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通州故事丛书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本期，小文继续给您带来《说说安清漕帮那些事儿》之安清帮转化为青帮
　　安清帮转化为青帮
　　清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火山般爆发，1853年南京失守，两年后黄河北徙改道。人祸和天灾使运河漕粮运输中断，海运也日益萧条。四万至五万漕运水手失去了固定职业，加上吃漕运饭的其他服务业人员，计有数十万人失业下岗，于是水手行帮宣布解体。失业人员有的加入苏北的捻军、江南的太平军，也有人加入清军，然而更多的则变成了私盐贩，因为苏北两淮地区有全国最大的盐场，高额的利润驱使该地区贩私盐盛行不衰，其实许多旗丁、水手在从事漕运工作时就夹带私盐买卖，和当地的盐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产盐区和盐业集散中心，从事贩私盐的最多，私盐直贩运到杭嘉湖地区。
　　为了团结起来和官府斗争以维持生计，他们按照水手行帮的规则组建新的帮会，完全摆脱了宗教职能，成员越来越多。同治元年（1862年），卞宝弟（仪征人、官至总督）在奏折中说，“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朋党，号称师徒”，于是“安清帮”就此得名。清代人王濬卿在《冷眼观》一书中称，清江浦那个地方，安清帮成员比上海还多，城内外没有一家吃食店、茶馆里不是挤得满满的，连扬州阮太傅阮元的孙子也入了帮，并在清江茶馆里聚会活动。此事说明安清帮的活动范围广泛，成员向外地和社会各界发展，这也为外地人以后掌握安清帮领导权打开了门路。应该说，安清帮成立伊始，朝廷虽目之为“匪”，但没有大规模镇压活动。一者因为朝廷忙着和太平军及捻军作战；二者因为安清帮除经营私盐活动外，并没有太多的其他违法活动，许多人还期望着以后东山再起，重开漕运。
　　约同治四年（1865年），吴棠任漕运总督，曾试行“小粮船”，购米40000余石，首试河运。1880年以后，朝廷部分恢复南漕，这才使一批水手重操旧业。后漕粮多由上海集中，海运至天津，于是安清帮多数成员向上海及长江沿岸集中，这时被称为“安清中兴”，复兴的组织只包括六支船帮——江淮四、兴武四、兴武六、嘉白、嘉海卫和杭三。安清帮中兴，除在上海立足外，还在安庆、芜湖等地站稳码头。“安清中兴”是安清帮组织的一次大发酵，一次大转移，也是向城市青帮过渡的一个转折点。1876年，上海《申报》的一篇短论说 ：“安清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 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除）粮船过境时，其党族无以 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 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各地，无地无之， 立宗派、别尊卑，逞凶结恶，结为死党。”这段话，基本反 映了安清帮的发展轮廓，唯多贬词。事实上，安庆的安清 帮只能是流不是源，《申报》的文章也揭示其始于安清道友。到了庚子国变（1900 年）前后，清廷对安清帮增加了镇压 的力度，“一经捉到个把青红帮（此时安清帮已与洪门、哥 老会相互联络融合），便视为奇货可居，不是说开会散飘（传 单），图谋不轨，就是夸约期举事，幸得预防。一味地张大 其词，以为邀功地步”，许多安清帮成员遭到迫害。

　　值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要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了直接联络和改造安清帮，有时直接加入安清帮，并充任他们的领导。孙中山曾派陶成章与安清帮联络，并帮助其修改章程，增加反清和革命的内容。这是安清帮发展史上一个新变化和新特点。后来安清帮许多成员参加了同盟会，如张仁奎、马玉仁、徐宝山等，并在辛亥革命后当上民国的要员。此外，有杨虎、蒋鼎文、韩复榘、陈铭枢、黄琪翔等，后来也成为民国政府的党政要人。其间，安清帮仍遵守着严格的帮规、辈系。此时以宗教为纽带的水手行帮，则更多地崇尚侠义精神。