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通州故事丛书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1说说三庙一塔那些事儿2说说通州水系那些事儿3说说漕运码头那些事儿4说说漕运仓储那些事儿5说说张家湾古镇那些事儿6说说安清漕帮那些事儿7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8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9说说老通州洋人那些事儿10说说运河民俗那些事儿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的民间行会组织，大多数都依附一种宗教信仰，在这种精神思想笼罩下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安清帮也不例外，他们拿来南北朝时期由印度来我国修行的僧人达摩作为首代祖师，编造代代相传的故事，传播给一代又一代弟子，并使之神化，让组织成员信而不疑，并达到世俗化，最终落实到帮会组织及其要员的政治经济利益上。
　　据民国初年张振元所著《道德真经全书》（实为安清帮成员内部手册）“佛教之与安清”所述，安清帮的渊源上推到佛教祖师释迦牟尼的第28代传人菩提达摩身上，再上推到安息国太子于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到中国传教的高僧安清身上，说“吾道因出于佛门临济派，故称为代（带）发和尚，向以广结善缘，利人利物为主旨”，“后人皆能一力奉行，故能历久而弗衰，此佛教与安清之系统也”。

　　安清帮祖庙
　　其实这全是无中生有，真实的情况是，安清帮的宗教信仰源起于明代的“罗教”。“罗教”即罗清的教义。罗清(1442—1527年)，字梦鸿，号思孚、无为，山东即墨人，明代会道门头目，后世门徒则称之为罗祖，又称“无为老祖”。其创立的宗教俗称罗教，又称罗道教、罗祖教、无为教。罗教一出，几乎所有民间宗教皆为其所影响，包含著名的白莲教，后期民间结党会社如安清帮等，亦奉之为祖师。
　　罗清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兵的军旅家庭里，家境贫寒，世隶卫所军籍。三岁丧母，七岁丧父，由叔婶培育成人。青年时，被公家征调到北直隶密云卫戍，生活艰苦贫乏，从此在荒山野岭的边塞，萌发了对宗教的狂热追求，寄望于来世。
　　成化六年(1470年)罗清退伍，开始云游四海。曾经于各大寺庙打坐，兼修净土宗与禅宗，觉得仍为不足，于是自创教义，结合了佛教净门白莲宗与禅门临济宗、道家老庄思想与道教正一派、全真派教义，也吸纳了儒家孝亲爱人的说法，成立“无为教”，认为人都应该要虚静无为，以便回归“真空家乡”的“无生父母”身边。罗清自此成为名见经传的大宗教家。
　　罗清自称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十月十八日悟道，于是四处传教，教义大兴，后经其口授、弟子记录整理成册，于正德四年(1509年)在密云卫灵雾峰传教，正式刊印五部六册宝卷。
　　在罗教的传播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伪造的《御制护道榜文》，假借皇帝诏敕的名义，大量印发五部六册，通过各种渠道，流通天下。尤其是该教教义简单，几无玄妙的哲思，仅要信众努力遵奉罗教，即可得救，回归到“无生父母”身边。如此简单的教义，吸引了贫苦的普罗大众，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仅罗清生活的时代，罗教教团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罗清羽化于嘉靖六年(1527年)正月二十九日。他的葬礼相当隆重。坟墓则建有13层的高塔，矗立石碑，号称“无为境”。其墓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查抄直隶密云县罗教时被毁。
　　罗清著有《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上下两册)、《正信除疑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简称“五部六册”。传其大旨，述其本源。
　　18世纪，罗教发展达到顶峰，罗教信徒在各处建立斋堂，结社名称各异，在福建称龙华会和老官斋，在江西称大成教和三乘教，在安徽称三乘会，也有称金童教、观音教、大乘门，都奉祀罗祖，也有斋堂挂上“天地亲君师”等牌位让信徒膜拜。清代前期，翁岩、钱坚、潘清三人把罗教传遍大运河流域的水手与士兵中，罗教成为华东华南运河、河流沿岸地区最流行的教派。
