维珍的一首 “云光水色运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至今通州人常引用“一支塔影认通州” 对外宣传，便也成为口头语。
　　传奇。通州塔，在历史进程中，有一道靓丽奇特的景观。塔尖上生有一株古榆树，树龄约在200年左右，一段时间内，成为通州人对外宣传的一段佳话，引来无数游客驻足观看。1987年修缮此塔时，将塔榆移至葫芦头南侧，至今依旧存活建在。
　　传说。通州塔，每逢除夕 佛灯出现在通州塔尖上，数百道佛光，向天外映射，就连百里之外的盘山诸寺都萦绕着佛光。佛光，传说是塔中的舍利光。舍利光与孤山宝塔上的佛光遥相呼应，煞是奇观。孤山，位于通州与三河交界处，旧时属通州。通州八景中的“平野孤峰”指的就是孤山。
　　其次，传说宝塔下通海，有铁链锁着两条鲇鱼精，因其经常兴风作浪，无人能够镇压住它，便请来清朝大学士纪晓岚，将鱼亲自锁住，从此风平浪静、再无水患。
　　传颂。1900年8月，这必定是不能忘却的日子，八国联军沿运河北上，于通州土坝弃船登岸，入侵通州城，将整个通州城付之一炬，通州塔也没有逃过此难。据史料记载，由于此塔为砖塔，高大坚固，侵略者对其无可奈何，就将塔上的铜铃当靶子打，击落的铜铃被他们掠走。在这次浩劫后，宝塔依然挺拔高耸，屹立在烽火硝烟中，呈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象征着通州人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依然传承不衰。
　　永通桥
　　永通桥，在通州古建筑史上的知名度，仅次于北周创建的通州塔，甚至因为1860年的那一场耻辱战争，名扬世界。永通桥570多年的流光岁月，就是对自身和所属地区这段历史的映射。
　　新编两则传奇故事。
　　李时勉受邀撰写永通桥碑文
　　《通州志（光绪）·艺文志·碑记》：“阮公与侍郞公来请余记，昔文王作台于苑囿，固无预于民事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诗人又被之歌咏传诵无穷。今皇上命建此桥，实所以惠利于人，而人心踊跃欢忻以趋其事者，诚无异乎文王之时，亦何其盛哉。是故不可无所记述以传示后世，因二公之请特为记之。”
　　明正统十一年（1446），十二月十九日，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弃官回归故里，乘船沿通惠河向东行至永通桥，正赶上永通桥落成典礼。他的学生宫内监阮安，侍郎王永和见到李时勉，邀请其撰写碑文。李时勉曾经反对过成祖迁都北京和在京城大兴土木，因此事两次锒铛入狱，见此大兴土木有些不快。当走到永通桥边仔细观看，很惊讶！如此壮观美丽的永通桥，确实是建筑史上的奇迹，也确实给两岸交通带来方便，于是欣然诺许，撰写了《赦建永通桥碑记》，并赋诗赞之。
　　杨潞桥雪夜探访文征明
　　《通州新志（雍正）·寓贤》：“文征君，名征明，字征仲，长洲人。以其先世衡山，又号衡山。能诗，工书、画。明正德中，尚书李克嗣荐于朝，召拜翰林院待诏，修国史、侍经筵，寻乞罢。疏三上，告归，道过通州，阻冰潞河，因寓焉。与州人杨太宰善，为画潞桥图并题诗赠之。”
　　百尺飞桥潞水隈，尚书桥畔草堂开。
　　横空彷佛晴虹见，落日遥分野色来。
　　一笑休论题柱事，百年自是济时才。
　　主人漫有幽居念，身系苍生未许回。
　　据考证，嘉靖二年（1523），文征明接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进京，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低俸的翰林院待招。三年后，任职期满，当赴吏部赴职，深思熟虑后决定弃官回归故里，经多次上疏乞归，才被批准。明嘉靖五年 (1526)，十月十日那一天，乘船沿通惠河行至八里桥时，遇大雪封河，无法行船，被迫停留此地，与杨行中有过交往。
