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漷县县城，汉时属泉州；东临古笥沟（辽改称港沟河）；地处古延芳淀东沿。古延芳淀水面辽阔，是古雍奴薮的一部分，盛水期与今天津连成一片；淡水季则分成若干有水道相连的小沼淀。在雍奴薮中有很多小岛似的高地，为人类的居住与生活提供了可能，尤其适合无家可归的流民，一些村镇在这些小岛上建立并发展起来。
　　后晋石敬瑭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将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作为礼物，自做儿皇帝，此时此地属于契丹族所有。辽会同元年（938年）在燕京设陪都南京，对其国境南北实行分治，南部实行原有的封建制度，北部地区仍沿习初级奴隶制度，契丹人与汉人分而治之。
　　因古雍奴薮的地理环境酷似契丹人发祥地的延芳淀，将霍阴以东的水面命名为延芳淀，以示占领和对老家的怀念。之所以称延芳淀，是因为这一带水面适合他们固有的“捺钵文化”，“捺钵”为契丹口语的汉译，其意就是狩猎。从此，辽、金乃至元朝的皇家便将此地作为狩猎之地，在此沿习他们的风俗习惯，同时也在此办公，并起练兵作用。
　　至辽圣宗时，太后萧氏掌权，每到春季，帝、后及王族贵戚百官等来此狩猎，在放鹰台等地放海东青猎擒天鹅，人数众多，可出动上万军人，如同一场小型战争，这实际是在操练军队。就在此时，为方便起见，分潞县南和武清北各一小部分在霍阴镇设霍阴县。后迁今址，即今漷县古城。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漷县升为漷州，领武清、香河二县。其原因大概仍与游牧民族的狩猎习俗有关，将县升州，重建漷城，利于皇帝驻跸。所以，史书记几位元帝驻跸漷州，驻跸时间也不短，而记驻跸柳林行宫的则较少，且时间上也已是元代后期。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漷州降为漷县，上属通州。漷县在明中期以前是否有城史无记载。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横行冀、鲁、豫等地，漕运几断，逼近京师，知县郭梅主持修城，当时周仅二里许，连护城濠堑都没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直隶巡查御史闫委、通州州同陈昶主持重修，周围扩到三里。上加女墙，四面各建城楼，仍为土城，高一丈二尺、顶宽一丈、基近二丈。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知县吕哲再次重修，并为四门题额，北称“拱阙”、南称“迎薰”、东曰“临津”、西曰“通都”。万历四年（1576年），霸州兵备道曹当勉、知县李子擢、知县宋祉等人相继修葺，外砌砖，基垫石，周围约2.5千米，高6米，顶宽3.6米，底宽7.3米，女墙高1.7米。三面开护城河，宽近9米，深近4米，东以港沟河代为护城河，新建南北城门楼，南沿用旧称，北门改为“巩京”，东西开设小门各一座。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夏秋之交，因连日大雨，城墙多处倒塌，知县艾友芝重修。崇祯八年（1635年），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声势浩大，准备推翻明朝，京畿各地大震，知县涂应召劝民捐修城池，城墙增高1.66米，拓宽1.66米。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夏，泗河泛滥，大水冲毁北、西、南三面城墙，东墙也仅剩一座城门。没来得及修复，便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撤县，其地并入通州。后来，通州绿营守备徐某稍加修缮。至同治七年（1868年）又劝捐修筑土城，周边2000米，土城后因村民用土已为平地，今存护城河一段。

　　漷县历史上名人辈出，辽圣宗时太尉郭珍，金章宗时张享，元代郭汝梅，明代岳正、董芳，清代耿宗舜等都是漷县人。
　　漷县虽为小县，清以前却繁盛一时，为京东名邑，有“四台八庙七十二眼井”之说。辽主元皇，王公贵族，经常驻跸漷州或漷县，由此西猎延芳淀。城内行宫衙署，宫观寺院，学宫民居，仓房料厂，巡检司，商贾漕丁无其不有。城内有甘泉井，传为辽萧后命人所凿，井水甘甜可口，为御用井。
　　昔人用“烟光粼粼万瓦青”诗句形容漷县。漷县同样有八景，依次为：泮宫古槐、禅林宝塔、驻跸甘泉、白河鱼舟、长堤回雁、远浦飞鸿、晾鹰旧台、春郊烟树。可想当年胜景。
　　旧时，不大的漷县城，有七八座名人牌坊，如“世允流光坊”为明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之父李伟所建，“翰林坊”为明兴化知府岳正所建，“大司寇坊”为明刑部尚书董芳所建，“少宗伯坊”为明礼部侍郎李温所建，“登科坊”为明举人杨浚所建，“乡进士坊”为明举人徐盛所建。其他乡村不计在内。
　　自明初向漷县大量迁入移民开垦荒地和收缩后的延芳淀，这里便迁来大量山后、山西和山东移民，另从南方迁来一些懂得农业生产技术的移民。这些人一起，在漷县四周辛勤劳作，才有今天的人烟稠密，良田万顷。其实，漷县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至今故老相传：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