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护城河、桥梁，那么接下来就是道路，我们说说京通古道。
　　通州因漕运而繁忙，凡南国粮米，江南百货，皇家用品，建筑材料，外国贡使，商贾行旅，学子官员，漕丁运夫等在此水陆交换，或乘船南下或弃舟登岸，绝大多数人从这里路过，目的地是京城或南方各地。这么多人往返京通之间，加上车马骆驼等运输牲畜，京通之间的交通状况可想而知。
　　过去的京通大道出朝阳门经八里庄、十里铺、三间房、杨闸过八里桥进通州西门，全长约20千米。到清雍正时，漕务繁重，此路却年久失修，官民苦之，于陆运不便，已经阻碍了国计民生。世宗皇帝于雍正七年（1729年）上谕拨帑银重修京通大道，并有御制碑文，碑文记述了修路原因和经过。
　　新修路面为石制，每块长约四尺多、宽二尺、厚八寸，全部为花岗岩条石，路宽约两丈，由朝阳门一直铺到通州城。这相当于今天的京通快速路，对京通交通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但不到200年的时间，路面便坑洼不平，路石御制石道碑也多半断裂，反倒影响了交通。1917年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翻修石道，掀掉朝阳门至通州西门的石块儿，铺碎石渣路面，与沙石路差不多，同时给这条路命名为“博爱路”。北门、南门石道至殷汝耕时期始拆除。
　　雍正时所修京通石道在近200年的时间里，起了很大的沟通作用，加大加快了这条路的运输能力，于官民漕运、人员往来都有不小贡献，雍正皇帝御制石道碑立在八里桥旁，碑文为：
　　自朝阳门至通州四十里，为国东门孔道，凡正供输将,匪颁诏糈，由通州达京师者，悉遵是路。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路，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逵也。虽平治之令，以时举行，而轮蹄经涉，月岁滋久，地势渐洼，又时雨既降，积雪初融之候，停注泥淖中，有一车之蹶，需数十人之力以资牵挽者矣。朕心轸念，爰命有司，相度鸠工，起洼为高，建修石路。计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修土道，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其由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及东西沿河两道，亦皆建修石路，共计长一千五十余丈，广一丈二尺及一丈五尺不等。费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奇。经始于雍正七年八月，至雍正八年五月告竣。有司请为文以纪其事。尝稽《周礼·地官·司徒》：“令野修道”，遂其“巡其道修”。郑锷疏曰：道路以通往来之途，使宾至如归，亦修文德以来远人之意。《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循行国邑，周视原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典籍所垂，凡体国经野之政，至备具也。朕临御以来，详求治理，蚤夜孜孜，惟恐不逮。近而郊圻，远而郡邑，即遐陬僻壤之区,其有关于利济民物者,莫不因地制宜,以次修举。是役也，远师古先圣王之良法美意，而斟酌久远，一劳永逸，良用欣慰。庶使遵是路者，瞻周道之荡乎正直，咸庆同轨之盛治焉。爰志其岁月而勒诸石云。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日本占领期间，曾重修了朝阳门至通州西门，过中山街到新城南门的公路，全程铺混凝土、沥青，时间为1940年。

　　一个城市的主要建筑还是民居，没有民居不能算城市，只能算是兵营或是行辕之类。下面说说那些有代表性、主要是现在仍有人居住的古代建筑，例如回民区的“十八个半截”。
　　“十八个半截”代指通州南城东南一片区域，是通州城内回民居住区，在牛市以南以东，今南街以东到东城墙这一带，分布着大小、长短、宽窄不一的十八条胡同儿，有些胡同儿还真是半截的死胡同儿，是城内海拔最低的地方。后来，人口繁衍，加上后迁来的回民，聚居区域由此向东向南发展，逐渐形成了“十八个半截”胡同儿。
