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一百问》
　　北京市通州区图书馆/编
　　孙连庆/撰稿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索书号：F552.9-44/001（其他楼层）；M75/388（九层地方文献）

　　征收漕粮是漕运系统工程中的第一个环节，是封建政权凭借国家强制力，将农户所产的税粮变成"漕粮"的起点。那么，怎样摊派、怎样征收，受灾歉收怎样折征；除了漕粮正额之外怎样加耗，怎样征收席、木，贪官污吏怎样利用征漕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这些就是本部分的主要内容。
　　征弊
　　第二十四问
　　什么是“浮收”，清代浮收的情况是怎样的？
　　所谓"浮收"，就是在清政府规定的正项漕粮和耗米之外，各州县以各种名目擅自征收的银、米，统称为"浮收"。
　　在清代，中央政府对于办理漕务费用的各项银米数额已有明确规定，由各州县征收后解送各省粮道库，再由粮道按规定的数额，或交付运军作为沿途费用，或上解国库。但在清初，明代漕弊流毒未尽。另外，地方黑恶势力依然横行乡里。顺治十八年（1661）六月，据江宁巡抚朱国治奏报，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缙绅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1]。州县为了完成中央政府下派的漕粮征收任务，只得将权势大户"未完"部分摊派到一般粮户，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对此，康熙皇帝多次下令，对不法权势豪强严厉打击，随后，清世宗胤祯即位后继续对吏治进行整顿。雍正二年（1724）下令："革除儒户官户名目，如再有抗顽生监，即行重处，毋得姑贷。倘有瞻顾不即革除此弊者……治以重罪"。[2]雍正四年、六年、七年一再下令严禁，至此，前明漕政积弊基本革除。对于雍正皇帝整饬漕政的历史性作用，道光元年（1821）江西道监察御史王家相在奏折中说：雍正七年（1729）以后，每1石正项漕粮只加收津银0.6两，其中一半归运军，一半归州县用于漕务经费，各级官吏一概不得再加浮收，使官民便利50余年[3]。
　　经过吏治整肃，漕政较为清明，至乾隆朝前期，漕政尚好。乾隆五十一年（1786），和珅弄权误国，导致政治腐败、漕政败坏。道光元年（1821）汪廷珍在奏折中说得明白：漕政弊端始于和珅掌权之后。当时高官竞相参与贪索，因而不能禁止州县官吏浮收。于是，州县吏役肆无忌惮勒索贪求，而这又导致了河务、仓务等各个环节上群蠹们对运军的贪索。辗转相因，愈演愈烈，形成痼弊。导致运军陷于贫困状况的原因就在于此，并不是朝廷所颁布的法令不够严厉。我在淮安供职，亲戚故交中很多人是运军，他们对其中情弊了解最为真切。地方官吏不知杜绝漕弊根源，而只知贪求利益，将百姓有限的血汗去填各级贪官无限之贪壑，对于漕务和运军终究没有一点好处[4]。
　　嘉庆年间（1796-1820）朝臣建议整顿漕政，但收效很低。道光年间（1821-1850），漕运体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积弊难以挽回。漕政败坏体现在漕务各个环节，各处官吏重重贪索，整个漕运体制变成了一个贪污的大网。而各处的贪索，最后都通过征漕浮收转嫁到粮户身上。据道光元年（1821）曹振镛在奏折中说：州县任意征派，运军以各种口实向州县勒索，百姓苦累日甚一日。州县既然有浮收的弊端，于是就不能不受到运军的勒索，而运军既然勒索了州县，也就不能不受到沿途各级官吏的盘剥。可见浮收弊端一开，层层贪索，处处盘剥，"无所底止"[5]。清后期，由征收到兑运，由长途挽运到京、通交仓，无官不贪，无处无弊，整个漕务机构在恶性循环中运转。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清档，顺治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漕运总督蔡士英奏折。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88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2]《清世祖实录·卷6》，雍正二年二月戊午。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89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3]清档，道光元年六月十日监察御史王家相奏折："每米一石加津银六分，半归旗丁，半归州县，令纳户行概，官吏不得颗粒浮收，自此漕弊悉除，官民便利五十余年"。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89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4]清档，道光元年六月十日汪廷珍奏折："大吏簠簋不饬，因而不能禁县之浮收，因而启弁丁之勒索，由弁丁之勒索因而致群蠹之贪求，辗转相因，遂成痼弊，丁力疲乏职此之由，并非所颁分例不足敷用之故也。臣隶淮安，戚友半为旗丁，知之最真最悉。地方大吏不知严杜弊源，而唯讲求津贴，是徒百姓有限之膏脂，以填群蠹无厌之溪壑，而于旗丁究无丝毫之益"。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90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
　　[5]清档，道光元年六月十九日曹振镛奏折："日久弊生，州县则任意征求，旗丁则藉端勒索，民间苦累日甚。因而挟持州县，州县既有浮收之弊，遂不能不受勒索于旗丁；旗丁既有需索州县之事，则沿途各衙门奸胥蠹役亦不免勒索旗丁。是浮收之弊一开，竟至逐层剥削，无所底止"。参阅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90页，中华书局199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