　　杨行中(1489-1572)字维慎，号潞桥，明代通州人。嘉靖二年的进士，曾任刑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通州志略》的作者。
　　诗中所提到的“百尺飞桥”，即指八里桥。明·周之翰、清·尹澍“长桥映月”诗中“晴虹百尺抱江孤，芳草雕栏赛画图。” “长虹百尺卧城西，水影天光云影溪。”也用“百尺”数字，形容八里桥的长度。诗中提到“尚书草堂”，应该就在八里桥北岸。康熙《通州志·州治图》所标注的杨家闸（宅），推测为杨宅。
　　传说。相传，清·乾隆帝曾带着刘墉、和珅路过八里桥。见到壮观秀美的八里桥，乾隆帝心情大悦，突然得出一上联:“八里桥何为八里?”命二位爱卿对下联。刘墉顿时想起刚才路过的三间房，随口说出:“三间房岂止三间?”不仅对仗公正，而且八里桥和三间房都是通州的两处地名。
　　“扒拉桥”的传说。八里桥有个别名，叫“扒拉桥”。相传，八里桥桥基打好了，三个拱桥洞——两小一大成形，就在中间那个大桥洞快要完工的时候，有个窟窿说什么也堵不上，搬块大石头，放不进去，换块小石头，又掉了下来。这可急坏了工头，站在一旁的小石匠，猛然想起，有个从天上下来的一位老汉曾凿过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于是小石匠把那块不起眼的石头搬来，往里一放，窟窿堵上了，就是有点晃动，可是又掉不下去，也拿不出来，用脚尖儿一碰石头还能活动呢。就这样，八里桥便落下了个“扒拉桥”的别名。据说，从天上下来凿石头的老汉就是鲁班。
　　诗咏。通惠河通州段，由于京城诸水汇聚的缘故，形成了大片水面和大小不一湖淀。辽阔的水景，蜿蜒的溪流，柳荫环抱的堤岸，小桥流水人家，构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景观，景色极为优美，尤其在月光的映射下，永通桥点缀其中，恰似人间仙境，奇幻深邃。历代诗人官客用“长桥映月”赞美这一天工造物景象，并与“卢沟晓月”“断桥残雪” “灞桥柳雪”“枫桥夜泊”等相提并论。
　　京郊大地上，咏月与桥最著名的景点，当属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而通州八景的“长桥映月”奇幻佳境，与“卢沟晓月”形成京郊大地东西两处，赏月观景的最佳去处。
　　明代王宣任通州分守时，见到永通桥周边的美景，曾用“光映素蟾涵宇宙，影随碧水晃玻璃。”形容天空中月亮光，映射下的永通桥，晃动的身影映在河水中，透明的如同玻璃清澈明亮（素蟾，月的别称）。
　　清代诗人戴璇：“坐听桥头逝水过，渐看皎月出银河。”；清代诗人尹澍：“长虹百尺卧城西，水影天光云影溪。”均描写了水光月色与桥共同构成的美景，自己恰如乘桥追月，栏倚长空。十分形象地赞美了永通桥天人合一自然景观。
　　大光楼
　　通州大光楼，应该是明嘉靖七年(1528)，吴仲督建通州石坝时附带的漕运基础设施之一，是官吏处理漕务的办公楼。
　　大光楼的“大光”二字，取自《周易·益卦》：“益，损上益下，民说无誓，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其含义，告诫官员，要谨记减省于上，增之于下，民众就会无限欣喜，从上施利于下，其道义就能大放光芒。
　　史籍文献中，专写大光楼的文章不多，诗文也极少，但篇篇精彩。清代诗人李焕文作：
　　雄关纵目大光楼，八省军门此筑驺。
　　玉粒香秔（jing）齐挽粟，吴头楚尾竞停舟。
　　帆樯林立人如蚁，灯火星罗浪泊鸥。
　　万国梯航兼贡献，宝夷蛮女尽怀柔。
　　大概意思，站在雄关（指燕都），极目远望通州大光楼，八省军门在此兴建停靠马匹车驾的场所。此处挽留住南方八省的运来的粮食，以及吴头楚尾的船只（吴头楚尾是指江西省北部和安徽省西南部，这两处境内春秋时期是吴、楚两国交界的地方，故有吴头楚尾之称）。停靠在大光楼周边舟楫上的桅杆，像树木一样林立如簇（cu），码头上往来穿梭的人群像蚁群一样繁多，昼夜奔忙。此处的灯火星罗密布，象天空的星星和棋盘上的棋子那样分布着。还有许多的鸥鸟穿梭于此，衔觅岸边遗留下的粮食。万国，是一个多义词，这里指长途跋涉的朝鲜、日本、琉球等国使臣，匆匆忙忙弃船登岸进京奉贡。尊贵的东夷蛮女（元代称东南部的汉人为蛮人）尽揽在这块风水宝地怀中。
