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源头，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内，一代宗师李卓吾长眠在风光旖旎的葫芦湖北岸，墓碑上"李卓吾先生墓"几个大字遒劲悲壮，乃墓主生前好友、明万历十七年状元焦竑亲笔手书。
　　通州很少有人不知道李卓吾，但又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李卓吾，一般人只知道李卓吾是个思想家，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等罪名被关进大牢，为反抗迫害，李卓吾以命殉道自刭狱中，最后由通州人马经纶收敛其骸骨，埋葬于通州大运河北端……
　　此外在通州还流传着关于李卓吾的一些传说，比如李卓吾和马经纶的交情，李卓吾当年的葬礼等，但对李卓吾的事迹、思想及其与北京和通州的渊源，了解却少之又少。李卓吾究竟何许人？他在世时做过什么？究竟说了哪些"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话，死后又为什么会葬身通州？身后更何以被尊为"一代宗师"？诸如此类的问题弄不清楚，到了李卓吾墓前难免困惑彷徨……
　　李卓吾出生于泉州（今福建泉州市下辖南安市），这里是一个天然海港城市，早在公元六世纪，泉州就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海上通道，盛唐时更发展成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五代、宋、元，数百年繁荣兴旺。元末明初日本战乱，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明初朱元璋推行保守国策，颁布"禁海令"闭关锁国，泉州这个繁荣的海港城市逐渐衰落……到李卓吾出生时，泉州已失去了昔日繁华。生在泉州是李卓吾之幸，但他却生不逢时。
　　按《清源林李宗谱》记载："卓吾公生于明嘉靖五年（1526）丙戌农历十月二十六日戌时。"李卓吾在《焚书·卓吾论略》中则自称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这两种说法相差不过一年，无论哪一个说法准确，李卓吾出生时明朝（1368-1644）都已建立半个多世纪，其闭关锁国的"禁海令"越来越严，此时正造成严重后果。曾经作为海港城市的泉州，罹害尤其惨重！不仅城市政治经济地位衰落，而且倭患猖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谱载李卓吾祖籍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其远祖李辅官唐僖宗时曾任寿州参军，因黄巢战乱，从王审知兄弟辗转迁徙泉州，竟在泉州落脚，开始探索出海经商之路……其远祖传十八世至其一世祖林闾，林闾之父为李衡，林闾所以改姓林，因受林氏外婆家活命之恩，"是以变名而入外妈之林姓。"由此可知，李卓吾父系先祖李衡之前与林氏无关，自其一世祖林闾开始与林氏有血缘渊源，林闾后则林李一家，其后代子孙有人姓林，也有人姓李。李卓吾也曾姓林，后改李姓。（参《清源林李宗谱》）
　　林闾改李姓林，却还是继承和发扬了李氏先祖的经商才能，元朝末年，林闾已成为泉州一带有名的富商，尤擅经营海上贸易，其家资巨富，且有官商背景：林闾妻钱氏，父兄两代泉州为官。林闾之子林弩（李卓吾二世祖）经商足迹更是远至印度、波斯……据《荣山李氏族谱》，明洪武九年（1376），林弩还曾"奉命发舶西洋"，作为官方商业使节，出访西洋各国以协调商贸关系。元朝海上贸易发达，明朝"禁海令"之初，措施也不是特别严厉，禁止民营还允许官营，但此时中国海外贸易已是强弩之末。
　　正是这次出访，引出李卓吾民族属性争议。《荣山李氏族谱》载，林弩"娶色目人，遂习其俗，终身不革，今子孙蕃衍，犹不去其异教……"从此处言辞判断，其后世家族有人对林弩"改教"颇不认同，但其直系后人可能接受了这一信仰，其后世子孙多与伊斯兰教信仰者通婚。李卓吾属林弩直系后人，但其近祖情况却有点复杂，他们既是林弩直系，却又可能不认可其宗教信仰，因为自李卓吾三世祖李允诚，又改回李姓，并追随不满林弩改变宗教信仰的族叔（林端，林弩之弟）一支，迁离林弩直系后人的聚居地。以这些推论，李卓吾近祖一脉，很可能是反对信仰伊斯兰教者。
