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人世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东西，叫缘分。意思是说，不管什么人，无论你在哪里，哪怕隔着万水千山，冥冥中也会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相逢。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说实话，对这种说法我一直半信半疑，直到和郭颂老师相识后，我越来越相信：缘分是个奇妙的东西，真的有！不然，一个唱歌跑调儿的"左嗓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唱家交往了二十年呢？
　　小时候，也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遍布乡村的高音大喇叭是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除了每天转播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县广播站、公社广播站的节目外，其余时间就放些文艺节目。这当中，我最爱听的就是郭颂的东北民歌了。特别是打草、拾粪、捡麦穗的时候，只要郭颂一开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干活儿也不觉得累了。《新货郎》《丢戒指》《看秧歌》，那种感觉不像是听歌，就像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和你聊天、拉家常。说的都是你身边的事，聊的都是你感兴趣的话题。
　　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但是，我一直以为自己有个特长：别人的歌我不敢说，只要是郭颂的歌，我准能听出来。为此，还和小伙伴们吹过牛。敢情不光是我，郭颂那亮堂堂的嗓音好多人都能听出来。真扫兴！
　　1982年4月，我当上了马驹桥公社广播员。有"权"就任性啊。每到周日放文艺节目的时候，我对郭颂的东北民歌情有独钟，可着劲儿地放。听我的搭档张立芳说，喜欢郭颂的人多了去了。她还给我讲了一个笑话。有一次，我的上任男广播员预告节目的时候，应该说：    "下面请听郭颂演唱的几首歌曲"。一紧张，说成了"下面请听歌颂演唱的几首郭曲"。在文娱活动匮乏的年代，这个笑话让我们笑了好长时间。

　　你要是喜欢一个人，就会潜移默化地受他的影响。郭颂的歌词都是大白话、接地气，广播语言要求通俗易懂、口语化。干脆，我写广播稿就写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让听众听得明白，听着舒服。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写起稿来得心应手，县广播站的投稿命中率几乎达到了100%。有一次，公社科技站的吴思民把我叫到他的宿舍，给我一本《北京文艺》看，上面有他写的一篇小说，我印象中小说的名字叫《灌溉》。我羡慕得不得了。于是，我突发奇想，尝试着用北京方言土语写了三篇小小说，结果，三篇都在《北京日报郊区版》发表了。其中，《喜帐》还被收入了《北京农村小小说选》一书。1984年6月，我和胡各庄乡的安继连等人一道，成为通县广播站招聘的首批农民合同制记者。
　　我第一次见到郭颂是在电视里。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郭颂一连唱了三首歌。《甜透了咱心窝》《串门》《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听得我是既过瘾，又不解渴。郭颂不是我想象中老爷爷的样子，是一位英俊的中年大叔。浓眉大眼四方脸，一身浅色的西服透着那么帅气。这之后，我时不时的在电视上见到他的身影，在广播里听到他的歌声。而我见到郭颂本人，则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长话短说。通州区梨园镇小稿村有个叫郭润田的农民，致富不忘众乡亲。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除了通州电视台，我还兼管着北京电视台通县记者站的工作。1995年年底，我联系北京电视台《京郊大地》栏目组采访了郭润田。采访间隙，性格开朗的郭润田给大伙儿露了一手儿：学唱郭颂的东北民歌《丢戒指》。郭润田怎么也没想到，他随随便便唱的这段北京电视台给播出去了；他更没想到，这段唱让正在北京排练春节晚会的郭颂看到了；谁都没想到的是，郭颂主动和北京电视台联系，要来小稿村见见这位农民老大哥！