　　康熙癸酉（guǐ yǒu）举人，官内阁中书张埙在大光楼上题诗：“楼中绝好仙人宅，楼下人歌得宝歌。云水倚栏思独立，那知官事急如梭。”另外朝鲜使臣朴永远撰《燕槎录》也提到：“春晴碧玉漾新流，来泊江南万里舟。直到梨花明月夜，弦歌多在大光楼。”这都说明大光楼除了它是功能楼之外，还是帝王官客、文人雅士登楼观景，抒发个人悠悠古意与国家情怀最佳去处。
　　清·乾隆皇帝东陵祭祖，途经通州曾在大光楼小憩。登上大光楼凭栏御览，潞河两岸广阔无垠的美景尽收眼底。远眺西北天地间的燕山山脉，云雾缭绕，层峦叠嶂，美景令人惊讶。近前参差错落闲居农舍，笼罩在氤氲烟雾中。河边沙鸟野鸭腾起，农舍的鸡鸣鸭叫，停泊在柳荫中带有阁楼附豪华雕饰的黄船坞，促使他随即吟出：“郡城埤堄枕河涯，烟树参差万户披。试上高楼眄空阔，也应并入谢家诗。”
　　大光楼有一幅著名蕾联：“高处不胜寒，溯沙鸟风帆，七十二沽丁字水；夕阳无限好，对燕云蓟树，百千万叠米家山。”
　　大概意思是：登上大光楼最高处，浏览四周映入眼帘的美景，徐徐吹来的清凉河风，掠过栏前，感到有些寒冷。看到南来的帆船，沿大运河逆流北上，顺帆南望，七十二沽丁字水，尽收眼底（天津一带以沽命名的村镇很多，相传共七十二个）。
　　夜幕徐徐降临，向西瞭望，夕下的阳光晕染的燕山山脉层峦叠嶂，纵目远眺此景美不胜收，撩人心醉，随即吟出下联：“夕阳无限好，对燕云蓟树，百千万叠米家山。”燕云：指燕山山脉升起的云雾，百千万叠米家山：一层叠一层的群山，很像米家山水的“云山烟树”的特色画法。米家，指宋代画家、书法家米芾、米友仁父子。米家山水，人人都知道，自成一体，用墨别具风格。
　　通州大光楼与通州古塔一样在漫长的岁月中，饱经风霜，见证了通州历史的兴衰荣辱。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英、法、美、奥等国组成的八国联军借口清政府“排外”，要求“剿灭”义和团，发动了侵华战争，史称“庚子之乱”。大光楼在这次洗劫中，也没有幸免于难。虽在城外，因义和团曾在此设指挥所和组织过团练，一度灰飞烟灭。
　　河楼烟灭几度秋，宝塔悠悠空自愁。
　　塔桥楼影今又现，物是人非弄潮流。
　　事过境迁，物换星移，恰逢盛世，政通人和。沉睡了一个多世纪的通州大光楼，本世纪初叶破土重建。2008年间，9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7米高的新仿建的大光楼，重现在中国大运河最北端口。大光楼周边风景如故，绿色的植被占据着所有空余空间，水中的鸥鸟野鸭，弃逸遄飞。岸边的芦苇蒲草被徐徐河风吹的沙沙作响。引来众多游人和垂钓爱好者流连忘返。
　　东、西黄亭
　　西黄亭，位于今八里桥附近。专为“御制石道碑”所建。通州至朝阳门路程，虽然仅40里，然此路而是江南粮米，皇家用品，建筑材料，以及外国使臣，商贾行旅，学子官员，曹丁夫役，人车往返京通之间行乘的必经之路。道路走久了，就坑坑洼洼，有的地方似河，每逢下雨或下雪的时候，道路泥泞，不能走大车，即使强行，也都误车，人畜俱浑身泥泞而筋疲力尽。若是干旱刮风，则此道便是烟尘滚滚，令人迷目不前、苦不堪言。
　　清·雍正帝得知此事，于是命有关部门，聚集工匠，填挖聚平，修建通州至朝阳门石路，改善这条京通之路。并亲自为其撰写碑文。
　　东黄亭，位于今东关大桥附近。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重镇， 漕运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在此设黄亭主要用于界分漕运码头的作用。明清以来，通州是大运河的北端码头。商船、民船、漕船是有严格的船只停靠制度的。为了确保漕粮验纳入仓，商船、民用货船不能与漕船争道，只能留在东黄亭之南。建立黄亭，以示分界。亭内则，立碑通告，凡民间客货船只，一律不许越亭北上，只准沿亭以南，停船靠岸。
