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一百问》
　　北京市通州区图书馆/编
　　孙连庆/撰稿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索书号：F552.9-44/001（其他楼层）；M75/388（九层地方文献）
　　征收漕粮是漕运系统工程中的第一个环节，是封建政权凭借国家强制力，将农户所产的税粮变成"漕粮"的起点。那么，怎样摊派、怎样征收，受灾歉收怎样折征；除了漕粮正额之外怎样加耗，怎样征收席、木，贪官污吏怎样利用征漕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这些就是本部分的主要内容。
　　折征
　　第十六问
　　明、清两代发生漕粮改折的原因是什么？
　　"全征本色"是漕粮征收的基本原则，明、清两代均是如此，但改折征银，则违背了全征漕粮本意。那么，为什么会实行改折呢？清代沿用明代的基本做法，看一下明政府如何处理改折事务，也就了解了清代的基本情况。
　　下面是明代中央政府实行漕粮改折的基本情况：
　　第一，因朝廷缺银而改折。明代的基本财政框架是：全国各种税赋年度最高收入为2950万石，其中1200万石作为地方政府官俸、行政费、抚恤金、养老金、赈济费、官府学校费等；800万石作为驻守西北前线军队的军粮；剩下的950万石中，120万石留给南京；其余830万石为北京中央政府的各项开支来源。这830万石中，400万石为漕粮，其余为货币收入。
　　在明代二百多年间，财政状况一直不很宽裕，常常发生财政困难的情况。以军饷为例，在正常情况下，军饷应该直接下发粮食实物，但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京城百官及守军对白银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为此，明政府在发放官俸和粮饷时，不得不支放一部分银两。此外，或因边远卫军支领饷粮不便，或因丰年米价低廉，也相应地将官军月粮折银支放。由于以上原因，明政府不得不从每年的漕粮中折收一部分白银。这也表明，军饷已经占用了政府的其他项目开支。
　　弘治十年（1497），户部批准将南直隶各府州应征漕粮，按"每石折银七钱"折银征解。弘治十八年（1505），因为蓟州边军月粮需要更多的银两，户部决定将山东、河南二省漕粮改折三年，"每年折收银五万石，裨边军、运军两得其便" [1]。即边军得到了饷银，运军免除了长途运输的劳苦。正德（1506-1521）以后，俸粮折银的规模扩大。嘉靖二年（1523），户部下令将南直隶各府州漕粮50万石，江北各府州及湖北、山东、浙江、河南等省份漕粮40万石折征银两。
　　第二，为减轻仓储压力而改折。明代中后期，多年"全征本色"，北京、通州等地仓储曾经出现积压过多的情况。为减轻新的漕粮对仓储的压力，明政府采取暂时改折的措施。正德二年（1507），通州以及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积储有余，甚至发生漕粮陈腐，户部决定将浙江、江西、湖广等地运往上述四仓的正兑米35万石，折银21万两"解赴京仓" [2]。万历四年（1576），京、通各仓积压过多，"足支七八年"，而太仓库银积储不多，户部决定将"次年（全国）漕粮暂折十分之三"，即将漕粮400万石中的114万石折银95.5万两，"解送太仓"[3] 。
　　第三，因灾改折。成化十五年（1479），江西发生旱灾，户部批准将该省漕粮30万石改折征银。成化十七年（1481），河南发生严重水旱灾害，户部批准该省漕粮改折一半，即折征19万石。成化二十三年（1487）全国改折60万石。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向朝廷进言：去年苏州府漕粮改折50万石，每石折银1两 [4]。以后遇有灾年，就应该折征银两。所亏粮额，以淮安、徐州、临清等仓储粮补充。每石漕粮折价，以"六七钱为率"[5] ，得到批准。当时市价为每石五钱，包括漕粮加耗（运费）在内才能折银"以六七钱"，说明明政府已经把漕粮运费作为政府的正项收入。正德三年（1508），浙江因"灾伤重大"改折漕粮40万石，占该省应征总数的63%。这一年，全国漕粮改折116万石。嘉靖十四年（1535），东南各处灾害异常严重，户部批准本年改折漕粮150万石[6]。嘉靖二十三年（1544）八月，因"天下灾伤过半"，户部批准将本年度全国漕粮改征折色三分之一，即折征120万石。隆庆五年（1571）明政府作出"岁折一百万石" [7]的决定，明朝后期，历年漕粮改折数额大体维持在100万石这个水平。
　　第四，因缺船运粮而改折。正德（1506-1521）以后，漕政日渐废弛，在运漕船逐渐减少。嘉靖二年（1523）漕船已由天顺年间的11775只降至9995只，万历二十五年（1597）在运漕船只有5725只，共可载粮约193万石[8]。漕船奇缺，成为明政府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造成漕船奇缺的主要原因，其一是正德四年（1509）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对漕运的沉重打击。史籍记载，农民起义军"横行齐、鲁、赵、魏、徐、沛间（其中大部分为漕运的主要区域）""鸣金鼓""发庾决狱""戮王臣，截漕舸"[9] 。仅正德六年（1511），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和山东等十总运军被"烧毁（的）运船计一千五百五十二只"。从此运船日少一日。当时的漕运总督张缙称，"各处运船少者三千二百只"，约占运船总数的三分之一。鉴于运船紧缺，他提出将待运的96万石漕粮"暂征折银解纳，以免雇民船之费"，户部只允许"量折六十万石"，并责令他"以折粮余银（即运费部分）分送各提举司立限造船" [10]。史料记载，自从正德年间（1506-1521）刘瑾弄权以来，造船经费不能足额征收，海运船舶损坏得不到修理，山东原来海运的漕粮全部改为折色。嘉靖（1522-1566）以后，因缺船而改折的情况不断发生。嘉靖元年（1522），湖广漕船紧缺，当年漕粮改折16.61万石，为该省漕粮总额的61%。江西、湖广二总运军，因"新运缺船"户部允许将下年度淮安5万石、扬州3万石、徐州3.5万石漕粮改折征银，而将所剩运船全部拨给江西、湖广二总运军使用[11] 。
