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图片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1说说三庙一塔那些事儿
　　2说说通州水系那些事儿
　　3说说漕运码头那些事儿
　　4说说漕运仓储那些事儿
　　5说说张家湾古镇那些事儿
　　6说说安清漕帮那些事儿
　　7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
　　8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
　　9说说老通州洋人那些事儿
　　10说说运河民俗那些事儿
　　漷阴县升制漷州，初始州治设在柳林镇，但柳林镇作为漷州州治的时间也很短。不到一年，漷州州治又南迁到白河（今北运河）西岸之河西务。漷州州治再迁的原因，是元初开始的京杭大运河开凿工程，较之皇家“捺钵”需求，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运河工程显然更为重要，州治南迁到河西务，正是为了大运河工程的需要。不过满足了大运河工程之需，皇家“捺钵”的需求怎么办？弥补这一缺失的办法就是在柳林镇修建了一座行宫。这座行宫就是元朝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柳林行宫。
　　漷州州治从柳林镇再迁河西务，这消息对漷阴镇的人来说关系不大，说有点儿影响也就是自身离州治越来越远了。柳林镇修建皇家行宫，对柳林镇人或许是个安慰，但与漷阴镇人的关系还是不大。漷阴镇还是原来的漷阴县县治，这次升制漷州，给漷阴镇带来的好处，或许只是漷阴县变成了漷州直属县，因此而来的喜悦非常有限。

　　直到元至正（1341—1370年）初，漷州州治终于又迁到了漷阴镇东北，县、州同治。漷州州治从河西务再迁至漷阴镇，是为了大运河治理和皇家“捺钵”需求的二者兼顾。而后者的主要功能，当时已经被建于柳林镇的柳林行宫取代。漷阴镇的“捺钵”文化氛围已经冷淡多了，主要作为河漕事务管理的行政职能，比较财大气粗的皇家文化影响也要小得多，是以漷阴镇人对它作为漷州州治的感觉，比之作为皇家“捺钵”地的漷阴县县治的自豪感差不了多少，他们宁愿称自己漷阴县，也不愿称自己为漷州。
　　这一状况除了心理上的原因，还有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一者，漷阴镇作为漷阴县县治的历史，事实上是其辉煌的顶峰；二者，漷阴镇作为漷州州治还不到50年，时间上也比较短暂；三者，作为漷州州治的地方不止漷阴镇，先有柳林镇再有河西务，漷州州治迁到漷阴镇已是第三处了，都称漷州岂不是很可能发生混淆？但漷阴镇作为漷阴县县治就不一样了，不仅时间长达600多年，而且自始而终没有外迁。不管漷阴镇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总之他们仍然以“县”自称，漷州留给漷阴镇的历史痕迹，只是漷阴县变成了漷县。
　　霍村升格为漷阴镇，漷阴镇升制为漷阴县，漷阴县再升为漷州，都与皇家“捺钵”文化息息相关。如果没有了皇家“捺钵”，这个地方的建制最高也就是县级，那还是地貌变迁过程中的某种过渡。元末明初，柳林海子等几处飞放泊也淤塞了。它们变成了大片的湿地和零星的坑塘，再也不能满足游猎的需要了，而且明朝是汉族政权，没有“捺钵”传统，明初又建都南京，北京城里也没有多少皇族……如此，以皇家“捺钵”需要而来的漷州建制，也就失去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元末，漷州地域连续发生大的争战，导致居民大量减少，漷州建制已是名存实亡。因此，明洪武五年（1372年）漷州被降为漷县。这个县由漷州而来，也就没了“阴”字而是直名漷县，县治仍在漷阴镇。漷州降级为漷县，取代了原来的漷阴县，没有了漷阴县，漷阴镇的镇名也就变成了漷县镇。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自北京起兵，攻夺明朝政权。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为增加京畿地区人口，从全国各地（主要是山西）向北京大量移民，漷县地域人口密度大量增加。曾经的几处飞放泊演变为湿地沼泽，为移民屯垦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随着漷县县域内荒地屯垦殆尽，再要增加人口就不可能了。
　　漷县以延芳淀皇家捺钵而兴起，但它原本就是一个小县，辖域范围很小，大体只相当于今通州区南部（凉水河以南，不包括今北运河以东地区），通州区以前也不过一个县，漷县之小也就可以想见了。故老口传京东曾有八个县：通、三、武、宝、蓟、香、宁，外加一个小漷县。漷县地域太小，延芳淀完全淤塞后可耕地面积大为增加，但再怎么增加也超不出延芳淀本来的范围，没有了皇家捺钵，它甚至连县的建制都很难支撑。
　　经过沧海桑田的变迁，漷县的地形地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曾经的水面消失后，这一地区就变成了平原，与它周边的广阔平原连成一片，其地貌优势完全消失。地貌的优势消失了，因地势而来的灾害却突显出来，由于这一地区地势低洼，一遇洪涝就受灾惨重。这样的地方自然不利于建政发展，有明一朝还保留其县制已属不易，这可能与其漕河管理的功能仍然存在有关。漷县建制的辉煌，不是因为大运河漕运而起，但它因为漕运的需要而延续了更长时间。
　　明英宗时曾做了28天宰相的漷县人岳正，在《漷县奉敕重记中》这样描述漷县当时的衰落景况，“永乐初置九屯……后相继亡去，今屯遗十余家，土著居民不满千户”，“故邑无郛郭肆市，小大公宇圮毁湫秽，荡如村墟”。明代嘉靖胡锭撰《漷县减差碑记》，借昔人咏漷县诗以证“漷邑疲惫非朝夕之故”。从这首诗中更可知漷县没落的状况：“孤城斗大古荒台，墙堞齐腰土雾埋。全里地无方寸业，一人身占两三差。幽坟以草名留籍，照户添丁妇未胎。游釜困鳞终作腐，此情谁肯达金阶。”
　　看来别说一个州的建制，漷县连一个县的建制也难以支撑了。清朝初年，漷县地区更屡遭水患，人口锐减，支撑其建制的基础进一步动摇。据《通州志》载，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漷县终以辖域内“迭遭水患，民困徭役”，而始奉裁省，并入通州，但仍“以管河州判一员驻其城”，这最后一句印证了其县级建制有明一朝得以维持的原因所在。
　　清朝时，漷县地域已全部变成平原，曾经的雍奴薮和延芳淀演变成星罗棋布的坑塘，地貌优势彻底丧失，历史的辉煌再也无法延续……还好，有清一朝大部分时间大运河漕运的功能还在，虽只“以管河州判一员驻其城”，漷县多少还保留了一点建制上的优势。到清末大运河停漕，这一点点优势也终于成为历史，民国时，漷县最惨时只是一个村的建制。
　　以皇家“捺钵”文化而兴起的古镇，随着地貌特色的消失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但它曾经的辉煌已被写入历史。今天的漷县是镇级行政建制，大体上已回到了它应有的地位，但与一般乡镇相比，它厚重的历史始终是它独特的优势。漷县古城号称曾有四台八庙七十二井的辉煌，但如今被保留下来的古迹已然不多，却总还有一些被保留了下来。比如古城被拆除了，城墙的遗迹还在，城西还有一段护城河依稀可见，萧太后的驻跸井被填埋了，忽必烈曾用作行宫的佑国寺也没了，但村东港沟河上东门桥遗址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