　　李卓吾墓
　　一代宗师李卓吾，是我国明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古今中外著名学者曾撰写众多专著予以评述，鉴于我对先生的弇陋之识，不该妄加评论。只是将他晚年结交通州好友马经伦，以及去世后，其墓三迁原委简述一下。
　　李卓吾一生好交朋友，晚年新交北通州马经伦御史，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当李卓吾在南方避难，居无定所时，马经伦（通州人）将其接至马家别墅——莲花寺居住。马经伦每日与先生研读《易经》，每卦千遍，一年后李贽著《九正易因》，成。其后，李贽想归隐盘山不出，马经伦父亲建议，因李贽向来信奉佛教，常年居住在麻城芝佛院塔屋，而莲花寺只是私家庙，满足不了先生的信仰需求。因为城西迎福寺有塔基，随即购买了一块基地，准备建塔院、购佛龛以居李贽。不料此时李贽居住在通州的事，被礼部给事张问达发现，上疏参劾，指为妖人，遭逮捕入狱。不久李贽在狱中，夺剃发刀自刭。
　　死后马经伦将其葬在迎福寺外购置的那块基地（今通州西门外八里桥北岸附近的马厂村）。时万历三十年（1602），其墓高一丈，周围数百余株白杨树围之。有两块墓碑：一曰“卓吾老子碑”为万历八年（1580）进士，员外郎汪可受题。因汪可受是李卓吾的学生，所以称李卓吾为“老子”；一曰“李卓吾先生墓”为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郎，著名学者焦竑题。
　　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沧桑，明国期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曾在马厂村一带流传着“石碑倒，马厂好”的民谣。村民把时势疾苦与贫困，归咎于李贽墓破坏了马场村的风水所致。在这种荒诞迷信的趋使下，“李卓吾先生墓碑”被推到，并断为三截。
　　1926年，在中外众多学者的舆论压力下，通县知事不得不鸠工修茸(rong)，把断碑依照破痕接好，并修造一座碑楼把断碑镶嵌其中。1953年，通州市人民政府将李贽墓移至通惠河北岸大碑林村南。
　　1981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3年经市、县两级政府批准将“李卓吾先生墓”迁址通州城里西海子公园内，1985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今址现在。
　　天桥
　　旧志载：“在州旧城西水关外约半里许（并伴有闲庭），于岸之东北西南驾浮梁以度行人，名曰天挢湾，在桥西南水势渟衍其入西水关之水即此，土人每于湾植莲花发时有泛舟采莲者。”
　　天桥，始建于明代，位于通惠河入西水关处（今天桥湾附近）。相传，古时候这片水泊还连着前上坡儿村附近的4片水塘，蒲苇成片，睡莲满泊。康熙、乾隆帝都曾在通州驻足浏览时，来这里荡过小船，并且登上桥，看水泊，望城墙，所以这座桥就叫成天桥。在天桥的旁边儿有个大的月牙儿形湖泊，因此叫这片水泊为天桥湾。在水泊中的陆地上，居民盖房居住形成村落。新中国成立后，把这一带村落取名为“鱼藕社”，有地图标注为“鱼藕塘”。
　　有诗曰：
　　晚秋游天桥
　　清霜凋卉木，白鹭下前溪。
　　水落寒泉细，山空返照低。
　　败荷依浅濑，衰柳拂长堤。
　　风起惊林末，秋声晚愈凄。
　　清·武廷燮
　　天桥湾登阁
　　小阁近城隈，登临霁色开。
　　排云山翠出，币地水光来。
　　蝉噪当朱槛，荷香逗绿杯。
　　盛筵叨作赋，愧乏子安才。
　　清·安鹤超
　　天桥湾，确实可开发为北运河文化旅游带一处景点。
　　月城