　　回民来通州定居始于元代，第一批人在回民胡同儿一带落脚，当时他们还是草原牧民的生活方式，随着蒙古人来到通州。这一带在元初还是一片湖泊，芦苇丛生，杂草遍地，雨季一片汪洋，湖泊中夹杂着一块块菜地，这也正好适合初来回民的生活习惯。在湖泊、河塘西面有两条干涸的沟渠，入两条胡同儿，北沟河汊进入回民胡同儿东部，南边的沟渠直入熊家胡同儿与东半截胡同儿之间，两沟渠都有污水口，污水流入河塘，不过这已经是明代的事儿了。
　　这片河塘叫“莲花寺河”，早前有大片荷花盛开，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突然没有了，可能是被人把藕给挖干净了，或是受到什么不测而绝灭了。这片河塘的南面是紫竹庵，北面是莲花寺，在莲花寺的坡上可以看到城东南角的文昌阁，莲花寺西是老百姓的游戏场所。李卓吾曾寓居莲花寺。
　　明初以前，马家胡同儿这一带是元朝军队跑马的地方，也是放牧的地方，当时为了征税，便在牧场北侧设立了牛市，留下牛市岗这个地名，简称“牛市”。明初以前，这个岗子及以南以东地区有很多坟墓，今天“十八个半截”胡同儿里不少地方都挖出过古墓群，说明很早以前在中仓以东没有人居住，那时这里的居民都住在通流闸以北的北城。
　　元代在通州建13仓，这些仓大多在通流闸以南，这片地方被圈占为牧场和粮仓，正是因为牧场和粮仓才有的“探马赤军户”，因这里临近河流和草地，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便来到这里，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色目回民开始在此定居。
　　最初他们只是用一些很简陋的窝棚或是露天而居，后来发展成灰土房。如今尚存的大院瓦房，多是一两百年前的建筑，为当时少数有钱人所有。
　　随着海运的开拓，通惠河的开凿，漕运的发展，不断地修堤筑坝，通州开始繁荣，陆续有回族商人和外地回民迁入通州，回民的聚集地也不断扩大，最后遍及整个“十八个半截”，而这里原居的一些官绅则相继迁出。清末民初，先是八国联军火烧通州城，接着是民国初两次官兵哗变，烧抢商店，通州商业受到很大损失。牛市岗原本就高，连遭三次大火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房层，连烧过的渣土也没清理，直接就在上面建房，导致街心高出地面三尺多。
　　这一带房屋的建筑格局，旧时可分三个等级：磨砖对缝，起脊瓦房，高台阶，有檐廊，四合院或双四合院，有过厅，这种房不多，这是第一类；整砖、整瓦、灰房起脊，有半步檐廊的四合院，有四间或者八间东西厢房的建筑，还有就是三合房，这大多是经商的家庭，在东南城占四分之一左右，这是第二类；半头砖加城砖建起来的全部灰土房和低矮的平房，有两间厢房，平地起（即没有地基），院子小，这是第三类，占大多数。
　　旧时房屋产权变动频繁，像今天一样，有房产经纪人，旧时叫“拉纤的”，一手托两家，一买一卖，有点像“媒婆”，一旦交易成功，中间人收“中用钱”。这些人到处物色买方卖方，为买主出主意，也怂恿房主卖房或典房，直到达成买卖协议，双方书写契约。这种契约有固定格式，和今天中介的合同协议一样，都是现成文字。最后画押或盖章，中间人得钱而去。
　　和现在一样，房产要有房产证，那时叫房契，房产买卖成功后，须经衙署验证，这叫“顺契”，清嘉庆以前用“顺契”，以后是房契，这就相当于房产证了。那时的房契是半张高丽纸，印好的蓝色格式，在蓝字中间空白处填写房主姓名及房屋多少、大小、四至这些内容。后世兄弟分家，将原契一分为二，各持半份，作为凭证。直到房屋卖出时此房契才作废。房屋价格因各代使用钱币不同，币值也不一样，有铜钱，有银两，有纸票，无法一一具体说出。民国中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乱频仍，物价飞涨，钱币贬值太快，没人用钱计算房价，房价以粮食计算，所以，比如说给多少石小米，多少石棒子（就是玉米），以此来讨价还价。
　　回族也有将房产捐给清真寺的习惯，由清真寺出租或变卖，以供寺内所需。清真寺的房产来源均为捐赠，其能历久不衰，和这些捐赠有关，毕竟这解决了寺内的部分经费开支问题。
