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通州故事丛书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1说说三庙一塔那些事儿2说说通州水系那些事儿3说说漕运码头那些事儿4说说漕运仓储那些事儿5说说张家湾古镇那些事儿6说说安清漕帮那些事儿7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8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9说说老通州洋人那些事儿10说说运河民俗那些事儿
　　中国漕运行会简述
　　中国的漕运进入隋代后，受到朝廷的进一步重视。当时的国都大兴城（今西安），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然而中国的经济中心却不在关中，而在千里之外的江南。要解决朝廷百官广大军民的衣食日用问题，就只能利用水路，把钱粮从南方运到西北。后来，隋文帝杨坚下令挖通了从大兴城到潼关的广通渠，并对古邗沟进行了修浚。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继位后，子承父业，继续从事大运河的开凿工作。
　　隋炀帝的魄力和野心如何了得！他相继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邗沟，还修浚了江南运河，形成了以洛阳为起点，又以北京和杭州分别为北方和南方的终点，全长2700公里的南北运河，即隋唐大运河。流经今京、津、陕、豫、冀、鲁、皖、苏、浙九省市的大运河贯通南北，沿线交通便利，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人口和物资，于是，一系列“运河城市”应运而生。隋唐时期的汴州、扬州、苏州，明清时期的济宁、淮安、镇江等，都是水陆交通的枢纽，皆因河而兴。从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见当年繁华。
　　当时的汴京，城里流贯着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都可做漕运。沈括《梦溪笔谈》载，每年光从南方运到汴京的粮米，就有600万石，更不消说布帛、茶叶等其他物资。因此，在宋朝人眼中，大运河称得上是北宋立国的生命线。有人总结：“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
　　这条生命线给北宋带来了与以往任何朝代都不一样的商业价值。宋以前，大宗长途贸易仅适用于丝帛、茶叶这类轻巧之物，商人们墨守“千里不贩籴”的习惯。大运河却让粮米远途交易成为可能，于是商人们从江淮把便宜的粳稻转运京师，从中获利之巨，甚至很多朝廷官员都想弃官经商了。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沿着河岸，商铺、酒楼、茶坊鳞次栉比，连桥的旁边也摆满小摊。事实上，北宋的“河岸经济”遍布整条水系，在《宋史》中能找到的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三分之一都位于运河沿岸。
　　进入元代，元朝政府力图将南方粮食由海路调运。元大都和北方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主要取自南方，南粮经海道运至直沽(今天津)，再经河道运达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廷命罗璧、朱清和张瑄载粮4万余石由海道北上。次年立二万户府管理海运。数年后运数增至50余万石，于是传统的内河运输漕粮退居次要地位。
　　二十四年（1287年）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并增置二万户府。二十八年（1291年）行泉府司撤销后原四万户府削减为二，以朱清、张瑄为首。三十年（1293年）又增立万户府一提调香莎糯米的征收和运输。大德七年(1303年)，朱清、张瑄以“叛逆”罪名被杀三万户府合而为一，称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开司署事。经调整万户府下按地区分设七个千户所。与海运有关的北方接运系统，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定局在直沽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区西北北运河西岸)设都漕运使司，负责接收南来的粮食物资及所属各仓公务；在大都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负责将粮食物资运赴大都各仓。
　　漕粮主要取江南官田岁入。岁运之数至元、大德年间为百余万石，后来增至300余万石。元代岁运的最高额为天历二年(1329年)的350余万石。随着元代政治的衰敝和农民起义的爆发，海运日益衰落，约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起正常的漕粮征集和运输告终，元王朝仅仅依靠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和福建的陈友定每年运来的数十万石粮食维持供应直至灭亡。