　　初看，水手行帮中的罗教，至少具有互济互助的功能。可是，其后的历史已证明，水手罗教并没有随着近代的到来而发展成为合法的民间团体，反而最后演化为见不得阳光的黑社会组织。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朝廷曾对罗教进行了一次严厉查禁。这一年秋，浙江仁和县知县王庄听说杭州北新关外的拱宸桥一带修有20多处庙宇，通称为“庵”，因其“不僧不俗”，“供奉罗教经卷”，不像是朝廷批准修建的合法庵寺（清廷规定：非经礼部审批，不得私建寺庙，违者严惩不贷），形迹可疑，而清王朝对“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之类的民间宗教一直是非常忌讳的，这类未经朝廷认证的宗教团体，具有不受官方控制的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体系，极易生成对抗正统权威的隐秘势力。
　　所以，王知县立即派了官差前往查处。这些庵堂，原来都是在翁、钱、潘三所老庵的基础上扩建的，其中翁庵因万姓改建，又称万庵，另有王庵、章庵、黄庵、虞庵、彭庵，俱由翁庵所出；钱庵则分出刘庵、陆云庵、八仙珠庵、滚盘珠庵、周庵、石庵等；潘庵又分出清凉庵、王庵、刘庵等。因为随着皈教水手的增加，旧庵已不敷居住，罗教信众又集资分建了多处庵堂，还在庵外购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
　　仁和县官府从李庵内查获罗像二轴、罗经三箱，又从刘庵内查获罗经七部，从其余各庵搜查到罗经五十余卷。经查，发现崇奉罗教的水手，有吃素念经的，亦有不吃素念经的，而长期住庵管理之人，则是年老或有病而不能充任水手的老弱病残，看起来都不像是图谋不轨之徒。而且，所查获的经卷大致也是一些“劝人修行”的鄙俚之语，“并无悖逆之处，亦无不法邪术”。设立庵堂的目的，无非是“以便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
　　即便如此，王知县也不敢从轻处置，毕竟民间私习旁门左道、异端邪术是朝廷大忌，所以九月初三，他将调查拱宸桥罗教庵堂的情况呈报给浙江巡抚觉罗永德，请领导定夺。觉罗永德是一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满族大吏，明白邪教最易惑众，何况漕船水手人多势众，尽是好勇斗狠之徒，声应气求，尤其容易“齐心生事”，所以他认为应该“从严查禁”，以绝后患。
　　九月初十，觉罗永德奏报朝廷，建议“将皈教之人从重处治，毁其经像，革除庵名，改为公所，仍许水手回空时栖止”。
　　这不是清廷地方大员对杭州罗教庵堂的第一次查禁。早在雍正年间，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一到浙江上任，即留心访察浙帮水手信奉罗教之事，并查实浙江北关一带，原有72处罗教庵堂，现在还余下30余所，他向皇帝报告说，“细查其教，止吃斋念经，其可恶之处，在于借此心齐，欺人生事”。为防不测，已派人将各庵堂经像一概销毁，不准再以“罗教”之名相称，改为公所，作为水手回空时的暂栖之所。之所以保留公所，是李卫考虑到“若将此等庵堂尽行拆毁驱逐，则冬月空回各水手无所依归，反生事态”。不过李卫仍不时防范，在漕船回空的季节，派遣部属“带兵巡查，一有所犯，即行严拿，从重痛处”。雍正皇帝也认为李卫做得不错，有政治敏感，具有大局意识。
　　觉罗永德实际上是想沿用李卫的成例查禁水手罗教。但是，他的这一建议，受到乾隆皇帝的批评。九月十七日，皇帝给觉罗永德发来上谕，指出“毁其经像，革除庵名，改为公所”的查禁措施不足以杜绝后患，杭州的罗教庵堂“从前虽经李卫查毁经像，而房屋尚存，以致故态复萌，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是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禁，不能尽绝根株”。至此，乾隆将觉罗永德教训了一通：你的政治警惕性怎就这么低呢？如果真如你所奏，将庵堂改为公所，那么数年之后，“查察稍疏”，他们势必又将公所变为庵堂，历史的教训不是在眼前吗？
　　漕运水手有无栖止之所，“原不必官为筹划”，不是我们官府的责任，你干吗要多管闲事？那些人都是“临时雇募应用，更非官丁可比”，不是国家公务员，你替他们操什么闲心？况且，“有漕之处，不止浙江一省”，江南、湖广、河南、山东“均有粮船，均需水手”，怎么没有听说他们需要公所？何独浙江为然？你知不知道，这帮水手尽是“游手好事之人，群居一处，必至滋生事端，于地方又有何益”？
　　在这道上谕的最后，乾隆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诉觉罗永德：“除将本案从重办理外，所有庵堂，概行拆毁，毋得仍前留存，复贻后患!钦此!”
