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一百问 /(70) 
  内容提要:仓储,是漕运系统工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主要包括仓储设施、仓务管理、支放等工作环节。当然,在封建社会政治腐败的条件下,仍然少不了严重的贪污作弊现象。

  一、仓政
  70、明代京通各仓是怎样建起来的?

  明代永乐初期,使用元大都旧有仓廒,储存运抵北京的漕粮。永乐四年(1406)成祖朱棣曾下令“增置顺天府千斯仓、太仓副使各二员”,而所谓“千斯仓”、“太仓”均是元大都旧有仓廒。永乐年间改建北京城,一部分元代旧仓被废弃,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在通州,明代修建城池和废除坝河水道,坝河附近的元代旧仓大部被废毁。为了存储南来漕粮,陆续建设了多座仓群。
  永乐二年(1404),在河西务建仓、囤160间。三年(1405),在天津卫城北造露天粮囤1400所,以存储海运漕粮。六年(1408),增建通州左卫,并建设仓廒。七年(1409)翻建元朝京通旧仓,置北京金吾左右、羽林前、常山左右中、燕山左右等37卫仓,为京仓规制奠定了基础[1]。永乐十三年(1415)前后,修建北京城的工程进入高潮,运抵京通漕粮总量增大,明政府令死罪以下人犯在张家湾建起仓廒70间,命名“通济仓”[2]。同年九月,在河西务置武清卫仓[3]。永乐十六年(1418)八月,建通州卫通济仓[4]。九月,在坝河沿线建坝上(今北京朝阳区东、西坝河)、义和、北高、旱石桥、南石渠、黄土、北草场七仓,隶属顺天府[5]。永乐年间,明政府以主要精力恢复社会经济和修造城垣、宫殿,为迁都进行准备,修建仓廒属于应急性的翻建和一些小规模建设活动。明代大规模兴建漕仓的活动自宣德起至天顺(1426—1464)年间,前后近40年,共有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宣德六年(1431)。五月,明政府移济州卫旧仓到北京平则门(今北京阜成门)建新太仓。同年十二月,增建北京及通州仓廒。宣德七年(1432),继续大规模增置北京城内仓廒[6]。这是兴建漕仓的第二次高潮。其间,命户部郎中李暹维修京通各仓及墙垣,以防坏人偷盗。
  正统初年,南粮源源北来,京通各仓爆满。明政府不得不预支在京军政官员月粮,以减轻仓储压力。正统元年(1436)三月,应工部所请,增建300万石仓,并修缮京仓和通州各仓。同年定通州仓名,为大运中仓、大运东仓、大运南仓、大运西仓。三年(1438)五月,建太仓于京城之东北[7]。九年(1444)八月,在朝阳门外建京仓,命名大军仓,以供后军都督府储备军马豆料[8]。正统十年(1445)因京、通各仓不敷使用,于是,命将临清、德州、河西务仓各拆三分之一,将原材料扩建通州仓和京仓[9]。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军直逼北京,为防止敌军占据通州,明政府曾下令将所余漕粮和粮仓全部烧毁。英宗复辟后,大规模复建通州仓廒。景泰四年(1453)八月,扩建大运中仓[10]。天顺三年(1459)二月,增置通州新城内大运仓300间[11]。这是明代营建京、通漕仓的第三次高潮。
  此后,历朝均有续建。成化九年(1473),工部侍郎刘昭修造京通各仓。弘治八年(1495)十二月,户部奏请增置通州仓廒164间,孝宗朱祐樘认为贮粮通州,不如贮于京师,于是命户部在京城择地建新仓[12]。十七年(1504),工部右侍郎张逵督修京、通仓廒。同年,建北京太平仓[13]。嘉靖四十一年(1562),将原属南新仓的府军卫仓、彭城卫仓一半,改建禄米仓。至此,京、通各仓营建完备。
  据(万历)《明会典》记载,明代11处京仓的廒房数目如下:
  明太仓旧廒306座,现有236座,计1215间,空地53座。
  南新仓旧廒249座,现有180座,计898间,空地49座。
  海运仓旧廒178座,现有120座,计600间,空地60座。
  新太仓旧廒181座,现有149座,计745间,空地27座。
  北新仓旧廒140座,现有95座,计483间,空地41座。
  大军仓旧廒122座,现有77座,计390间,空地45座。
  济阳仓旧廒47座,现有34座,计160间,空地2座。
  禄米仓旧廒74座,现有49座,计245间,空地2座。
  西新仓旧廒100座,现有83座,计415间,空地22座。
  大兴左卫仓旧廒29座,现有25座,计133间,空地4座。
  太平仓旧廒48座,现有44座,计220间。
  以上旧廒总计1474座,现有1092座,廒房5504间,空地305座。
  根据《通粮厅志》记载,通州4处仓群情况如下:
  大运西仓:在旧城西门外,新城之中,俗呼太仓。永乐七年(1409)设。有西、南、北三门。周872丈5尺,内设六卫仓十二官下:通州卫仓一官二官下;通州左卫仓一官二官下;通州右卫仓一官二官下;定边卫仓一官二官下;神武中卫仓一官二官下;武清卫仓一官二官下。其中,通一、右一、定一、武一属西门收放;通二、右二、定二、武二属南门收放;左一、左二、神一、神二属北门收放。
  大运南仓:在新城南门里以西,天顺间(1457—1464)添置。有东、北二门,周457丈3尺,内设四卫仓四官下:通州卫仓三官下、通州右卫仓三官下、定边卫仓三官下、通州左卫仓三官下。其中,通三、左三属东门收放;右三、定三属北门收放。
  大运中仓:在旧城南门内以西,永乐年间(1403—1424)建。有东、南、北三门,周412丈4尺。内设五卫仓,后又并东仓、神武中卫仓,共六官下:通州卫仓四官下、通州左卫仓四官下、通州右卫仓四官下、神武中卫仓四官下、定边卫仓四官下,神武中卫仓三官下,东仓并入。其中,通四、左四属南门收放;神三、神四属东门收放;右四、定四属北门收放。
  嘉靖二十八年(1549),大运西仓有仓廒97连393座计2018间,囤基844个。内有大督储厅一座,监督厅一座,各卫仓小官厅六座,筹房各二间,井二口;各门掣斛厅各一座;西、南、北三门各三间。大运南仓有仓廒28连23座计615间,囤基292个。内有各卫仓小官厅四座,筹房各二间,各门掣斛厅各一座;东、北二门各三间。内有板木厂一处,门一间,每年收贮各省所运松板楞木。大运中仓有仓廒45连145座计723间,囤基222个。内有大官厅一座,东门掣斛厅一座,南、北二门内各有增福庙,前接一轩作掣斛厅。各卫仓小官厅五座,筹房各二间,井一口;东、南、北三门各三间。大运东仓有仓廒15连41座计205间,囤基108个。内有神武中卫小官厅一座,掣斛厅一座,门各一间。
  万历十五年(1587),大运南仓旧廒121座,见在80座,每座5间,计400间。大运中仓见在廒140座。其中5座6间、2座4间,其余各5间,计703间。大运西仓见在廒394座。其中1座6间,其余各5间,计1971间。东仓已废。
  明代通州漕仓情况表[14]
  年代
  仓名嘉靖四年(1)嘉靖二十八年(2)万历十五年(3)
  座间囤座间囤座间囤
  大运西仓3301650不