　　明万历年间的《通粮厅志·白河源流图》有“月城”图示。《新建通济桥碑记略》文曰：通州北门月城外，旧有板桥。叶叔新曰：夫通旧城东北间，运河经带漕艘，云屯其下，京储由河，先是转运不前，令暂入号房，或露积冲衢以待焉。后虏数犯于我，当事者惧万一深入，不免为虏资，故建月牙城以备虏之窥伺。又筑小桥以通往来。
　　月城，建于万历六年（1578）前后。万历六年，地方官员利用修建通济石桥的余金，建月城以护露积漕粮以及物资。月城的建成，大大造福了通州之民。
　　建月城原因：通州旧城东北角，运河上的漕船云集于此，舳舻蔽水，运输不畅，停滞不前。漕粮以及物资，只能暂入号房或露天屯积，等待运输。后契丹人屡犯通州，抢夺露天的粮食以及物资，当事者为了不让这些粮食及物资成为契丹人的虏资，故建月城防备契丹人抢夺。
　　这也是北运河文化旅游带可开发的一处旅游景点。
　　3.文化旅游亟待开发的两条经济旅游带
　　（1）.十八个半截胡同
　　从1954年《通州市区域平面图》，该图绘制于解放初期的实测地图。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全面通州城池实测地图。这座千年古城，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变革中，逐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建设和整体布局。该图中标注有历朝历代遗留下的文物古迹、行政衙署遗址，新中国初步建立的政府机构以及街区、胡同，文化教育的公共设施，遍布城区内外的河道、桥梁、庙宇、寺观，还有州城外的自然村等等。构成城市的所有因素，应有尽有，是一幅研究通州历史变迁十分珍贵的地图文献。目前，随着通州地区从新定位，加快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改造的进程，这座古老的城市大部分街巷、胡同都已消失，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与改造进行中，区委区政府远见卓识，站在历史的角度，将代表着通州历史的十八个半截儿胡同、南大街、西大街及部分胡同保存了下来。通过这一举措，我们可以透视时代的发展与变革，更是北运河文化旅游带通州地区街区旅游、胡同旅游必游之处。
　　从十八个半截儿胡同领会到700余年来这一街区形成的历史，漕运文化深度体现，以及由于大运河之故形成的就业形式、商贸饮食、民俗市井等多个领域的文化大餐。
　　十八个半截胡同的由来
　　十八个半截儿胡同也叫“东半截胡同”，即有“东半截儿胡同”，就应该有对称的“西半截儿胡同”。
　　“东半截儿胡同”坐落于熊家胡同与紫竹庵胡同之间，小巷很短，俗名“半拉儿胡同”。这个胡同西口只到中街，不通南大街，所以叫“半截胡同”。
　　“西半截儿胡同”是在旧城西街路南的小巷，位于大烧酒胡同。西口至中烧酒，东口至中仓胡同，原地名叫“小仓胡同”，在1954年的通州市区域地图中还能见到此地名。
　　“十八个半截儿”是唤出来的。
　　相传，一位“收废品”的，瞧着“东半截儿胡同”自言自语说：“这边儿，那就是一个半截呀，十八个半截儿呢！”，路过的行人听到也没搭腔，可是十八个半截儿的说法，却从此流传开来。
　　十八个半截胡同是这一带胡同的总称，具体是指一条中街把马家胡同、熊家胡同、紫竹庵胡同、白将军胡同、蔡老胡同、头条胡同、南二条胡同、南三条胡同拦腰截成十六条胡同。再加上两个半截胡同，北二条胡同、东半截儿胡同，一共是“十八个半截儿胡同”。
　　中街，位于十八个半截胡同中部，南北方向，北起北二条，南至东顺城街。有专家考证，在各条胡同形成的初期，为了方便南边的穆斯林群众到清真寺礼拜往来方便，自觉留出的一条大街。清真寺，元延祐年间（1314-1320）始建成。一句话“没有中街，也就没有十八个半截儿胡同”。
　　有传说，一个相士到通州看相，见到有九条似龙的胡同，仰望朝廷，有些犯忌，恐于朝廷不利。于是向某大臣告密，某皇帝知道后，急命大臣将那九条似龙的胡同，拦腰斩断。从此，九条似龙的胡同被拦腰截成十八节。