　　1996年2月6日，我和同事辛建国一大早儿就来到了郭润田家。上午十点，我敬仰多年的歌唱家郭颂来了。两个老郭一见面，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就像失散多年的亲兄弟重逢一样。生活中的郭颂比电视上还要帅气，东北人豪爽、热情的性格好像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了。辛建国跑前跑后地帮北京电视台录像，我在一旁傻傻地看热闹。直到郭颂上了车，我才意识到坏事了：多好的一条新闻，怎么光看不记呀！幸好，那时年轻，再加上干了十几年的新闻工作，养成了脑记的习惯。回到单位后，我把上午看到的情景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捋了一遍，一气呵成，写了一篇通讯"我跟郭颂是哥俩"。在通州电台播出后，我还给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高德澍一份，请他转给《京郊日报》。也许是题材对路，两周后，这篇通讯就在《京郊日报》头版刊登了。
　　至此，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了。一想到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心中的偶像，心里美滋滋的。
　　福无双至今日至。事情还真没有结束。
　　1996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写稿。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你好，请问是志刚吗？猜猜我是谁？"电话里的声音陌生又有些熟悉，我一时猜不出来。对方还一个劲儿地给我提醒："想想，今年春节咱们见过。"我还是猜不出来。"哈哈，我是郭颂。对，是唱东北民歌的郭颂。"我一下子愣了，我的想象力再丰富，也猜不出是郭颂的电话呀！"志刚，前几天，北京电视台的同志给了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你写的稿子，我看了非常喜欢。过几天我到通州办事，想和你见个面，认识一下，可以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哪是可以不可以呀，我是求之不得呀！
　　两周后，我和郭颂在潞河医院斜对面的一家小饭馆里见面了。有人说，官大脾气涨，名气大架子大。郭颂不但一丁点架子都没有，说话还特别风趣、幽默。没聊一会儿，我就没有了当初的拘谨，和郭颂东一榔头，西一杠子侃起大山来。我问郭颂："以后见面，我该怎么称呼您呀！"没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探讨了很长时间。我说："您比我父亲大，干脆，我叫您大爷吧。"敢情郭颂还是个北京通，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北京话里大爷有那个意思。"最终我们达成了共识，就叫郭老师。他说，这个称呼雅俗共赏，全国通用。
　　我们聊天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对面桌一对母女也在用餐。母亲40来岁的样子，时不时的往我们这桌看。过一会儿，乍着胆子走了过来。"请问，您是歌唱家郭颂吗？""是我，我是唱歌的郭颂。"这位妇女像孩子一样喊了起来："哎呀，太好了，见到本人了，您给我签个名吧！"这位妇女找了半天，从身上也找不到一张纸。还是饭店服务员帮她解了难，递给她一张点菜单。我注意到，郭老师签字的时候，还细心的写了日期、地点。旁边的女儿一脸茫然地望着这边，不知母亲发的是哪门子神经。郭老师悄悄地告诉我："我要是唱通俗歌曲的，找我签名的肯定是她女儿。"原来，这样的事郭老师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分手时，郭老师送我一张有他签字的CD光盘和一份介绍他演艺生涯的报纸。这次见面我就一个感觉：投脾气，聊得来。
　　工作关系，我接触过一些明星大腕，有的还互留了联系方式。但是我一直秉承这样一个原则：您不联系，我不打扰。这之后，虽然郭老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却从未主动联系过他。不过，从这时起，我开始关注郭老师，对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郭颂自幼喜欢唱歌，还好琢磨乐谱，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老师上课提问，他把3+4=7读成了咪+发=西。成为专业演员后，郭颂"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气壮。"愣是把东北民歌唱到了全国。1962年，周总理接见外宾时，他演唱了一首《越走越亮堂》。演出结束后，周总理特意找到郭颂，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这首歌获得了全国优秀音乐创作奖。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令他自豪的是，他参与创作并演出的《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到文化教材中。