　　李卓吾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这一出生就伴随着争议，关于李卓吾的民族属性，按其二世祖林弩论，可能信仰伊斯兰教，但按其近祖情况分析，又可能已脱离了伊斯兰教，可是再从李卓吾后来的许多生活习惯感觉，他又很可能信仰伊斯兰教。李卓吾素有"洁癖"，其后来遗嘱所嘱葬仪，也多"回式葬制"，却又不全是，那这李卓吾究竟是不是回族呢？由林弩论，李卓吾身上肯定有伊斯兰信仰成分，但未必有伊斯兰血缘，因"色目女"嫁给林弩只是做小妾，是否育有后代不得而知。
　　笔者以为不用在李卓吾的民族属性上太过争议，在没有新的考据之前，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确切结论，鉴于李卓吾的血缘传承判断，目前只要了解李卓吾一些日常生活习惯或因袭祖先而来即可，这可能对他后来的性格有一定影响，但只限于日常生活层面，因为在他后来的思想中，并没有涉及过伊斯兰教教义，因此很难断定其民族属性，但其生活习惯接近于回民。
　　李卓吾的血缘世系考证，最新考证结论为一世林闾，号睦斋；二世林驽，字景文；三世允诚，复姓李；四世乾学，复姓林；五世李端阳；六世李宗洁，号竹轩；七世李钟秀，号白斋。李白斋即李卓吾之父。李卓吾近祖自三世李允诚起，即已脱离航海经商，这既是因宗教信仰分歧，也是因朝廷不断强化的"禁海令"，据《明太祖实录》，禁海令最严格时，甚至"禁民入海捕鱼"。其三世祖李允诚或自其父林弩那里继承了比较丰厚的家产，但其后以务农和做小生意为主，家事日渐没落萧条，传到其六世祖李宗洁时，其家道已没落到衣食日用都难以为继了。
　　泉州城曾经赫赫有名的林李家族，终于只剩下一个空壳，但先祖曾经的显赫富贵，仍残留在后代子孙的传说中，成为他们努力的某种动力。
　　六世李宗洁是个小生意人，但他决心改弦更张，希望自己的后代读书做官，希望能有人重振这个家族，这在当时也是惟一一条可能重振家族的道路，其长子李白斋因此改习"子曰诗云"投身科举。据称李卓吾之父李白斋生得相貌不凡，"身长七尺"（《焚书·卓吾论略》）品行高洁，家中至贫为人却乐善好施，然科考不利，终身只是个秀才，只靠教书为生，家境因而更加衰落。但尽管如此，总是让李卓吾生在了书香门第。
　　李卓吾幼年虽家境贫寒，但得乃父为师，6岁开始读书，12岁即显露"才华"。
　　12岁的李卓吾写了一篇《老农老圃论》，不认为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据称这篇文章文风流畅文思严谨，一时被乡人赞许"白斋公有子矣"（《焚书·卓吾论略》）。很多人据此以为李卓吾从小就有反"道统"精神，好像那时的李卓吾已是"圣人"，这显然夸大其词。李卓吾在四十岁接触王阳明"心学"之前，最多算是个有点"愤青"的"读书人"，只不过其"利口能言"，此时确已初露锋芒。
　　李卓吾的某些天赋来源于血缘传承，那也只是某种可能性基础，其祖先有过那么成功的经商经历，智商自不会低，其父又是个秀才，李卓吾秉承这样的血统，又从小在父亲的教育熏陶下长大，少年时表现出色一些并不奇怪。
　　有人把儿童表现出的一切都归于天赋，这里存在很大误区，那就是忽视了早期环境对儿童成长的重要影响。儿童从出生就开始接触环境，其少年时表现出的某些天赋，事实上已经受到早期环境影响，而且这种环境影响越到后来比重越大。一般人对此没有理解，才会把小孩子的一切表现统归为天赋，事实上一个孩子六七时的表现，起码一半已经是早期环境影响而来的结果了。
　　影响李卓吾的早期环境，说起来无外两个方面：家族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