　　在航行实践中，劳动人民在航途上竖立航标确立港口导航制编出通俗的口诀对水文和气象进行预测预报,为开发中国东部海域的航运做出了贡献。同时海运的开通和发展加强了南北物资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造船技术的提高和外贸事业的发展沿海城镇也由此而繁荣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元朝统治阶级也因海运而因循苟且依赖江南忽视了对北方地区的开发和治理。
　　明代运粮者主要是运军，他们原是“旱鸭子”，有固定的卫所编制与屯田；清代漕运的主力则变成了水手，很大一部分为市场上雇用的无业者，多为职业水上人。清代对漕帮中的罗教信仰经历了从宽容到严格禁止的过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禁断罗教和咸丰三年(1853年)的漕帮解散，迫使后者采取了秘密结社的做法，但纵观漕帮的历史，他们几乎不与官府发生冲突，更多的是争取生存空间和分割利益，甚至采取合作的办法。实际上，漕帮的做法主要是获取商品流通环节的利益，只有在政治和社会危机爆发的时候，才对政权统治构成威胁。
　　明、清时，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漕运总督府，总督为正二品，由皇帝钦点，足见王朝对漕运的重视。明朝永乐年间，建立了职业性的“漕军”负责漕运，但政府给予的待遇很差，在运输过程中又时常会出现翻船、漕米受潮等问题，军户就算安稳地把货物运到目的地，也说不定会被拉去当替罪羊，因此军户大量逃逸。政府不得不雇用无业游民充当船工水手。明朝中后期，船工水手中已有一半来自政府雇用。
　　清初至康熙中期，一艘漕船上额定的十名水手中，除了一名负责人有军籍外，剩下九个都是“临时工”。舵工、水手、纤夫等聚集在一起，人数庞大，构成了在大运河上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漕帮。漕帮因漕运而生，地位却一直很难确定，说是“行会”，得不到政府承认，名不正言不顺；说是黑帮，做的却是正当差事。因此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直到雍正初年，才为世人所知。
　　当时杭州有三个拜把子兄弟，翁岩、钱坚和潘清，三兄弟提出，要统一粮务，就得开帮授徒，皇帝也批准了，于是漕帮从地下转为地上，三兄弟被奉为漕帮“三祖”。漕帮成立不久，翁、钱二人便先后去世，由潘清一个人挑大梁。他劝诫帮众修德论道，将一帮市井船夫治理得有条有序。凡入帮者，不论何姓，一旦入帮，均为潘家子孙，俨然一个大家族。
　　原本漕船上，从负责押运的小武官到水手、纤夫，人可欺凌。漕帮壮大后，人多、船多、势力广、声势大，一旦漕帮不动，各省百姓的吃喝、年粮、军饷，马上就会断顿。所以，各地官府，甚至朝廷，都不敢轻看漕帮。漕帮盛极一时。自然，有漕运才有漕帮。晚清道光年间，一方面“运河淤阻”，一方面“江淮烽燧”，英军不满清廷禁烟，把战火从东南沿海一路烧到了江南，致上海、镇江失守，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这对清廷来说，无疑是被切了大动脉，只能与英军签订《南京条约》。
　　但一纸和约、百万赔款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英国的外患未解，又添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南京、扬州、苏州一路战火，运河更是不能正常运转。再后来，“洋务运动”开始，清廷有了现代轮船，北方运粮皆走海路。1901年，漕运完全停止，延续千年的大运河就此消停下来。
　　但漕帮这个社会组织却延续下来，成了青帮。帮众弃水登陆，向上海和运河沿线城市发展。只是这些水手、舵工，除了在运河上讨生活外没有一技之长，大多数人逞勇斗狠，成为地方一霸。清末民初，上海滩那些煊赫无比的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青帮中人。
　　历史上，大运河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做出过巨大贡献，而近年申请世界遗产的成功，又赋予历经千年浮沉的大运河以新的内涵。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对于明清漕运的研究绕不开其运行组织的主体——安清帮，这个神秘而又显赫二百年的封建社会产物，它的产生、发展直至消亡过程及其原因，越来越引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的关注。故此，我们据官方有限的资料和民间流传的有关安清帮各版本的所谓“秘籍”，以及部分历史遗存，对安清帮历史进行集中、梳理、研究，力图还原出大运河文化之漕运组织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