　　运船回空受阻，影响运船的周转使用，也是加剧紧缺程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德八年（1513），江西漕粮因"征兑不及时"，漕船到了北方已是冬季。途中 "受阻冻粮（共）一十七万三千五百石"，占该省漕粮总数的30%。为此，户部准许该省明年漕粮实行折征，"兑军粮米折银如阻冻之数"。嘉靖三十一年（1552），新安河口溃决，以致大批北上漕船受阻，户部鉴于漕船回空过晚，影响明年新运，将明年全国漕粮"折（征）三分之一"。万历元年（1573），江北运河茶城段"淤浅，致回空粮船阻滞，不得南还者数千只"[12] ，严重影响下年新运。天启年间（1621-1626），运河部分河段多次被农民起义军截断，致使粮道阻滞，漕船回空延迟。明政府不得不下令，将部分漕粮改折征银。
　　第五，因运军缺额而实行漕粮改折。自成化初年推行"改兑法"以后，为完成从杭州至北京的长途运粮任务，运军常年在风涛中奔波，栉风沐雨，甚至有性命之忧，任务繁重和苦累。一部分士兵千方百计逃避出运，甚至"弃船逃亡"。运军的逃亡与缺额，直接影响漕运任务的完成，为此，明政府一方面佥补运军补充缺额，另一方面，则实行漕粮改折，以减轻运输压力。
　　成化十二年（1476）九月，通惠河淤浅，明政府征调山东"运粮蓟州官军一万名"前往疏浚，而将次年应该运送的30万石漕粮改折。弘治七年（1494），运河张秋段溃决，一时难以修复，户部准许将明年江南地区受灾州县漕粮折征5万石，原来应当出运的"所省运军，令分班休息" [13]。弘治十三年（1500），北直隶一总所辖德州、天津、通州等九卫运军共1700人，被调到团营备战，而将这些运军应该运送的5.4万石漕粮实行改折。明代中后期，运军途中死亡或逃亡的事件不断发生。仅湖广、江西、浙江等省卫所因"缺军、疲敝"而改折的漕粮即多达14万余石。嘉靖十四年（1535），湖广荆州左卫因运军缺乏，而将湖广、江西漕粮1.98万石折征白银，并将原有的运船60只分拨给武昌等缺船卫所使用[14] 。
　　第六，因兵祸和民困而被迫实行改折。这里所说的"兵祸"，是指明政府镇压东南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以及倭寇侵掠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凡遭"兵祸"的地区，不仅经济遭到破坏，而且也危及漕运的安全。为此，明政府不得不对上述地区实行漕粮改折。
　　正德六年（1511）十月，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被镇压后，明政府对山东、河南、北直隶等遭受战争严重破坏地区的漕粮实行改折，其中山东等"残破州县"漕粮改折10万石。嘉靖二年（1523），受当地农民起义影响，准许将河南开封府所属州县漕粮改折征银。
　　明代中叶，倭寇对东南地区的侵袭，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攻陷南直隶嘉兴县，烧杀抢掠，还"尽焚沿河运船"。浙江海盐、平湖等县也遭到倭寇侵掠，户部准许将该地漕粮"折银征解"，嘉善县漕粮改折3.5万石[15]。正德、嘉靖（1506-1566）间，是东南倭寇最为猖獗的时期，遭受其破坏、骚扰导致漕粮改折情况也比较突出。此后，随着倭寇祸患的逐渐消除，由此引发的漕粮改折也相应减少了。
　　明代中叶以来，东南地区农民的赋役负担，特别是运役和河工徭役负担极其沉重，由此造成农村严重的"田荒民困"甚至"田荒民逃"。明政府为缓解社会矛盾，对漕粮酌量改折。万历六年（1578）八月，鉴于东南地区已出现的严峻形势，皇帝朱翊钧下诏 "浙江等处漕粮暂折二百万石"，即将全国漕粮的一半改折。其规模之大，为明代所仅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南地区"民困"的严重程度。运河沿线各州县，因摊派河工疏浚漕河工役繁重，明政府经常实行漕粮改折。万历八年（1580），地处漕运要冲、夫役繁重的淮安府安东县，由于"田荒民逃"严重，全部漕粮实行改折。万历三十年（1602），总河都御史曾如春以修浚漕河急务，奏请"将河工派夫山东之东昌、兖州，河南之开封、归德四府所属各州县，（万历）三十年份漕粮通行改折"。户部鉴于"河工浩大"，除开封、兖州二府所属州县外，其余各府州"俱准改折"。
　　此外，还有由于特殊原因而实行的改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因重大军事行动需要而改折。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明武宗朱厚照南下巡幸，户部将苏州、扬州、淮安三府漕粮改折征银18万余两，作为经费[16]。二是因粮船"回避梓宫（皇家灵柩）"受"冻阻"而改折。嘉靖十八年（1539）湖广、江西、浙江、下江、南京、江北、中都等总运船，因途中"回避梓宫"，又遇"河水涨发"，致使受"冻阻"运船多达2900只，影响下一年度漕粮运输96.74万石。户部批准有关州县下一年度漕粮改折征银[17]。