  详39320188443941971不
  详
  大运南仓12051012361529280400
  大运中仓130697145723221140703
  大运东仓4120541205108并入中仓
  (1)据《漕运通志》卷六《漕仓表》“通州仓”。
  (2)(3)据《通粮厅志》卷二《仓庾志》“廒座”。又,《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北直隶·通州志》所记仓廒数目与嘉靖二十八年相同,当系顾炎武据通州旧志所书。万历十五年数字据(万历)《明会典》。
  明代京、通仓廒每座一般为5间,与元代每座10间不同。仓廒的使用年限一般为10年。永乐九年(1411)规定,各仓廒发生损坏,由各卫所官兵修理;如仓廒不够使用,需要增建的,由工部负责建造。对于期限已满的仓廒,规定每年大修京仓220间,通仓110间。但由于需要修理的仓廒过多,正德十五年(1520)改为每年修理京仓30座(约150间),通仓15座(约75间)。嘉靖十六年(1537)规定每年大修京仓的数目增加4座,共计34座(约170间)。万历三年(1575)规定,修建仓廒,以样廒为准,并将建造各官、作头姓名刻匾悬记。凡在10年以内发生损坏的仓廒,责令建造各官、作头赔修并治罪。万历八年(1580)仓场侍郎奏疏称,楞木、席、板铺垫仓底,岁久易朽,请在每年大修仓廒时将廒底用城砖砌墁,上面再用木版铺垫。同时在廒门、廒墙遍留下孔,以泄地气[15]。万历九年(1581)又改用方砖铺砌仓底,漕粮保管条件有所改善。万历十五年(1587)工部奏称:“旧规,每年大修京仓三十六座,闰月加三座;通仓十五座,遇闰不加。”近来因大修皇陵,工程浩大,工匠不够使用,工部要求减少每年大修京仓数目,但“京仓实在廒共一千四百五十四座,大约四十年方得周遍,难以议减,仍照旧修建”[16]。
  [1](万历)《明会典·卷21·仓庾一》。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5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2]《明成祖实录·卷95》,永乐十三年正月甲子。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5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3]《明成祖实录·卷97》,永乐十三年正月庚子。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5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4]《明成祖实录·卷111》,永乐十六年八月己卯。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5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5]《明成祖实录·卷111》,永乐十六年九月乙丑。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5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6]《明宣宗实录·卷95》,宣德七年九月己巳。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6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7]《明英宗实录·卷42》,正统三年五月乙酉。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6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8]《明英宗实录·卷120》,正统九年八月戊申。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6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9]《明英宗实录·卷128》,正统十年四月甲寅。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6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10]《明英宗实录·附景泰实录·卷232》,景泰四年八月辛丑。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7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11]《明英宗实录·卷300》,天顺三年二月庚辰;(万历)《明会典·卷21·仓庾一》。转引自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7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12]《明孝宗实录·卷107》,弘治八年十二月癸丑。转引自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7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13]《明孝宗实录·卷214》,弘治十七年七月丁酉。转引自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37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14]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45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15](万历)《明会典·卷187·营造五·京仓》。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42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16]《通漕类编·卷三·漕运·仓廒板席》。参阅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第七章:明代北京的漕运》第241页,同心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20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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