　　就家族小环境而言，李卓吾出生在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在他出生时又已穷困潦倒，这种落差很容易导致某种心理"失衡"，造成性格"叛逆"。李卓吾出生时，家族衰落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其一世祖林闾算到李卓吾也只有八世，不过100多年。这样短的时间，如此巨大的落差，必然留下许多家族传说，很多传说还可能比较真实，包括其先祖远足异域的一些见闻。这些李卓吾都应该听说过，过去与当前这种巨大落差，对他性格养成乃至思维方向都可能产生影响。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早在公元14世纪就已开始，李卓吾近代先祖远涉重洋时，已经是公元15世纪，必然受到了这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们把这些思想带回家族，对子孙的影响也潜移默化……到李卓吾这里，通过家族血缘遗传，通过家族"神化"传说，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痕迹"。
　　再说社会大环境。盛唐时，泉州就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这里更设立了"市舶司""来远驿""蕃坊"等对外交流和服务机构，其时很多外国人留住泉州，他们在这里甚至拥有自己专属的街区，据称马可·波罗也来过泉州，今东海法石片区曾有马可·波罗巷和马可·波罗丼遗迹（参《马可·波罗游记》）。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渐渐融入这里生活，他们或经商，或传教，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文化思想方面，都对当地产生了深远、深刻影响。当时摩尼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已传入，伴随宗教的正是许多西方新思想，这里成为中外贸易繁华地，宗教自由港、文化交汇处……
　　李卓吾出生时，海禁虽已非常严酷，但不少外国人仍然滞留于此，那些已经传入的思想还在继续传播，这种状况当然地影响着李卓吾。这种影响不需要多少具体内容，单是一种思维倾向就已足够，从李卓吾后来与朋友论说"四海"（参《焚书·卷四·四海》）所言看，其先祖海外见闻和地区文化对他的影响也就是这样。但用一种外来思维的新视角审视传统，又面对着由盛而衰的家族现状，李卓吾从小养成"叛逆"性格，出现某些愤世情绪，甚至表现一些批判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
　　按照这种性格取向，尽管李卓吾文才出众，在科举路上也会前途渺茫，因为朝廷开科取士，要的只是一些恪守儒家思想传统，不"忤逆"礼法的奴隶。但现实却开了个玩笑，李卓吾16岁入府学（考中秀才），二十几岁就中了举。偶然中的必然是：李卓吾家境贫寒，除了科举无路可走；李卓吾聪明伶俐，而且记忆力惊人。他虽然一开始就对四书五经那些陈词滥调不感兴趣，但凭着背诵得滚瓜烂熟的五百篇"八股"范文，居然一考中举。
　　举人头衔在封建官场中卑如草芥，做官只能垫底而且没什么前途，但李卓吾毕竟可以借此摆脱衣食困境，事实上他一辈子的生活来源，也主要都是靠做官的俸禄。李卓吾虽然一考中举，但此时他家境贫寒，连继续科考的条件都不具备，于是他决计以举人做官，候职期间仍以当教书为业养家糊口。
　　从中举到做官，李卓吾又百般煎熬地等了三年，这煎熬不是求官心切，而是生计艰难衣食饥馑。李卓吾自称：这段时间他曾"游食"南北（可能是做私塾先生）。这种职业既不稳定又收入微薄，自己都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自然无法养家，其时李卓吾已结婚生子，其长子就是此时病饿夭折，这是让李卓吾不堪回首的一段悲惨记忆。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李卓吾终于盼来官报：补河南辉县教谕，官从九品。
