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通州故事丛书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1说说三庙一塔那些事儿2说说通州水系那些事儿3说说漕运码头那些事儿4说说漕运仓储那些事儿5说说张家湾古镇那些事儿6说说安清漕帮那些事儿7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8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9说说老通州洋人那些事儿10说说运河民俗那些事儿
　　历史上对安清帮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源于清朝天地会,创建于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是为当时的“洪门”分支，洪门曾派翁岩（法号翁德正）、钱坚（法号钱德慧）、潘清（法号潘德林）到北京坐探清朝消息。翁岩为清廷所获，意志不坚定，降清后，另组“安清帮”。安清帮将组织中横的关系变成纵的关系，便不是兄弟结义了，而是师徒相传。
　　然而，在多部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如《安清帮道义正宗》、《义气千秋》等安清帮秘籍及周庆良先生所注的《漕帮秘籍——道德真经全书》中都曾有过这样的记述：
　　康熙皇帝又为南漕朝夕踌躇，意将南方诸郡民税漕粮移运北京，以为满蒙禄食。传旨午门外张挂皇榜，招募义士，护国匡漕，造船行运。是时，翁、钱、潘三位祖爷，前来揭榜。
　　守榜大臣姓王名文会，问明三人来历，遂奏明世宗（康熙）佛爷。天子见奏，龙心大悦。连忙传旨，宣三位义士上殿。随旨上殿，俯伏金阶，三呼以毕，圣上命内臣当殿赐坐。天子看三人相貌动作，唯有潘祖相貌魁伟，煞（杀）气昂昂，威风凛凛，有大将之材，堪应重职。宴罢，康熙佛爷宣旨：命潘德林为正统，翁德正为左统，钱德慧为右统。钦赐三祖四品督粮官之职，统领粮船行运，归漕运总督何大人，立帮节制。
　　但这一“奉旨护国匡漕”的“光明出身”，其实是帮会中人以讹传讹或故意杜撰出来的。按清廷官方文件的记载，安清帮的“翁、钱、潘三祖”原本是晚明的罗教信徒，从北方密云县到杭州府传教。罗教宣扬“无生父母”为救世主、“真空家乡”为芸芸众生的最后归宿，信罗教者可得拯救，免堕轮回。在杭州北新关外码头附近、漕船停泊之所，翁、钱、潘三人各修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后人遂将这三庵称为翁庵、钱庵、潘庵。虽然三庵成了漕船“回空”(指漕粮运至北京后，空船返回)之时，水手们上岸驻足容留之所，但“三祖揭皇榜”之说，显然是无稽之谈。

　　漕运作为为京城与军队供粮的生命线，事关重大，不可能交由民间义士“承包”领运。所谓的“翁、钱、潘招兵买马、成立帮派，更是冒犯了朝廷的心腹大忌，岂能获得皇帝的“恩准”？事实上，清代的漕粮押运，是由军事系统负责的，朝廷专设漕运总督驻在江苏，统辖与漕运有关的行政官员与卫军。漕运卫军又叫作“旗丁”“运丁”，粮船的水手与舵工则是旗丁另行招雇的。每船由一名旗丁领运，有水手与舵工若干人，每四五十条船组成一个船帮。“帮”字，本义并非帮派之帮，而是船帮之帮。
　　如果说旗丁是体制内吃皇粮的，享有月粮与津贴；水手、舵工则是体制外的打工者，收入非常微薄，一年所得不过一二两银子，头工的工价银多一些，大概有六七两。水手的这点儿收入，连养家糊口都远远不够(据推算，清代江南的五口之家，一年生活支出约需三十两银)；漕运又是十分艰苦的重体力活，“蹈江涉河，经历寒暑”，终年漂泊不定，生死未卜，连朝廷的官员都觉得这些“苦累难言”的“赤贫穷汉”“深可悯恻”。但在运粮过程中，水手们还要遭受漕运系统与地方衙门官吏的层层盘剥，朝廷命官空有表示“悯恻”的奏章，却无法给他们建立有效的制度性救济。
　　安清帮的产生与明代漕运制度紧密相关。明代永乐年间，首都自南京迁于北京，重新治理元代形成的京杭大运河，使南北水上交通要道畅行无阻。为巩固政权、保卫边防、维护统一、保持稳定、发展经济，朝廷十分重视大运河漕运。开始实行“支运”，即户部在运河沿线的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德州设置转运漕粮的仓库，规定不同地区征收的漕粮用调集的民夫分别运到上述各处漕仓存放。朝廷再命令各地官军从各处漕仓将税粮转运到通州交纳。
　　约在宣德六年（1431年）漕粮改为“兑运”，即纳粮民户将应交漕粮运到州县指定漕仓，然后交由各地官军经运河押运到通州交纳，但根据路途远近，粮户要加交运军“耗米”，最低的要每石多交四斗，湖广（今湖南湖北）地区走水路至通州最远，要每石多交八斗；到了成化十年（1474年），再改行“长运”，即负责押运的官军直接到指定范围内州县的水边去接运漕粮到通州交纳。
