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通州历史悠久，地域广袤而富饶，特别是位于大运河的北端，是金、元、明、清几代的漕运仓储重地，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堪称京畿要邑。这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使古老的通州不仅经济繁荣，并且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老年间人们的日常生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杂以大量封建迷信之陋俗，劳神伤财，贻害匪浅。解放后，随着人民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对那些唯心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迷信和积弊陋习，逐渐有了深刻、正确的认识。特别是党和政府大力提倡移风易俗，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如《婚姻法》），对沿袭几千年的陈习旧俗，几乎涤荡殆尽。近年虽稍有复苏，但绝不会重蹈覆辙。笔者之所以回忆这段历史，是想用来揭露其危害以杜绝沉渣泛起，毫无怀古倡旧之意，谅读者定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披览拙文。
      自古及今，人到成年（古代男称“及冠”、女称“及笄”）一般都要男婚女嫁，从而组成家庭，故通称结婚为成家。家庭不仅是构成社会的细胞，古人更为重视的是婚后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繁衍宗嗣。我国很早就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视为必须遵循的古训，并且把妇女婚后无子列为“七出”之首。所以人们常用“螽斯衍庆”之类的辞藻祝福新婚夫妇多子多孙。结婚被看成人生头等大喜事，所以素有“小登科”之美誉，老百姓叫做办喜事、红事，成为人生四大仪礼之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制度的演变，人们文明教养程度的进化，旧的婚嫁仪礼从形式到内容总在不断地变化，但是万变未离其宗，多少年来一直被束缚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从一而终”这套封建婚姻制度的桎桔之中。
      传说伏羲和女娲是我国最早一对夫妻，当时定婚“以俪（成对的鹿皮）为礼”。后经夏商的“迎亲于堂”，直到周朝才完善了包括“纳采”（送礼求婚）、“问名”（询问女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纳吉”（备礼订婚）、“纳征”（向女家送聘礼）、“请期”（向女家议定婚期）、“亲迎”（新郎亲自迎娶）等所谓的“六礼”，初步奠定了我国传统婚礼的基础，延续了几千年。纵观中国的婚礼习俗，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而且横向对照，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笔者仅以通州解放前汉族的婚礼习俗为主线，尽管通州的婚礼习俗与其它地区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从实际意义上讲，同样是通过“花红彩礼”、“明媒正娶”操办喜事，使得婚姻关系合法化。同时由于社会地位、门第高低、财产贫富等方面的差别，婚礼的繁简也就相差悬殊了。