　　因为职位卑微，俸禄微薄依然不足养家，李卓吾只能孤身前往。以李卓吾的性格，实在不适合做官，他自述："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焚书·感慨生平》）这种状况几乎延续了整个仕途。不过在此任上，李卓吾才初为官，不敢太过放肆，又以"苦学"出名，据说得到朝中某大人赏识。嘉靖三十九年（1560）李卓吾升迁南京，"以文章擢国子"，官从八品，总算是正常地升了一阶。可是他在南京国子监博士任上只干了两个多月，就因父丧回乡守制，一回乡又赶上倭寇围困泉州，直到倭寇退去，守制期满。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李卓吾第一次来到北京，按制他要去吏部报到，等待重新安排官职，这一次他带了妻子儿女。按《明实录·太祖实录》："凡丁忧官在任三年之上无脏犯者，依品级月与半俸，止于终制。"李卓吾在家守制期间俸禄减半，又经倭寇之乱，本来就没带多少盘缠，一家人到了北京就没有什么钱了，这补缺期间吃什么？没办法李卓吾只能借人学馆，重操旧业靠教书度日。穷困到这种田地，自然也无暇其它。十余月后，第二年才补得官缺，没升没降，出任从八品北京国子监博士。
　　穷困拮据心情郁闷，加之北京官场更为复杂的状况，李卓吾这第一次来北京，官场上遭遇了更多坎坷，身边的同僚也被他得罪遍了。如此下去，日子会越来越难混，而且这次任职时间不长，一年左右时间，次子病饿夭折当日，他又接到祖父病逝的消息，李卓吾作为长房承重孙，按制又一次要回乡丁忧守制。
　　对李卓吾当时而言，这是一次惨痛灾难，但就后来发展看，这也未尝不是好事，李卓吾暂离北京、暂离官场，在成长的角度实现了一种缓冲，如果太多迁延时日，李卓吾可能在官场中一下摔死，再也爬不起来。暂时离开留给了他反省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过更大灾难磨砺的李卓吾再回官场，又成熟了一些，起码不至于更厉害的冲撞。当然这已是后话，眼前的状况是怎样应付灾难，度过这一道关口。
　　李卓吾本就俸禄微薄难以养家，这一次回乡，他可能连携家小回去的路费都不足。在北京举目无亲，官场同僚又得罪遍了，真可能乞贷无门，不知道是不是此时，李卓吾开始意识到交友的重要。李卓吾号称一生"以友为命"，但直到这时，他还没有朋友，起码没有他真正认可的朋友。
　　李卓吾考虑再三，决定带家小返程，经过河南时，暂时将妻女四人（其时活着的两个儿子都已夭折）安置到辉县，那里有他当初在其地当教谕时置下的几亩田产，李卓吾寄希望于其耕获所得能使妻女活命。
　　李卓吾自回泉州，草草埋葬了祖父、父亲和曾祖（其曾祖停柩50年尚未埋葬，因之父亲也未下葬），了却这"三世业缘"，三年守制期满，李卓吾再回辉县。谁料眼前的情景让李卓吾大为震惊：辉县旱灾中自己又两个女儿饿死，只有妻子、长女侥幸存活，这还多亏了他以前认识的一位"朋友"邓石阳救助。
　　邓石阳前在李卓吾回乡守制在泉州抗倭时在城头上与之结识，邓石阳从此以李卓吾为好友，李卓吾却只把他当成了泛泛之交，谁成想妻女危难之时竟赖其出手相救！李卓吾对朋友的认知，因此事应该更深了一层，自此他将邓石阳当成了朋友，随后因病住白云寺，在那里又结识赵永亨、陈荩、张士允、张士乐、傅坤等，时号"白云六友"，虽不过一般文友，总是开启了其交友的进程。
　　又两个女儿夭折，李卓吾悲痛欲绝大病一场，其时命运对他的磨难达到极致，这种痛苦已非常人可能承受。但一片废墟中，李卓吾坚强地爬起来，人生有过这样的经历，再站起来的才是真正的自己。一般人经历不到如此磨难，有些坎坷得人帮扶便走了过来，那对人生的理解就很难深刻；有人遇到这样的磨难，也可能一蹶不振就此趴下，那就直接变成了命运劫难；惟有经历过又靠自己爬起来的人，假以思考便可能有大作为。不被彻底打倒不行，一棒子直接被打死也不行，非要没打死又自己活过来……还好李卓吾这"死去活来"的点没赶在官场，否则他再爬起来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嘉靖四十五年（1566）秋，李卓吾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是吏部通知他出任礼部司务一职，不用候职，但官阶降为从九品，不升反降。有人劝李卓吾弃任，李卓吾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自知自己除了做官外身无长技，弃任不知道什么后果，便是再一次候职，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可能一个女儿也难养活。