　　但是，不管漕运制度怎么改变，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向皇室、王爷和在京官府供应的17万石上等白米（习称白粮），却始终实行“民运”，即由上述各府纳米户选定的粮长和民夫亲自送到通州石坝码头交纳。这些运送白粮的粮长和运夫，先受船户的勒索，再受运军的欺凌，还要受闸夫、纤夫、验收官员的敲诈，一路上危难重重，受尽困苦，送一次白粮，往往落得个家破人亡。如此，严重影响了白粮的漕运，也就影响了皇家和在京官员的物质生活。
　　清沿明制，白粮仍袭民运，而其他漕粮仍行长运，由八旗兵丁押送。改朝换代了，一方面是为抵抗清兵的侵害，另一方面为保护自身利益，缴纳白粮的五府纳粮户，选择武艺高强的人当粮长和运夫，押送白粮，沿途不受欺辱和勒索，也不受土匪抢劫，使纳粮户利益不受侵害，渐渐地形成了护运白粮的组织。可能是这种护送白粮的组织成员的势力越来越大，反过来对押运其他漕粮的八旗兵丁有所威胁，同样也极大地影响到国家漕运要务。
　　又因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规定，每艘漕船用军士一名签押，其余水手九名雇用当地熟悉驾船而且有武力的人，增强途中防卫力量，而逐渐形成地方漕运行帮。康熙帝六下江南，实际上，视察运河与漕运情况是其主要目的。为保障漕运大事顺利办好，又保护八旗兵丁满族人的利益，在雍正三年（1725年），清世宗任护送白粮组织的头目潘德林为正四品正统职，钱德慧为从四品左统职，翁德正为从四品右统职，统领粮船行运，归漕运总督何世璂节制。而且漕运总督奏请雍正帝，派潘、翁、钱三人监造船只、粮仓，“共造仓房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漕船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半，分成一百二十八帮半，统归江淮泗总帮分调”（《道德真经全书》）。
　　次年，因运夫来路不齐，殊难约束，又通过何世璂奏淮，潘德林等三人可以“各开山门，广收弟子，支配各船服务，由徒传徒，人才日众”。全帮合力同心，漕运于斯便利，人赖以安，故定帮名曰“安清”（《道德真经全书》）。这便是安清帮组织的由来。乾隆帝效祖也曾六下江南，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视察漕运，监控安清帮护漕行运。
　　咸丰元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此起彼应，很快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且派兵北伐，与清廷征战十数年之久，烧粮船，阻运道，粮运停滞，粮船朽坏。煊赫百年的安清帮残灯破庙，销声匿迹。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清军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称天京），七年（1868年）六月，与太平天国并肩反清的捻军，在山东徒骇河遭到清军重创而失败，一蹶不振，太平天国革命基本告败，清廷又开始恢复对全国的统治。

　　因长年征战、社会动荡，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江淮地区农民无粮可纳，兼之重新修治运河、修造粮船、组织漕帮等需要大量款项和粮物，需要时日，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才重新开帮行运，改作十八帮小粮船，江南八帮、江北十帮。虽然改为官运，由河道总督节制，在临清设置督粮道，且由德州派出72名千总负责押运，但是也离不开安清帮护运。此时，安清帮护运的粮船有江淮泗、嘉白、兴武四、兴武六、嘉海卫、杭三六大漕帮。这些安清帮的骨干人员沿运河又收有不少徒弟，有渐盛之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往古都西安，漕船只至临清而止，不能北上。河道总督奏请如何办理，慈禧、光绪帝命令到达临清的漕粮，一半解送陕西，一半留存临清太平仓，用来赈济百姓。次年，清军和洋兵联合镇压义和团，革命运动失败，清政府腐败无能，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清帝回京，议定停止漕运，各处应征粮米改折成银两解送京师，安清帮所掌握的六大亲帮漕船一并裁撤。
　　以漕运为生的安清帮成员失去生计，但义气不散，互相联络，散处在海运、河运的码头上，以贩卖、扛运等生意维持生活，也获得不小利益。有一位原来是嘉白帮“礼”字辈的方殿元，为继续维护安清帮利益，使这一组织延续下去，便开创“在家里摆设香堂”，以旱码头收受徒弟的仪式，颇得安清帮成员赞成，遂成定规，故此安清二字改为“在家理”，也简称清帮。
　　到了民国初期，清朝时的满族人自己都有许多人抬不起头，纷纷改为汉姓，充作汉族人，为满族统治者护粮行运的安清帮成员，就不再喜欢“清”字，而改称为“青帮”了。之后，这一帮会组织头目和骨干成员与政府官员勾结，甚至同国外洋人沆瀣一气，为非作歹，侵害民族和百姓利益，便沦为反动统治的帮凶了。新中国成立后，青帮被国家取缔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