　　十八个半截儿胡同文化
　　胡同文化，它是集建筑文化、历史文化、习俗文化、语言文化、文学文化、市井文化、饮食文化、娱乐文化于一身的文化现象。
　　由于通州十八个半截儿胡同与大运河紧密相关，所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
　　名人故居
　　李贽寄居莲花寺。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南安榕桥镇人。明代晚期思想家、理学家，是一位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反对封建理学的斗士。
　　理论上提出以“至人之治”代替儒家的“君子之治”，反对“咸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哲学上提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在人性论上“主张势力之心乃禀赋之自然，把自私说成是人类的本性，强调要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否认有客观的是非标准，把真理的相对性绝对化”；文学上反对复古摹拟，主张创作必须抒发己见。著名语，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
　　前面谈李卓吾墓时，已经说过，不再重复。
　　马经伦家庙莲花寺。明·马经纶，通州人，官至御史，因触犯明神宗，被贬为民，回通州家中，其别墅在熊家胡同东头。马氏有家庙，因种植莲花，名“莲花寺”。莲花寺门朝南，门前方有河流环抱，广植荷藕，河东方一片芦苇，文昌阁踞东南城角上，城下则菜圃草舍错落有致。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马经伦从湖北麻城的芝佛院，接李贽到通州家中，住在马氏家庙中的莲花寺。
　　冯玉祥将军故居。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省巢县人，行伍出身。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发动了北京事变， 把爱新觉罗一族赶出了紫禁城。后改属部队为国民军，担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所属部队驻通州时，军纪严明，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口号。
　　李德全（1896-1972），女，通州复兴庄人，原姓王，后给李姓为养女。1924年2月在通州与冯玉祥完婚，后住在南二条胡同西段路南18号院，时间约一年多。后多年从事革命活动，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杰出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
　　民俗文化
　　迎恩街的由来。孙兴祖治理通州，将通流河以南地方圈入城池的同时，为牛羊市所在的街巷命名“迎恩街”。借用地名寓意叫百姓感念朝廷的恩德。地名沿用到清初时期。
　　清·康熙年间，有阿訇，对此地名提出异议，认为已改朝换代，应该更改地名。知州吴存礼批准，改为回回大条胡同（今回民胡同），顺延命名回回二条胡同（今北二条）、回回三条胡同（今马家胡同）。
　　蒙、回族通婚和宗教信仰共识。被蒙元统治者奴役的西域回回人，无论是官吏、将士、匠役以及商旅，多是单身男子，很少携带家眷的。在落户通、漷二州之后，语言和生活习惯与汉族截然不同，因而蒙古、色目人之间的通婚，成为一时趋势。   在元代，人是有社会等级之分的。蒙古人社会地最高，其次是色目人（回回人代称）、汉人（汉族人）、南人（是指随宋朝南迁的人，俗称南蛮子，社会地位最低）。在这些条件面前，恰值大批蒙古流民逃荒到通、漷二州，通婚、联姻便成为回、蒙族间的自然风尚。