　　皇帝都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觉罗永德吓出一身冷汗，岂敢怠慢？立即饬令浙江各府县，彻底铲除罗教庵堂。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浙江、江苏铺展开来。北新关外查出的23所庵堂被全部拆毁，拆下来的物料及地基逐一估价，造册上报朝廷，留充地方公用。为首九人因“看守各庵、收藏罗教经卷、又于庵内念经”，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中一人“除收藏罗教经卷外，另有罗教图像，情节较重，从重发往乌鲁木齐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另有十几人只是“看守各庵，但未习念经卷”，以及“曾经皈教习念罗教经卷”的水手，罪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未皈依罗教的水手，杖一百；未入教，亦未吃素念经，仅仅“在庵往来寓歇”的水手，打三十大板，遣送回原籍。
　　表面看来，乾隆这次对水手罗教的毁禁，比他的父皇做得更为“成功”，在官府看得到的视线范围内，罗教庵堂以及那些危险的念经声全部消失了，应该不可能“故态复萌”了吧。然而，在传统王朝治下，权力的管制尚做不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必有其力所不及的地方；再则，孤苦无依的漕运水手需要精神的寄托，更需要抱团取暖，需要以组织化的力量来增进他们索取与维护自身利益的权重，这些需求如同暗河的洪流不可堵塞。
　　于是，尽管修建在陆地上的庵堂被拆毁了，但罗教系统内的水手又在茫茫江河之上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每个船帮，专有一艘船用来供奉罗祖图像，称为“老堂船”，作为罗教水手的议事中心，各帮又“公派一人专管香火并通帮水手用钱账目，为当家”，当家称为“老管”(或“老官”)，为各个船帮的最高首领。
　　弃陆从舟，从庵堂到老堂船，水手罗教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对它后来的演化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罗教水手的活动更加隐秘化。以前的庵堂虽然未取得官方承认而合法化，但至少是半公开地吸纳信徒、吃斋念经、讲习教义、给水手提供生活福利。而设于江河上的老堂船，已经摆脱了官府的监控。慑于官方对罗教的严厉打击态势，水手行帮不得不将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方式转入地下状态，各帮船还建立起秘密的联络信号，如遇事即以传出“红箸”“溜子”为号，“人即立聚”。随着时间的推进，后来的青帮还发展出一套隐语系统，用于交流、识别身份与发号施令。
　　其次是罗教水手的组织结构更加严密化。庵堂时期的水手罗教尚是一个结构松散、有互助性质的宗教团体，各庵管理者通常由年迈孤苦的水手充任，并无权威可言，其职责不过是看守庵产；入教的水手也只是将庵堂当成栖身之所，与庵主并不构成严格的权力等级关系；其时的水手罗教除了宣传教义，也没有建立森严的家法体系。而到了老堂船时期，水手罗教已经具备了权力组织的形态特征：
　　层级权力结构出现。各个船帮内部，各人的地位按辈分排列，水手入帮要拜师父，“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为师，派到辈分，彼此照应”，师徒之间构成等级关系，帮中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罗教信徒，选为当家老管。
　　生杀予夺权力确认。老管不但掌管一个船帮的“通帮水手用钱账目”，抓着经济大权；而且具有家长统治的绝对权威，“凡本船吃斋水手、牵夫(纤夫)服其管束”，如果“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治”。
　　出现严厉的帮规、家法。帮中水手，不论何人，若违反帮规，即有家法伺候，视其罪责轻重，或棍打，或烧炙，或截耳，或割筋，甚至“立毙，沉入河中”，“决不宽容”，这叫作“替代祖法”。老堂船还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棒”，是执法权的象征，后世安清帮将“神棒”附会为“乾隆钦赐”，但乾隆怎么可能给令他寝食难安的水手罗教御赐什么执法棒呢？想必是青帮首领在借“钦赐”之名强化自己的权威吧。
　　总而言之，老堂船时期的水手罗教，俨然已是一个个镶嵌在官方漕运系统(由漕运总督、巡漕御使、督粮道、管粮同知、漕标、旗丁等组成)中，又自成一体的隐秘王国，有自选的“国王”(老管)，有管辖的“臣民”(数量庞大的水手、舵工、纤夫)，有私定的律法(帮规与家法)，还有议事、决策的权力中枢(老堂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