　　可以说，郭颂老师的歌影响了几代人！

　　也许是上天有意安排。1997年春节刚过，郭老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为了方便工作，他来通州居住了，住在了梨园镇杨家洼。
　　在郭老师家里，我们第二次见面了。这次见面我们彼此都没有了陌生感，随随意意，无话不谈。临分手时，郭老师忽然一本正经起来："志刚，我想好了，你这个小朋友我交定了！"说完，郑重其事地送我一个礼物。天哪，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居然把礼物包装得这么时尚：彩色的绸纸，漂亮的蝴蝶结。郭老师的举动让我措手不及，甚至有些尴尬。礼尚往来，可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呀！好在我脑子转得快："郭老师，还是您狠，这辈子我都欠您的。"逗得郭老师哈哈大笑。
　　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礼盒。锦盒上有两句诗：青春诚可贵，暮春价更高。与年轻的好友志刚共勉。落款是：六十有六关东老汉郭颂，1997年2月24日于梨园杨家洼。锦盒内侧还有一幅漫画，钢笔画的：一位老人注视着远方，放声高歌。怎么这么巧啊，那一年，我三十三岁，郭老师正好长我一倍。此时，我不知怎样形容自己的心情，更多的应该是感动。我和爱人讲，郭老师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你要想真正地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走进他的生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信件是主要的联系方式。郭老师担心信件寄到村里不保险，希望我帮助中转一下。自此，郭老师名片上的联系地址是我们单位，联系人是我。我那时住在果园环岛附近，和郭老师的住处只隔着一条运河大街。于是，我理所当然的成了郭老师家不请自到的常客。
　　一来二去的，我们之间的称呼也有些变化。当着人的时候，我叫他郭老师，没人的时候，就喊他老头儿。郭老师知道，这是北京人对自家老人特有的尊称。1998年4月，我担任了通州区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一般情况下，郭老师称呼我名字，没有外人或打电话的时候，张嘴就喊"王局长"！那个"长"字还用东北口音往上一挑。我心里明镜似的，这不是尊称，是调侃。但是，调侃里透着那么亲切。
　　如果不是近距离的接触，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关东老汉是如此有趣。艺术大家黄永玉点评的非常到位：郭颂特傻，傻得那么可爱；特天真，天真得像小孩子相信魔术一样。和他在一起，你会年轻十岁，而且会忘记世上还有烦恼二字。正因为如此，我也时不时地冒冒坏，逗逗这位可爱的老头儿。
　　有一次，我逛音像商店时，无意中发现有历年春节晚会的光盘。压缩版的，十几张一套，我立马买了下来。回来后，我跟郭老师显摆："您1984年春节晚会上唱了三首歌，手头上有录像资料吗？"郭老师一愣："我这里都是CD盘，带影儿的还真没有。"我不紧不慢的说："前几天，一个朋友送了我一套，我特喜欢，不过，我觉得您保留更有意义，送您吧！"我装出一副忍痛割爱的样子。郭老师连连摆手，"不合适，还是你留着吧。"我坚持送给郭老师，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果然不出所料，光盘的事郭老师还真上心了，跟我说了几次。意思是，春晚光盘很有意义，你也应该有一套。有一天，还郑重其事地跟我说，想托中央电视台的朋友，看能不能再找一套。我实在绷不住了，跟他透了底：其实，光盘是我买的。买了两套，您一套，我一套。郭老师噗嗤乐了："你个坏小子！"
　　别以为只是我欺负老头儿，老头儿有时也跟我耍心眼。
　　2003年国庆节前夕，郭老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10月3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有演出，找到三张票，叮嘱我务必去看。可能骨子里就不爱贪热闹，再加上天生就没有文艺细胞，我答应得有些含糊。大意是，尽量去，没有特殊情况就去。郭老师告诉我，先别急着定，你看完信再说。他让小女儿把三张票和一封信送到了我们单位。信是这样写的：志刚小罗二位忘年好友，金秋快乐！在共和国成立54周年的喜庆日子里，能否让我的孙儿王钊随他爹妈去天安门广场玩耍一番，晚上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看他的老爷爷为人民一展歌喉。去与不去，你们酌定。