　　常国公庙的变迁。明·洪武三年（1370）敕建开平忠武王庙，俗称常国公庙。《日下旧闻考》叙通州建庙说：“公（指常遇春）下通州，严戢（ji）士卒，民不知有兵，爱公如父母，公薨(hong)，丧过通，罢市迎哭，共醵(ju)财，立庙。”
　　常国公庙最初设在州城东南隅，座南朝北每逢春秋两季，地方官设供致祭。清·顺治间地方官罢祭；康熙十年（1671）将该庙改为斗姆宫（紫竹庵前身）；乾隆三十年（1765）罢废；常氏后裔自建家庙，设在城东门外一小巷内，今称常家胡同。
　　中仓——草厂——民居。明·永乐中，旧城南门内东侧，建大运东仓（现为驻军），是存储漕粮的仓库。隆庆三年（1569）把东仓归并了中仓，东仓变为存储牧草的草厂。明末清初时期，草厂逐渐成为民居，变成了胡同，叫做草厂头条（今大条胡同）、草厂二条（今南二条）、草厂三条（今南三条）。
　　在七百年前的通州，整个通流闸桥以南，是一片水草丰茂的天然牧场，元军在此地放牧，俗称跑马场，北端设有牛羊市、骡马市，需要牧草饲料，明代也施行马政，原骡马市迁到旧城南门外护城河南边，南门里腾有几户专营牧草加工的草铺，直到通州解放前夕。
　　回民常用“方言”举隅。通州回族说汉语普通话，但回民之间对读之际，常听到特殊语句，夹杂普通话里，外界人听不懂，可是自幼生活在回民区的人，却心领神会地听懂而且会说。
　　如：安拉胡（真主）、筛海（德高望重的先贤）、阿林（学识高尚者）、五斯他的（老师）、穆斯林（教友）、朵斯梯（好朋友）、罕俩力（妻室）、耶梯目（孤儿）、板代（奴仆）、法一苔（美好）、乃随布（福运、运气）、尔代·菲图尔（开斋节）、尔代·艾祖哈（宰牲节）、主麻儿（星期五）等等。
　　回历的礼拜天（主麻）。公历的“礼拜天”是星期日，伊斯兰教的“礼拜天”，却是星期五，习称“主麻儿”日，一般要求：到这天中午过后举行聚礼，回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一周只是一天，从沐浴到礼拜不过一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多数中、老年人都参加聚礼，因事不能参加的悉听尊便，没人去干预。
　　汤瓶牌、经字读、礼拜帽及其他。表明回族的标志有三个，一是饮食摊、店挂“汤瓶牌”，二是宅院门楣上贴“经字读”，三是回回人都喜欢戴着白色“礼拜帽”。
　　四源井创办“女学”的风波。今四眼井胡同“四眼”二字令人不解其故，据说是“思源”二字的讹传。这条胡同路北原有刘氏宗祠一座，占地宽阔，杂植花木，院落里有水井，矗立碑刻“思源”二字，取“饮水思源”的寓意，以衬托“慎终追远”的祠堂。旧时称为“四源井”，也有称“四眼井”的。
　　辛亥革命前后，启迪民智、兴学救国的呼声，激发了回族前辈闫振声先生的办学热忱，民国三年（1914）首创普育女子小学校，设址四眼井胡同，招生不拘回、汉民，以个人经商收入办校。等等。
　　饮食文化
　　回民的饮食习惯，决定了从事行业的重点，饮食的特殊性，又决定了牛羊业为重中之重，历史经久的牛市为中心的商业，从个体摊位逐渐形成了座地商户，清末民初以来，牛市岗的十字路口有三、五家“牛肉案子”，伴随而来的首先是饭馆、糕点铺，所以多年老字号就有摆饭摊发展而来的。饭摊儿发展为二层楼的“小楼饭店”；糕点摊发展为“大顺斋糕点铺”。
　　小楼饭店创制三种菜，出了名：“醋溜肉片”、“烧粘鱼”、“焦炒杂烩”。
　　大顺斋制造糕点三种出名的糕点：“糖火烧”、“油酥排叉”、“油酥麻花”、掺有香菜的“饹炸饸”。
　　万通酱园与小楼、大顺斋齐名，屹立在牛市岗久盛不衰。
　　小楼饭店、大顺斋糕点铺、万通酱园的名气与漕运时期的客商、船工、脚夫的需求分不开的，其特点物美价廉。
　　在这一地区还有熬肉粥、熬酸粥、炸油香、糖卷果、肉案子等饮食习惯。