　　旧时房屋内部无所谓装修，一明两暗的房子，中间屋是灶台，东西屋用大白纸糊上顶棚，墙上抹上白灰，条砖铺上地面。阳面窗户，可以上支下摘，靠窗一铺火炕，用方砖或土坯支炕面，炕面下边走火走烟，再加上砖炕沿或木炕沿，这大概就是屋内的全部设施。过去，大户人家的房子一年检查一次就可以了，一般家庭则要在雨季来临之前修缮房屋，尤其是灰土房，有时要修一两次才能保证不漏雨。
　　冬天取暖，白天用大铁盘炉子，连做饭带取暖，夜里不敢放在屋里，怕煤气中毒，只能放在外边。夜里取暖靠烧炕，柴为玉米秸秆，这些秸秆是“用粪换来的”，农民种庄稼要用粪，城里人便把粪便、垃圾污水等撮一块，积成粪堆，天冷时和农民交换，当然，粪堆肯定得离房屋很远才行。换柴时也会因多少、质量发生口角，经常听到这种争执，现在想来很有意思。
　　“十八个半截”这片区域今天还在，仍有不少像模像样的老房存在，对研究通州民俗有很大的补益。
　　在回民聚集区，清真寺是不可或缺的建筑。
　　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随蒙古人来到通州并定居通州以后，他们还不太适应这种定居生活，而且，一开始人也不多，有个窝棚就能凑合，那时也没有财力建清真寺，谁也说不定哪天政府就让他们迁到别的什么地方，估计起初他们也没想到会永久居住在通州。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在这里住久了，清真寺就必不可少。通州城内的清真寺，建在南城的清真寺街始建于元朝，开始时规模较小，这可能与回民人口不多有关。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重修并扩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再次重修；1931年和1933年、1945年分别做过修缮。
　　此寺规模较大，而布局严谨对称，清真寺街北口建有牌坊，二柱一楼殿式格局，悬山大脊很是精致。清真寺东向临街，三间山门，中门为甬道，进门就是一座大影壁，绿琉璃吻兽，岔角贴石刻云纹，壁心是瓶花，下为须弥座。向北各有垂花小门一个，勾连搭两券，苏式彩画，小巧玲珑。影壁后面，是一座歇山重檐楼，大脊，当中立一高大宝瓶，同样的绿琉璃吻兽。上层四周有廊，木质护栏，悬一块“万寿无疆”匾，下层发券一间，匾额为“大哉乾元”。苏式彩画。楼两侧为夹墙门，砖砌仿木结构，悬山大脊。
　　中轴线上的主建筑是礼拜殿，明三暗五设计，高阔敞亮。一与二券均为三间，绿色琉璃瓦顶，敞厅卷棚脊，明间儿窑殿，制同稍间儿而大一倍。琉璃宝瓶直径1米、高2米。窑殿石砌望月台。殿内井口天花梁上绘满仿古国画，红漆金柱上塑缠枝牡丹。
　　南北配殿各三间，勾连搭二卷，南北水房各三间。殿两侧各有六角尖亭一座，四周小巧隔扇相围。寺内五通碑记，两个立在院中，两个嵌进壁室，一个镶进山墙，均精雕细刻，绝无马虎。清真寺南北各有一座三合院，与寺对称，结为一体。此寺现在仍是信教群众的活动场所。

　　一个古老城市，只有延续到近现代，并与现代生活相连接，才能体现它的底蕴与活力，体现它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才能很好地发展下去，这也是运河文化带的精髓所在。时至民国，北京最早的发电厂之一就建在通州。
　　电是现代化的源头，重要的生产生活能源，没有电就没有现代化的今天，是每一个古老城市继往开来的进步体现。北京最早的发电厂之一就设在通州，与石景山电厂同时开张，向北京城里供电，为北京近现代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发电厂全名为“北平电车公司发电厂”，这座发电厂设在通州，所发电力供应北平城里的有轨电车，即俗称的“铛铛车”，也供应部分居民用电。民国初年，开始筹建电车公司发电厂，最初选址在通州东南30多里路的马头村，但考虑距离北平较远,输电成本高,而且交通不便。后又准备建在通州城的土坝，可离居民区太近，一旦出事儿就可能殃及县城。最后选址在县城东南五里距离的大棚村，厂址设在北运河西岸。这里比马头村近了30多里路，北临铁路，又在运河边上，用煤用水都很方便，是个理想的建厂之地。