　　自打和郭老师认识后，他对我儿子又喜欢，又疼爱，视同亲孙子一样。平时不说，每年的压岁钱必不可少，还在红包上写上祝福的话。他不止一次跟我说，我孙子要是不高兴，我就不高兴。大国庆节的，咱别让老人家不高兴啊。我对郭老师的女儿说，老头儿给我送的不是请柬，是"通牒。"请转告他，我肯定去，我们全家都去。
　　事后我们聊天的时候，郭老师对自己的"激将法"很是得意，还送给我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
　　郭老师年纪大了，上下楼有些吃力。但是在杨家洼小区，他选择了顶层，也就是六楼居住。原因只有一个，怕练声时打扰街坊邻居。没有特殊情况，家里的音响是不会用的。我也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的，认准我嗓音不错，是块唱歌的料，非要动用一次音响，和我OK一次。
　　虽然在马驹桥公社当过两年广播员，但播音和唱歌是两码事。更可怕的是，我天生是个"左嗓子"，唱歌时嘴不对着心。换句话说，自己唱起来津津有味，别人听起来死的心都有。任凭我怎么解释，郭老师就是不信。他也有自己的理：咱们俩唱一首歌，你跑偏，我给你拽到正道上不就得了。你不相信自己，还信不过我？！
　　恭敬不如从命，别不识抬举。一个周末的傍晚，在郭老师家中，我们摆好架势，正式开唱。歌曲是我事先选好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我打小就喜欢听，我觉得这首歌不紧不慢，曲调平缓，唱起来不费劲。虽然歌词记不全，好在电视上有提示，唱下来应该问题不大。于是，我唱第一段，郭老师唱第二段……凭心说，唱歌时我是尽心尽力的，绝对没有敷衍。歌还没唱到一半，郭老师笑场了，笑得前仰后合。一边笑，一边说："志刚呀，志刚，你可真不是谦虚！"
　　别以为郭老师抓住我的短处了。我跟他说，您要是得罪我，我就满处给人唱歌，就说我是郭颂的徒弟。郭老师忙说，得罪谁，我也不敢得罪你！
　　人要是熟悉到了一定程度，说话就会无所顾忌。
　　有一次，在郭老师家中，他给我看早年的一些资料。敢情郭颂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郭增发。我不由自主嘟囔，郭增发，郭增发，真俗。老头嘿嘿一乐，不急不恼。看到郭老师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我又说走嘴了，"您年轻时脸怎么这么长啊，还是现在帅气。"郭老师故作生气状："不许叫老师外号！"
　　其实，郭老师年轻时更帅气。三十来岁就和周总理合影，想不帅气都难。一般人都能听出来，我这么说是开玩笑。可郭老师不是一般人啊，他认准我喜欢现在的郭颂了。打那以后，他送给我的数十张照片大多是六十岁以后的，七十岁以后的居多。2008年6月，他特意制作了一本相册作为我爱人的生日礼物。这本相册中最早的照片是1991年，也就是他六十岁那年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的合影。其实，无论是喜欢还是收藏，我更希望手头上多些郭颂老师早年的照片。
　　这个可爱又可气的老头儿，让我说什么好啊。不过，细想起来，不怨郭老师，怨自己，我是自作自受。
　　郭颂是辽宁省沈阳市人，193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虽然二十三岁那年就成为黑龙江省文工团一名专业演员，但是，他始终心系黑土地，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这辈子，他为人民写，为人民唱，中国农民身上那种淳朴、善良的品格伴随了他一生。
　　1998年5月的一天早上，我还没上班，郭老师有事找我，电话打到了单位值班室。值班的新闻部记者张国瑞一听是郭颂，又惊又喜。老张那年46岁，可以说是听着郭老师的歌长大的。他跟郭老师说，在马驹桥念小学的时候，学校有一张郭老师的唱片，百听不厌。长大后，自己攒了一个收音机，就爱听郭老师的歌。郭老师问他"你最喜欢哪首？"张国瑞脱口而出"《新货郎》！""好，我唱给你听。"电话里，郭老师认认真真的给张国瑞唱了《新货郎》的前两段。把张国瑞美的呀，上班后，跟说我，又上其他办公室炫耀，那个高兴劲儿就跟中了大奖一样。
