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国家每年收入中，漕粮地位仅次于地丁，而与盐课、关税相当。地丁、盐课、关税均为解交现银，而漕粮以实物征收和运交。历年漕运数额，嘉庆以前数量较多，一般在400万石以上，道光以后逐渐减少至200万石至300万石之间。
　　清代初期，用兵开支较多，因此康熙朝（1662—1722）漕粮积储不多。康熙六十年（1721），京通二仓合计为582.95万石。雍正朝（1723—1735）国家安定，清世宗胤祯善于理政，漕粮积储最多。雍正八年（1730）京通二仓增至1496.33万石，为清代储粮最高峰。清高宗弘历（1736—1795）穷奢极欲，好大喜功，朝廷每年开支都在增加，因此漕粮储量较雍正朝稍有减少。乾隆十四年至二十年（1749—1755）间大约在1000万石左右。乾隆四十年（1775）后渐减为600万至700万石。京通所储漕粮仍够开支数年。在乾隆朝典籍中，不乏“存米年深”之类的记载。嘉庆（1796—1820）以后，京通仓储粮合计在400万至500万石之间。道光（1821—1850）年间，长江流域尤其是江浙两省的农村经济显著衰退，朝廷被迫屡次蠲缓，漕粮征运艰难，数量渐减。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京通仓储总额逐渐由300万石递减至200余万石。咸丰（1851—1861）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期发生农民战争，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农民无粮完漕。再加上河道失修运道梗阻，起运数量一再递减。咸丰二年（1852）起运额还在200多万石，咸丰三年以后年运额一般为几十万石，100万石的数额已不多见，京通仓储也以几十万石为常态。光绪（1875—1908）年间，清政府将部分俸甲米折发银两，比如光绪十六年（1890），支放八旗的俸甲米只有95万余石，比原额减少一半。因此，京通仓储又有增加，年储量一般在100万石左右。
　　[1]清档《京通各仓奏缴清（）册》。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54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