　　李卓吾此时身边只剩下妻女二人，官俸少了，负担也轻了，日子过得反不像以前那么捉襟见肘，他甚至有时间、有精力，也有心情可以究研点学问了。要知道求知问道是李卓吾一直孜孜以求的事，但在此之前，家中多事官场坎坷困于生计，一直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做学问。现在好了，皇都北京高人荟萃，文化氛围极其浓厚。李卓吾官虽小也算官场中人，又年已不惑，对生活的感悟因为磨难尤其深刻，加之他本就是文人，又一直在学习思考，自然很容易融入文人圈子。
　　李卓吾惧怕贫穷，但他更看重求知，在人生定位上，财富是基础，却也只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要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活着的目的不能只为活着，饱受饥寒的李卓吾对此更是明白："贫莫贫于无见识。"（《焚书·富莫富于常知足》）皇都北京文人圈子非常活跃，当时各种集会频繁，有大型讲学，也有小型聚会，李卓吾置身其中如鱼得水。他的性格不适合官场，却适合做学问，学问讲究真知灼见，李卓吾"较真"的性格，用在做学问上事半功倍。
　　聪颖的天赋、稳定的生存、坎坷的经历、勤奋的思考……要做大学问，这些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但这几乎不可能，比如既有稳定的生存，还要经历坎坷，二者全部具备，除非机缘巧合，李卓吾却恰是这样。再一次来到北京，一切条件都已完备，如一粒种子埋进了春天的沃土，一个思想家的诞生也就自然而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卓吾思想探索之路，从这时才刚刚起步，在此之前，李卓吾充其量算是个"读书人"，在官场底层挣扎很不得意，还多少有点"愤青"……但在此之后李卓吾逐渐成为一个"学者"，并很快跻身于"学界名人"之列。应该说北京是李卓吾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起点。
　　有点凑巧的是，李卓吾任职北京礼部司务当年，嘉靖皇帝服丹药致死，第二年穆宗朱载垕即位改隆庆元年（1567），李载贽中的"载"字，犯皇帝讳必须去掉，从此李载贽改名李贽，不久李贽又取"卓吾"为号（按：现存河南辉县市白云山李卓吾题诗碑上，已刻"卓吾"之号，或其号前已有之，但也可能诗碑后刻，此按许建平《李卓吾传》说），如此李卓吾为后人熟知的两个名字，都是这时才开始取用。改名加号之后，李卓吾的人生际遇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变。
　　李贽取"卓吾"为号，起因是徐用检、李逢阳二人赞其"卓识"，也正是这两个人，引领李卓吾开始接触王阳明的"心学"，从此李卓吾就成了王阳明心学的追随者，并最终成为心学泰州学派（心学左派）左派的一代宗师。
　　嘉靖、隆庆年间，学术界阳明之学大兴，李卓吾先后认识了"阳明心学"的两大信徒徐用检和李逢阳，并就此折服于"王学"："不幸年普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王阳明弟子王畿）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卓吾《王阳明先生年谱后语》）北京礼部司务任上五六年，李卓吾潜心心学如醉如痴，心学也从此成为他思想的基础和根本，并被他进一步发扬发展。
　　王阳明的心学，以"良知"阐释心，但以心为标准，以直觉为主宰，这使它直观到混沌哲学的"本能"，心学虽仍属儒学一派，但客观上强调了认识主体的重要性，这与李卓吾已经的认知很合拍；王阳明弟子王艮（字心斋）更把人心之道归结为"百姓日用"（参《王心斋全集》），这更触发了李卓吾半生挣扎的切身体验，让他倍感契合。他后来由此还得出一个属于他的著名结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对心学的深刻领会和钻研，自此使他站到了时代思想的前沿，在学术界开始小有名气。