　　发电厂1923年动工，1928年建成发电。
　　这个发电厂还是通州第一个合资企业，由中法合资修建，总投资400万元，双方各占一半股份，中方投资又分官商各一半。中法双方股东联合推选董事长。由厂长负责全厂日常事务，首任厂长许昆，继任者有居炳悌、邓海荪、鞠砚耕等，抗战胜利后是漷学谦。工程技术人员为法国人格罗赛、桑司等人。用工约120人。
　　现在看这个发电厂，规模实在不大，但在民国初年这可算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毕竟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发电厂，矗立在一片低矮的土房中间，确属鹤立鸡群，其他建筑无法和它相比。
　　这个发电厂主要由两栋楼房、一个大烟囱、泵房、50间平房组成。南楼三层，约6000平方米，楼下层装一台循环泵，中层安装四台瑞士生产的发电机，其中1500瓦的一台，750瓦的两台，另一台较小，只有100瓦。第三层楼安装配电盘。这栋主楼北面，隔墙是另一座三层楼房，称北楼，这座楼实际上就是锅炉房，装有三台英国生产的锅炉，楼西是60米高的大烟囱。水泵房建在运河边上，下水道联通畜水池，供水循环进出排放。
　　为运原料煤，北平电车公司发电厂修了一条专线铁路，由通州火车东站直通电厂。自发电厂向北京崇文门方向的北平电车公司架设413根水泥电杆，电厂发电以后，除供应北平电车公司外，还相继供应双桥无线电台、双桥火车站、通县电灯公司和北平自来水公司孙河水厂用电。
　　此电厂1955年扩建，1962年停办，历时30多年。

　　从古路县、潞县到通州，无不与水陆交通有关，而水陆交会之处，正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如此。通州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始终与军队有关。民国时，冯玉祥的西北系军队始终在通州驻有部队，直到“七·七事变”宋哲元部被迫退出通州。
　　驻军就要有营盘，有住的地方。1916年6月冯玉祥从四川回师北京，部队驻扎在廊坊和通州一带，其中一个团驻通州，这是冯军第一次在通州修建营房，位置在旧城南门外的小营村，后称“小营房”。
　　此后，冯玉祥逼宫赶走末代皇帝溥仪，又迫使张勋复辟失败逃走。其后，他拒绝北洋政府命令，不与南军作战，倡导南北议和，得到孙中山好评。1922年10月，冯任陆军检阅使，却未放军权，令其部队驻扎南苑一带，因南苑营房不足，命张之汇第七旅驻通州。因原有的小营房面积不够用，另建营盘，即现在所称的“老四营”。
　　新营盘仍建在旧城南门外，在今后窑村东，京秦铁路以北，占地5.5公顷，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筑在营盘北部。中为一个四合院儿，坐北朝南，有东西跨院。中轴线上，前排为倒座筒子房，东西向19间，进深三间，东西各有通道，两山有外开门。
　　明间宽4.5米、进深10米，为三层小楼，底层发券大门洞，中层进深两间，分内外两室，外室两山设券窗，哨兵可以东、西、南三方向观望，内室也为券门在两山偏南位置设望孔，可看到东西方向，此为警卫值勤之所。外室有前展平台，花墙护栏，两侧砖砌21级踏垛，用以阅兵。顶层略有收分，筒瓦攒尖四角顶，顶上是木旗杆，四面砌圆形券孔，上悬一口铁钟，报时、报警所用。这就是钟警楼。
　　钟警楼对面是礼堂，进深三间，东西配房各十间，进深同样三间，形制与倒座房相同，东西跨院各有四排平房，均为十间，进深一间，硬山合瓦清水脊，起券玻璃门窗，院内外植花木绿草，应是军官宿舍。
　　1935年，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该营盘驻有宋哲元二十九军一部，阻止日军南下，另有部队驻南关及三义庙等地，后来便统称这些营房为老四营，上一代人至今还这样称呼。
　　解放军进入通州后不久，解放军总参谋部机要局从平山县西柏坡迁此，直到1954年迁往北京东城，在此办公六年时间。总参机要局迁出后，解放军二六三医院设在此处，建筑未做改动，只是用红瓦换下了灰合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