　　通州的豆汁儿、果子与北京的豆汁儿有所不同，首先叫法不同，把“豆汁儿”叫做“酸粥”，大概是通州独有的叫法吧。据说喝酸粥是从“行粮过坝”那个年头兴起的。过去卖力气的、推小车的、挑肩的、扛大个儿的，路过酸粥摊，坐下来打歇儿，喝碗酸粥，填补点干粮，解渴又解饿。
　　通州的酸粥制作方法与北京、天津的豆汁不一样，北京、天津的豆汁儿，只是酸溜溜的稀汤，外搭一小碟咸菜，解不了那股酸馊味。通州的酸粥，熬制时，需不断的搅匀，熬出的豆汁儿粘稠不腻，象浓稠的米粥一样。调配好的一碗豆汁儿，撒上花椒盐，酸咸味中稍有麻辣味，加上腌萝卜丁搅拌，脆美可口，配上油果子，有少量咸菜，确实别有风味。有歌谣唱道：“高高的山上一棵蒿，什么人打水什么人浇，浇来浇去成棵树，树根底下搭盐桥，盐桥底下一溜沟，曲里拐弯到通州，通州的买卖真不错，烧饼、果子、豆汁粥。”
　　通州十八个半截儿胡同，确实是北运河文化旅游带，游览通州街巷文化，领略通州胡同文化，观赏风俗文化，品尝通州饮食文化最佳文化旅游去处。
　　（2）.特殊沙层地貌
　　展开由法国铁路工程师普意雅，编绘的《北京周边地图·通县城区域》地图。该图描绘了北京通县县城周边及周边地区的河道、桥梁、道路、城镇、乡村、池塘等，尤其是对学术界一直有争议的元代通惠河入通州镜向南拐点，有了推测性的标注。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实地考察后补充标注了卧虎桥、葫芦头、石坝三个与漕运有关的地名。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名、村名，如紫大街、宝通寺车站、范家场、中浦度、超渡浦以及月河、鱼藕塘等在之后的通州地图标注中全部消失了。更值得关注的，该图下方有一大片沙地，是大运河常年冲积而成的，也是大运河赐予通州的一块特殊的沙层地貌，使通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种出了驰名的特产，小圣庙的黑绷筋儿西瓜。黑绷劲儿西瓜皮呈现墨绿色，有两个品种，一种是黄瓤红子儿、一种是黄瓤黑子，瓜瓤呈细小的珍珠粒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一种纯真的西瓜味，一抖了瓜瓤就会掉下来，瓜甜如蜜，实属瓜中之王，可做贡品，现已消失。60岁左右的通州人，都吃过。还有沙口的大黄西红柿，形状似塔，掰开后也呈细小的珍珠粒儿，酸甜适口，可做水果食用。大黄柿子椒、菜瓜、甜瓜，用麻渣子水浇灌种出的烟草，也是这一地区的特色。目前这一片沙层地貌，已经变成大运河森林公园的“绿心公园”，实属可惜，辜负了大自然的馈赠。如果有可能，恢复其种植功能，将这一地区的特产发扬光大，肯定会给这一地区带来很好的经济效应，也是北运河文化旅游带游“绿心公园”，采摘特色蔬果的最佳去处，更是当下加速推进北运河文化旅游带建设的必修课程。
　　公元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历经八年的申遗工作，终于圆梦卡塔尔多哈，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这次“申遗”成功不是最终目标，目的是加强公众对中国大运河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的社会认知度，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的保护意识，制定相关大运河保护的法律法规，确保大运河沿线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大运河这一人类的宏伟杰作焕发出勃勃生机，为美丽中国的腾飞做出新的贡献。
　　通州政协文史研究员  刘瑞
　　2020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