　　户部规定"被灾七分者，该年漕粮量折五分；被灾三分，仍征本色。"也就是说，农民在农田大部失收的情况下，也得完纳漕粮，充其量只是改折，由缴纳漕粮改为缴纳银两，变换方式而已。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明孝宗实录·卷222》，弘治十八年三月庚戌。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94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明武宗实录·卷31》，正德二年十月戊午。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9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3]《明神宗实录·卷52》，万历四年七月丁酉。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9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4]《明世宗实录·卷258》，嘉靖二十一年二月乙卯："去岁苏州兑运已折五十万石，每石折银一两"。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9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5]《明神宗实录·卷26》，万历三十三年七月丁酉："自后岁灾，辄权宜折银，以水次仓支运之粮充其数，而折价以六、七钱为率。"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9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6]《明世宗实录·卷119》，嘉靖十四年九月辛酉。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9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7]何乔远《名山藏·卷54·漕运》。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1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8]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9]《明经世文编·卷120·江淮平乱碑》。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2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0]《明武宗实录·卷106》，正德八年十一月乙丑。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9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1]《明穆宗实录·卷50》，隆庆四年十月己酉。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9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2]《明神宗实录·卷17》，万历元年九月丁未。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98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3]《明孝宗实录·卷95》，弘治七年十二月甲子。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00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4]《明世宗实录·卷236》，嘉靖十九年四月壬戌。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01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5]《明世宗实录·卷411》，嘉靖三十三年六月丙子。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0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6]《明武宗实录·卷177》，正德十四年八月甲子。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0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7]《明世宗实录·卷231》，嘉靖十八年十一月庚申。参阅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第10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