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2014年年初，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唐代幽州节度使刘济墓发掘工作全面完成，其中，刘济夫人的大型彩绘浮雕十二生肖描金墓志最为罕见。在城市副中心的墓葬遗址里，考古人员居然找到了一方同款墓志，上面也栩栩如生地刻着十二生肖。

　　通过阅读墓志铭获悉，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墓主人叫吕府军，祖籍山东，791年死亡，地点是北平昭义乡北隐村；他的夫人是北京人——北平杨氏。

　　细读墓志，挺有意思。比如写到“不仕”，还说自己不适合做官，就应该当一名普通老百姓，过平凡生活。但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等推断，这应该是墓主人跟后人开的一个善意玩笑，是一种自谦。这座墓葬里有仿木结构假窗，制作精美，这是在模仿墓主人生前居住的环境，因此可以判断墓主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在编号为M101的墓葬里出土了一具完整的人骨，腰部有一把小棍，经鉴定为骨质算筹。算筹比珠算的出现早千年，到了明代逐渐失传。但是这种计数工具一度流传到海外，近年在日本和韩国也有出土。考古工作者介绍，这种小棍在北京大葆台汉墓也曾少量出土过，而此次一下子就出土了26根。

　　在胡各庄村发现了62座汉代瓮棺葬，均为竖穴土圹，瓮棺均横向放置其内，均为南北向。儿童瓮棺葬的葬具以夹云母红陶和泥质灰陶器为主，器形有釜、瓮、罐等。成人瓮棺葬发现23座，瓮棺为专门烧制用作葬具的筒形瓮，均为两件筒形釜子母口对扣而成，筒形瓮均为灰陶质，饰瓦棱纹和弦断绳纹。仅个别瓮棺葬中有随葬品。

　　唐墓均为砖室墓，可分为有墓道和无墓道两大类。有墓道的砖室墓均为单室墓，墓室平面可分为方形、弧方形、圆形等；无墓道的砖室墓有梯形、船形等。唐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主要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器等。位于路县故城城址外南约600米处，发现了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幽州潞县县丞艾演墓。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艾演葬于“潞县甄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

　　考古人员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做了收集和存放，并制订了开展古代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古DNA、古食谱、民族迁徙的研究计划。对地层土壤进行了采样，已进行孢粉、植硅石、粒度测试及光释光年代学测试。

　　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明确证实了该城址是汉代渔阳郡的路（潞）县治所。在城址周围发掘了战国至明清时期的上千座墓葬，更加丰富了整个遗址的文化内涵。该遗址地处水陆交通、东西往来、南北连接的枢纽之地，对研究中国古代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的交流及中原文化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影响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地历来是古代北京之门户，对研究北京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其中的“变”，就政治统治的空间形态而言，主要表现在“郡县制”政体和区划的形成与发展。西汉初年新建的路县，可以说就是这种“变化”的产物。就汉代考古而言，路县故城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其形制和大小符合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的规制，作为“凝固的历史”，对探索汉帝国北方地区和幽蓟地区基层社会的主要架构、管理机制和组织形式等均具有重要的考古和历史价值。

　　如前文所说，在路县故城城址周围的多个方位，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各时期墓葬。在以往的基建考古和生产活动中，于城址西北的武夷花园、北部的召里村、东北部的宋庄等地都发现过相当数量的汉唐时期墓葬。这些墓葬的年代与该城址始筑、使用和废弃时代息息相关；并且在整体空间上明显呈现出以城址为核心的分布特点。因此，在时空关系和文化联系上，该城址与周围墓葬密切相关，互为支撑，可形成立体、完整的研究资料。这也为研究通州乃至北京地区两汉至明清时期的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路县古城考古具有重大意义。路县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及各省市考古单位领导和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各位领导和专家一致认为，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全国的汉代

　　县级城市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调研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时，亲临路县故城遗址现场，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要落实保护措施，扎实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名片。

　　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确认很重要，虽在《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中有记载，但不知其具体所在，通过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对城址予以确认，它不仅对通州区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北京市城市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代路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北京的根。汉代路县故城面积约35万平方米，是北方地区比较规范的一个县城，城墙、城壕保存相对完整，考古工作基本搞清了中国北方县城的形制、布局，可以说填补了一个很大的空白。

　　汉代路县城墙在汉代县一级的城市中是比较大的了，如果和中原地区比，也不是小县城。城外发掘的1000多座墓葬，年代从战国、汉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完整。通过发掘可以看到周边少数民族是怎样融入汉族文化的。发掘过程中将城址、墓

　　地联系在一起考查，厘清了两者的内在关系，极大地丰富了路县故城考古研究的内涵。

　　汉代路县故城的发掘将为多民族地区从思想上增加国家认同，举出历史的范例。通过路县故城的发掘与研究，能够看出当年多元一体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考古发掘，看的不只是出土文物，更为重要的是“透物见人”，由此折射出的是当时社会理念与国家凝聚力的久远历史。

　　2017年1月，北京市政府专题会议强调，汉代路县故城见证了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记忆，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要优先加以保护。同时决定，将故城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与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统筹考虑。这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工作的空前壮举，定会在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城市建设中，完整地保护一座新发现的汉代县城遗址并建设遗址公园，在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路县故城的全面保护，留下了北京的“根”与“魂”，不仅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也对古代大范围遗址保护、文化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示范性的深远、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