　　和郭老师接触久了，我发现郭老师好脾气，按现在年轻人的话说，简直是个老"暖男"。在我看来，我无论说什么，怎么开玩笑，郭老师都不会急眼的。但是，我的想法真的错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风靡全国。来自国内的艺术家和优秀演员走遍全国老少边穷地区，走进厂矿部队科研一线，为人民群众送去精神食粮。这样的公益活动自然少不了郭颂的身影。那时，他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慰问演出。凡是中央电视台播出有他演出的晚会，郭老师都会在我的BP机上留言，告诉我节目播出的时间，他参演的曲目。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心连心"节目的忠实观众了。当时，我正在通州电视台从事管理工作，自我感觉对电视节目是内行，开始"嘚瑟"起来。有一次，和郭老师聊天时，我对艺术团的一位女主持人评头品足，认为主持得太一般了，而且"点评"的时候还有些不恭不敬。当时我就感觉郭老师不高兴了。虽然没有直接反驳我，却一个劲儿地替人家解释。打那以后，我长记性了，不仅在郭老师面前，在任何人面前从不说人长短。
　　和郭老师在一起时，我们很少聊工作上的事。但是，歌唱家王昆对他的大恩大德，郭老师多次和我提及。1956年，郭颂带着《丢戒指》参加全国音乐周引起轰动。那个年代，社会上许多人对东北民歌不屑一顾，认为低俗，登不了大雅之堂。在演出后台，王昆对他说，你的歌很有特色。观众这么喜欢，不简单。以后你一定要走这条道。这件事成为郭颂事业的新起点。这之后，王昆给予了他多方面的帮助。郭颂也没有辜负王昆的期望，《新货郎》《串门》《大顶子山高又高》等一批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很快火遍全国。郭颂对我讲，王昆老师就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不辜负真心，不遗忘真情。这句话用在郭老师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有一次，郭老师跟我咨询点事，大概是房地产方面的。这方面我是外行，就请区规划分局时任党委副书记李莲英帮忙。李大姐原来是区委政策研究室的，我们都在区委大院工作，彼此非常熟悉。郭老师和莲英大姐只聊了一次，问题就解决了。在常人看来，这件事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可郭老师却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不止一次让我替他谢谢李莲英副书记。有一年，还把他亲手写的贺年卡托我转送给莲英大姐。
　　在郭老师看来，有恩于他的人，帮过他的人，乃至喜欢他唱歌的人，都是他感谢的对象。每年春节，他都用贺年卡表达自己的心意。他把对亲人、对友人的深情厚意浓缩在了这张小小的卡片中。
　　郭老师每年究竟给多少人送贺年卡，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在小小的贺卡上他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每年的贺卡都是他精心设计的，上面有他的工作照、生活照，有时，还配上几句民歌歌词。然后再根据不同的人，亲笔写上不同的话。有热情的问候，有深切的赠言，有真诚的祝福，有幽默的调侃。2007年是郭老师从艺55周年，这年的贺卡上有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的贺词，有艺术大师黄永玉画的《仙鹤长青》，小小的卡片堪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和郭老师交往的近二十年中，我只收到一次他人代笔的贺卡。2005年春节，郭老师的长子郭晓良给我寄来一张贺卡，贺卡上特意注明：家父正在美国演出、讲学，临行前特意委托我给您拜年。
　　有些人，不管面对什么环境，无论地位怎样变化，骨子里与生俱有的东西从不会改变。郭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做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
　　2006年"五一"节在老家看电视的时候，恰好看到郭颂正在演唱歌曲。我告诉父亲："郭颂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交往十来年了"。父亲当时眼睛就亮了："郭颂很早就出名了，我上学时就喜欢听他的歌。"父亲小郭颂九岁，当年在部队时就是个文艺青年。尤其是京剧，唱得还真是那么回事。父亲一再叮嘱我，一定要给郭颂带个"好"！
　　工作关系，平时我对家里的事很少顾及，对父母的关照更是欠缺。但是我能做到一点：父母交办的事绝不耽误。我把父亲的意思和郭老师说了以后，他一个劲儿检讨："大意了，怎么连起码的"老礼儿"都忘了，我早就应该去看望你的父母，我的老弟、老妹！"