　　要说做学问，李卓吾这几年大有长进，但在官场和为人处世上，李卓吾虽有进步却进步有限，很多时候他还控制不住自己，仍时与人"触"，不过状况总是好了很多。李卓吾既与人"触"也开始有朋友，诸如徐用检、李逢阳，包括张居正等都是其礼部同僚，前两人是李卓吾心学引路人，关系自不用说，张居正与之虽无往来，李卓吾对他却赞誉有加，按照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状况，李卓吾仕途命运有所缓和但仍不乐观。
　　没想到好运气竟自己找上门来。隆庆五年（1571），李卓吾礼部司务任满，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竟被任命为从五品南京刑部员外郎（一说为南京刑部主事，不久升之），官阶一下升了好几级，这是李卓吾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李卓吾半生饥寒生活困苦，这一次忽然官升数级有了"丰厚"俸禄，以后应该不用再为衣食忧愁了！李卓吾闻此，一定欣喜万分，此时的他远没有超凡脱俗，没可能淡定到无动于衷。
　　不过对于这次越级升迁，李卓吾莫名其妙倒是极有可能，因此也可能倍感官场无常波诡云谲：自己多与人"触"，自觉官场前景渺茫，何以却得升迁？李卓吾最终想没想明白不得而知，但这里确实暗藏了一个惊天秘密：李卓吾官场转运，得到了已升任吏部尚书、内阁大臣张居正暗中相助，这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不管李卓吾当时是否解开了这个谜底，接到升职令的李卓吾心情肯定好得很：今后衣食无忧了，自己可以更从容地去钻研学问。李卓吾心情好，除此还因到南京后他就可与知己朋友焦竑重逢，两个人从此可以朝夕相处。以李卓吾的性格，一般地很难和人成为朋友，但正因为这样，一旦遇到知心知己的人，他又必然地极其重视。李卓吾与焦竑在北京相识，一见如故以为"冥契"，他其时已认识到交友的重要性，但堪称知己的朋友实在难得，焦竑是他生平结交的第一位知己，二人的友谊竟从此维系一生。
　　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李卓吾从北京到南京上任，虽然是经大运河走水路，春风得意的心情是一样的。在学术氛围上，留都南京和北京都是数一数二的。
　　李卓吾到南京任职已是第二次，这次来他可是有点头脸也有点名气了。在南京李卓吾不仅重聚了知己焦竑，还结识了又一个知己耿定理（一说同时见到了耿定向），更拜会了"王学"泰州学派当时的首领人物王畿、罗汝芳等人。
　　在北京礼部司务任上，李卓吾钻研"心学"已有深厚基础，对心学泰州学派的观点尤其趋同，这一次他更深入泰州学派得其核心要旨，其后来的《童心说》，颇受罗汝芳"赤子之心"影响，事实上他正在成为泰州学派又一骨干成员。李卓吾一贯主张学在己心，以己心悟学，所以从未拜过师，但在近花甲之年，竟呼东涯（王畿弟子、王艮仲子王襞）为师，足见其对泰州学派的崇信。
　　李卓吾再到南京，仕途得意、学有所成，不久他还开始尝试讲学，这是他获得学界更大名气的重要一步，虽然这种效果或许并不是他刻意追求。学者讲学的好处在于，其弟子或听讲者会自然产生一种组织效应，这种效应是一种综合，效果不止于简单加和……讲学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李卓吾辩才出众，又有一定根基，他善以眼前景、日常物比拟，很快听者日众，"喜其便利，趋之若狂。"（顾宪成《当下绎》）在南京刑部任上，李卓吾学术名气越来越大，知其名者也越来越多。
　　明制，南京作为留都设置一整套行政建制，名义上是署理南方事务，实际上却近乎虚设没什么实权，李卓吾更多应付差事，大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术钻研和讲学上，这为他在学问上的精进提供了方便。继续深入心学和讲学之外，李卓吾还大量阅读其它书籍，进一步拓宽知识领域，这对他后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起到了很好的基础作用。这段时期，李卓吾开始接触道家学说，研究虽谈不上深入，但比较钟情《老子》，其第一部堪称思想性较强的著作《子由解老序》，正著于此时。
