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朝"粮储抵通，分贮京、通二处"，"漕粮岁入四百万石"是明代形成的常例，清袭之。这只是向农民所征粮食要求交朝廷的部分。除了部分改折银两和别处存贮，"实上京、通仓三百一十八万石"有余。这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得多少运粮船来运呢？我家祖上是清代通州百家军粮经纪之一，先父陈彬儒的外祖父杨老先生，是清代道光年间通州仓场衙门账房管理总账的先生，故此流传下来一本《漕运底账》，里面有关于运粮船只的数字记载。
　　这本《漕运底账》，横13.3厘米，高13.4厘米，东昌纸21张对折成42页，粗缀成册，无封面，最后一页空白，第39页开头记有"道光三年二月十八日"（1823年3月30日）。
　　我和花启清同志对这本底账进行了初步研究。底账前13页中记录漕船船队122帮，其中7帮船只数空缺，115帮记有船只数。各地军船和雇募民船帮数用汉字数目记写，各地船帮的船只数用商用数字（竹筹码）记写，如
　　(57)、(43)等。我们计算出其中这115帮船队有运粮船5625只。
　　底账第41页记有船队21帮半（半帮不宜解为二分之一帮，以不作整帮看为宜）。这21帮半，合计1278只船，将此与底账13页记载核对，有18帮在前面，既有帮数也有船只数，其中13帮增加船只数，两帮减少船只数，增减相抵，净增船只58只；有3帮弥补了前面只有帮数而无船只数的空缺，计船181只。这样共增239只船。两部分相核对，互为补充，从而算出122帮，其中有船只的船队118帮，船只总数5864只，还有4帮船队船只数字空缺。
　　《漕运底账》第35页又记有各省区的船队帮数，并记有"共计漕白一百二十五帮"。这个"漕白"，在这里是指运军粮和白粮的船队。漕粮，广义上包括军粮和白粮。明清将漕粮分糙米、粟、豆等供给在京一般官员俸米和军需粮饷，叫军粮；从江、浙等五府一州（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太仓州、湖州府、嘉兴府）征收的优质粳、糯米叫"白粮"。白粮分交内仓并酒醋面局、光禄寺及支发王公、一二三品大员俸米。这页上所记山东、河南、江南七省船队数之和恰是125帮，较前所计122帮多3帮，与底账前13页记录核对，除江南外，其余各省船帮前后完全相同。这页记有"江南……六十帮"，而第4页所记"江南十五府……四十九帮"，加上第9页所记属于江南的松江府8帮共57帮，少了3帮，经查，只有江淮"头、二、四帮"，第三帮未记。另外两帮又是13页未记。照此看来，未记数与实缺数相符，当不是故意造成的。
　　大通桥下的纳粮图
　　作者：佚名
　　约摄于19世纪末
　　漕粮从大运河北端通州石坝码头验收合格的白粮，过斛（hú）装入麻袋后，由脚夫扛到通惠河东端码头葫芦头处，装上剥船，经通惠河过4道闸，溥济闸（杨闸），平津上、下闸（今朝阳区高碑店附近）和庆丰闸（二道闸），到此处卸船上岸，由京仓经纪二次验收过数，无问题后就陆路转运入京仓。片中主景就是当时大通桥码头附近验收漕粮的情形。上层是北京内城与外城交接处的城垣。
　　综前所述，道光三年(1823)前后，有漕运船队125帮，其中118帮有据可查的运粮船共5864只，4帮船数空缺，3帮未记，计7帮。当时每帮有船十几只到八九十只不等。看来这期间运粮船总数当在六千只左右。这并不是漕运粮船的最高记录。从道光年至同治初年，历任编修、顺天府尹、户部侍郎、工部尚书等职的王庆云，在其所著《石渠余纪》中写道："嘉庆十七年(1812)各省漕船六千二百四十二只。"此数与我们的推断不相上下。但王氏还写道："较乾隆间少千四百余只。"乾隆年间( 1736-1795)漕船数，当是该书《纪漕船运军》篇开头所言："凡漕船，各省原额万有四千五百零五号，除改折、分带、坍阙裁减外，实运船数各省共七千六百九十二号。"
　　孙承泽所编《天府广记》中，关于漕船有"景泰、天顺(1450-1464)间，计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的记载。这还不包括运河中的水师船、驿船、官船、商船、民船和极为机密的解运漕银的船只。可以想象，明清两代，大运河作为当时中国经济动脉，成千上万的船只北上南下，川流不息，是何等繁忙。
　　通州作为漕粮进京的重要码头，"万艘朝宗"成了当时有名的"通州八景"之一。家父生前曾咏有《万艘朝宗》竹枝词一首："广拓水驿万艘屯，漫卷舟帆桅樯存。东装西卸转输紧，南纳北收漕务纷。终日无休人语喧，彻夜不绝粮帮临。夕阳小艇能沽酒，三江风景到通门。"
　　作者陈乃文，通州区永顺镇中心校离休教师。本文写于199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