　　2006年6月13日上午，郭老师携家人早早地就来到了我的老家——马驹桥镇史村。能来的都来了，一共九口人。儿子一家，女儿，外甥女，连亲家都来了！为了迎接郭老师的到来，父母紧张了好几天，主要是不知怎样接待心目中的"大人物"。头天晚上，父亲还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称呼郭颂。我跟当了一辈子干部的老父亲讲："您就踏踏实实的吧，郭颂比您随和多了。"果不其然，一进门，郭老师就用他那特有的亮堂嗓门来了一句："认亲戚的来喽！"一句话，让父母紧张的心立马放松了。孩子在院里玩儿，大人们在屋里有说有笑，郭老师还时不时地来上两句，农家小院充满了欢声笑语。那时照相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我赶紧给马驹桥镇宣传部的仇春旺打电话，请他过来帮忙。照相时，郭老师一手挽着父亲，一手牵着母亲，就像大哥哥领着弟弟、妹妹一样，好一幅温馨的画面！
　　事后，父亲专门制作了一本相册留作纪念，还把和郭颂照的全家福摆在了屋子正中，来人就显摆显摆。
　　2004年年初，郭老师从京东通州搬到了京西门头沟，住在了永定镇冯村一栋橘红色的公寓里。
　　屈指一算，郭颂在通州住了八年。古老的运河见证了我们的友谊，西海子公园目睹了我们的快乐。这期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常常以"通州杨洼一老农"自诩。我能感觉到，郭老师对第二故乡的依依不舍之情。就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样"，也许这样的分离才能让情谊更温馨、更美好。
　　也确实如此，虽然不象以前那样经常见面了，但是，"距离产生美"。聊天时，谁也不舍得先把电话放下。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我都到门头沟看望老人家。而他来通州的次数更多，看望老朋友，以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参加通州的一些文化活动。他每次来通州，我们都要见上一面。每次见面，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
　　我曾和爱人探讨过一件事，郭老师和咱们家到底算什么关系？朋友，比朋友更近；亲戚，比亲戚还亲。爱人说，郭老师就是咱家的一个老人，一个不在一起住的老人。我认可这个定位。从海南回来，他忘不了给孙子带一个皇冠大海螺;从国外回来，总想着给我带些特色纪念品；冬天，到东北演出，主办单位给每位演员发一件羽绒服。郭老师特意要了一件女式的，回来后送给了我爱人。惦念家里的每一个人，只有自家老人才能做到。
　　郭老师曾经很认真地问我一个问题：认识这么多年了，好像我没有让他办过什么事。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郭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彭仕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通州美术家协会主席，他的画在通州首屈一指。他是我兄长，也是多年的朋友。有一次，我问他:"彭老师，我认识您快三十年了，有资格跟您求一张画吗？"彭仕强愣了;"你真没有我的画？"我肯定地点点头。结果，彭老师用不同的技法，画了一张梅花精品，装裱好，配上框送给了我。我和郭老师说："通州人收藏彭老师画的人一定会不少，享受我这种待遇的肯定不多。"郭老师连忙说："我听明白了，你小子别给我施加压力，有事随时找我。"
　　没有"私心"就不是我了。平时我确实不轻易麻烦郭老师，但是我早想好了，张一回嘴，就来个实顶实的。其实，何时求，求什么，我心里早有数了。
　　2006年10月15日，是通州区广播电视事业创办50周年。我们单位准备搞一个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时我已经担任广电中心主任了。提前三个月，我和同事们就开始操持、忙活。在设计活动方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想请两位文化名人助兴。
　　一位是著名作家王梓夫。我和梓夫老师都是马驹桥人。1991年5月，还是在北京电视台通县记者站工作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打交道。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那么冒失，彼此不认识，从没见过面，就打着"三里地的老街坊的"旗号，请人家帮忙写电视解说词。没想到梓夫老师二话不说，痛快地答应了。我常跟人家自夸：我们马驹桥人就是实在！梓夫老师还有个特殊身份：早年曾在马驹桥公社当过广播员，是我的前辈。梓夫老师来，应该没问题。