　　"自此专治老子""自托为无为之人"（《焚书·子由解老序》），学问上获得成功、官场境遇有所改善，又加之对老子的理解，使他这个时期心态相对平和。官场虽非一帆风顺，李卓吾总学会了化解，不再直与人"触"，也没什么过激言行，这又为他之后的仕途平坦，以及姚安知府任上取得一定政绩都奠定了基础。
　　万历四年（1576），李卓吾由刑部员外郎升任刑部郎中，官阶从"从五品"变成了"正五品"，又过了一年，即万历五年（1577），又是一道圣旨下，李卓吾再次被擢升为正四品云南姚安知府。从南京刑部郎中到姚安知府，官品虽然只升一阶，但出任的却是拥有实权的地方行政长官，这对于举人出身的李卓吾而言，已算是上上恩典！
　　李卓吾在官场上一步步顺利升迁，一方面跟他的学术名望有关，一方面也跟他理解老子心态变得平和有关，但更关键的，还是得张居正暗中助力。万历初年张居正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从此执掌朝廷大权长达十年，这个时间覆盖李卓吾其后全部仕途任期。不过李卓吾这一次获得升迁，却并不那么兴奋，因为姚安是一个遥远偏僻的边陲，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地野人蛮，万历初还刚刚发生过边民造反……
　　本来在南京的日子过得十分安逸，这一外任虽是升迁却前途未卜还有一定凶险。相对于升官，李卓吾更看重学问，如果让他自主选择，他可能更愿意不去。李卓吾的内心犹豫和踌躇，他的好朋友焦竑自然明白，所以他致函李卓吾的另一好友耿定理，提前为李卓吾安排了一切：李卓吾家眷暂留黄安耿府，他自己去姚安赴任就可以了。这样安排解除了李卓吾的后顾之忧，李卓吾当然满意并感激万分。
　　赴任途中李卓吾按计划携家眷先到湖北黄安，再见耿定理并拜会了其兄耿定向。李卓吾初识耿定向印象很好，热情好客，果然有磊磊君子风度。
　　耿氏一门有兄弟四个，其中三个都是当时响当当的人物，尤其长兄耿定向，不仅在朝中任职高官，更因其曾任南京督学御史，时为东南学界领袖人物！李卓吾在黄安受到耿氏一家盛情款待，他把女儿、女婿留在耿府，自己只带妻子黄氏前去姚安赴任。李卓吾本来也想把黄氏留在黄安的，无奈黄氏说什么都要陪他去姚安，他最终拗不过才携其赴任，没想到姚安任上自己身染恶疾，亏得黄氏在旁精心照料才能大病不死。
　　在姚安知府任上，李卓吾学以致用，把他已经感悟出的道理，尤其是最新感悟的老子治世思想付诸实践，推行"顺性牖民、无为而治"的做官理念。"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顾养谦《赠姚安守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李卓吾对待当地彝族民众，一改明代以来的"剿杀"政策，还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缓解了民族矛盾。他对下属也很宽容，很多地方甚至睁只眼闭只眼，"但有一能，即为贤者，岂容责备？但无人告发，即装聋作哑，何须细问？"（《焚书·感慨平生》）很难想象这种老道深刻的官场"中庸"之语，竟是出自初入官场尽与人"触"的李卓吾之口！
　　多年官场磨砺，已使李卓吾变得成熟稳重很多，深究致理的学习和思考，也让他学问更加厚重，姚安知府任上的李卓吾，事实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境界。理无定论但具体对错，李卓吾这些为官理念和措施的推广与施行，正好切合了姚安大乱初戡，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客观要求，是以他在任上很快取得了一些政绩。姚安在他任上三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以至他辞职离任，有"士民攀辕卧道，车不得发"（《云南通志·姚州志》）的感恩送别场面。这些政绩不是李卓吾一个人的功劳，但李卓吾的作用不可小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