然而，越到后来，安清帮成员越复杂，谋生手段也增加了贩私、贩毒、抢劫、包赌、包娼等行为，但奸盗邪淫、爬灰挖坟、出卖同类、背叛组织等行为始终列为禁区。这种“侠义”传统后来还被上海青帮所继承。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上海青帮，其性质和职能已经和 漕运水手行帮安清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是从名称来说， 青帮即安清帮的“清”字之误，同一来源，不可分割（也 有人说，安清帮成员中多青皮或者头裹青巾者，故称“青” 帮）。二是青帮的辈系传承了水手行帮安清帮的序列，如黄 金荣谎称“大”字辈，杜月笙等为“通”字辈。三是水手 行帮安清帮的一些帮规和安清帮的“侠义”传统在青帮中 仍奉为行动规则。其间，青帮在上海建立许多社团，有“仁 社”（张仁奎）、“荣社”黄金荣、恒社（杜月笙）等，在南 京则有文社（韦作民、张竞立）。20 世纪 30 年代，青帮的辈分主要是“大通觉悟”四辈。当时全国的大字辈只有 37 人，而江苏和上海的“大”字辈人物就占全国一半。
　　上海青帮在流氓大亨控制下，除包赌、包娼甚至贩卖人口外，重点是控制鸦片贸易，穿梭于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三界之间，得心应手，有些事情“三界”之间无法协调处治，则由民间身份的青帮代劳，很容易奏效。青帮与各界都有密切的联系渠道，黄金荣曾帮助法租界破坏华商罢市，获得“租界治安长城”这一称号。
　　安清帮起初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但上海青帮却逐渐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辛亥革命时期，帮助沪军都督陈其美控制了上海，后来又帮助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共产党人也曾渗透青帮，李立三组织1925年的日本纱厂罢工运动时，亦在青帮成员帮助下取得成功。蒋介石后来看到青帮有可利用价值，以“蒋德政”的名字参加了青帮。1927年2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因受到蒋介石和青帮的破坏而失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利用青帮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造成了血腥惨案。这以后，青帮完全成为蒋介石反动政府镇压人民的工具。
　　青帮在上海为虎作伥，但还有些土生土长的安清帮成员依然存在，并在下层群众中有所发展，他们与上海及大城市的青帮没有联系，依然抱定互助谋生的宗旨，如淮安安清帮辈分最大的“大”字辈，最晚的“觉”字辈，涟水一县有会众4000至5000人，盱眙县有近3000人。在抗战时期组织抗日自卫，并为此做出牺牲。
　　共产党人为了壮大抗日民众武装力量，打击日本侵略 军，团结组织安清帮抗日。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共产党人 有计划地打入安清帮，通过关系，拜“大”字辈冯守义、 高道衡等为师，并在帮内设香堂，收徒弟，借以团结和组 织会众。先后打入安清帮的有泗述县长夏如爱、淮阴县长 夏仲芳、沭阳县长吕镇中、新四军联络处专员李文达、淮 阴区委书记燕铭、区长马道元等。吕镇中在淮安县和沭阳 县收徒弟上千人。这些人中大部分后来在其“师”的带领 下走上革命道路。
　　国民党政权也拉拢利用安清帮，收编其武装，以扩大 自己的实力。这些被收编的“抗日自卫军”，有的为抗击日 军，确曾立有战功。有的却成为国民党反共帮凶，最后被 我共产党武装所灭。
　　盱眙安清帮“大”字辈人物郭济川等甘心投靠日伪， 成为汉奸卖国贼。郭济川以贩卖烟土起家，清末民初在河 防大队任职，敲诈勒索，强抢民妇。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 日军三进盱眙城，郭任伪县长，命其部下配合日军下乡扫 荡百次之多。抗日根据地遭杀害干部、战士达 30 人，郭济川 1951 年被人民政府逮捕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