　　另一位就是我早就谋划好的，请郭颂老师出马。出场的方式我都想好了。梓夫老师在台上介绍六七十年代农村广播情况，背景音乐放郭颂老师的《乌苏里船歌》。您老人家不是在中央电视台春晚上一连唱了三首吗？在通州电视台您得唱四首。当然考虑到您已是75岁的老人了，我非常人性化地安排一首背景音乐，也算一首吧！随着音乐声渐小，梓夫老师问大家：刚才这首歌是谁唱的呀？！会场上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郭颂！郭颂！于是，那个帅气的老头儿缓缓地从幕后走到台前，会场瞬时又变成了一片欢呼声。郭老师手执话筒，走到观众席中，边互动，边演唱。《农家乐》《甜透了咱心窝》《越走越亮堂》……
　　北京郊区十四个区县广播电视创办50周年的时间都是前后脚的事。这个月你这个区搞活动，下个月他那个区搞活动，彼此之间不较劲儿是不可能的。郭老师唱歌时，台底下各区县广电中心主任那"羡慕嫉妒恨"的小眼神我都能想象得出来。一想到设想马上就要变成现实，心里那个美呀！
　　世事难料，就像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一样。活动前三天我和郭老师联系，万万没想到，郭老师刚刚做了口腔手术，脸是肿的。甭说唱歌，连活动都参加不了。我遗憾，郭老师更遗憾。他安慰我，将来你们搞六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一定参加。
　　2016年11月7日，我们确实又搞了通州区广播电视事业创办60周年纪念活动。但是，一向遵时守信的郭老师爽约了，他没有来，而且永远都不会来了……
　　2011年春节。正月初五那天，按照惯例，我该到门头沟给郭老师拜年了。往年，一般都是我一个人去，这次我也不知怎么了，冥冥之中非要爱人、孩子和我同去。也许是没料到我们全家人一起来，那天，郭老师格外高兴。他提议，一起照个全家福。我们每个人都和老头儿单独合过影，但是照全家福还是头一次。照完全家福，他又和我们每一个人单独照。在和我儿子照相时，他有意弯着腰，故作天真状。画面上一个小孩儿，一个老小孩儿。才几个月不见，我感觉老头儿明显老了，特别是走路，非常吃力。郭老师告诉我，腿有点小毛病，开春后做个手术就没事了。我确实没往心里去。老头儿气色相当好，随身携带的计步器每天都督促他走八千步以上。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和郭老师聊天，是我们全家人最后一次和郭老师团聚！

　　半年后，7月中旬的一天，我忽然感觉有一段时间没和郭老师联系了，赶紧往郭老师家里打电话，这时我才知道，郭老师住院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楼4层一间普通的病房，我见到了老人家。平时梳理得一丝不乱的头发不见了，一双无神的眼睛无助的看着我。任凭我怎么和他说话，郭老师没有任何反应。我一下子蒙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郭老师的女儿告诉我，老头儿前些日子高烧不退，6月1日住院后，又增加了肺部感染、脑梗等病，意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我希望这是暂时的，希望再看到他的时候，会出现奇迹。然而，我每次去看他，无论你和他说什么，他依然没有任何表情。最后两年，郭老师基本丧失意识了。
　　和病魔抗争了五年之后，2016年5月19日早上5时46分，人民的歌唱家，我尊敬的长者郭颂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生命定格在了85周岁。
　　郭老师的灵堂设在了305医院告别大厅。我到照相馆放大了一张郭老师生前最喜欢的照片，5月21日一大早儿就赶到了医院，送老人家最后一程。
　　郭老师的家人请我到休息室，我谢绝了。我恳求让我守灵，多陪老人家一会儿。走进告别大厅，我忽然恍惚起来，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那首优美的《乌苏里船歌》，那亮堂堂的嗓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飘忽而来，萦绕在我的耳边，慢慢地，轻轻地抚摸着着我的每一根神经。郭老师安卧在鲜花中，就像睡着了一样，在梦中品味着自己唱了一辈子的传世佳作。这里是人间仙境，又像是世外桃源。按照老家的习俗，我给郭老师磕了四个头。此时，我流的不再是悲伤的眼泪，是祝福的眼泪。我最尊敬的郭颂老师即将步入天堂，化羽成仙！
　　郭颂老师，缘分，让我遇见您；牵挂，让我想起您。您的赤诚，您的淳朴，您的笑容，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转眼间，您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您把动听的歌声带到了天堂，却把苦苦地思念留给了我们。
　　亲爱的老头儿，我想您！
　　亲爱的郭颂老师，我们想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